8月17日我接到成都纳西文化学会会长杨尚孔先生的邮件曰：“仕华兄：我12号回到成都。今日下午，文军、志云我们三人去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看望病危中的李绍明先生，先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一直关注着纳族兄弟的未来，对我们在成都的工作始终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是带看感恩的心情去看望他的。但愿这不是最后的一次！”我当即回信感谢成都纳西学会探望病中的李先生，我也请他们转达我的问候，祈望李先生渡过难关，康复如初。
    8月20日中午，我突然收到纳西族作家白郎从成都发来的手机短信：“朋友们：长期关心支持纳西文化的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因病已于今日凌晨4点16分驾鹤西去！”当时我正在书桌前校订论文，桌上堆垒者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长袁晓文先生赠送的“藏彝走廊”丛书10余册，是半个月前在昆明从四川民族研究所李豫浔先生处接来的。李先生著的《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李先生和童恩正先生主编的《雅砻江江流域民族考察报告》；马长寿主编，李先生整理的《凉山美姑九口乡社会历史调查》等著作，睹物思人，我还未来得及仔细拜读请教，李先生既已经走了，令人怅然无奈，只能祈愿先生一路走好，道德文章沾溉后学。
    我于7月底参加昆明举行的16届人类学大会，李先生与台湾中研院民族学所所长黄树民教授共同主持“藏彝走廊”专题论坛，我也应邀充数论坛，并发表了《论藏彝走廊的纳系族群》一文。本该有李先生出现的会场，只有黄树民教授沉静地坐在云大文渊楼309教室一角倾听与会学者的报告，冥冥中依旧感觉缺了什么，作为论坛主席之一的李先生的未能到场，给论坛留下无以言说的遗憾，我在演讲前也表达了此番感受。耿静女士分发给我的论坛材料中有一份李先生为日本学者松冈正子女士有关震后羌族研究新著的中日文对照的序文，会上与袁晓文、李锦、李星星、石硕、张建世、尚云川等川中师友见面时获知李先生因病住院的消息，但远没有想到李先生的病情恶化会这般快。此前因我刚接到四川藏学会第六届藏学研讨会的邀请函，我还想着年底去成都开藏学会议时再去看望李先生，并向他请教具体的研究内容，不料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作为纳西族的后学，从纳西族前辈学者方国瑜、和志武、和万宝等前辈的言传中开始认识李先生，2000年后在四川甘孜、阿坝、凉山、西藏东南调查时，经常有机会在成都与李先生见面请教，此后还在凉山美姑，西昌，青海的西宁，成都、北京等地多次与李先生一起或开会，或参加调研，一有机会，我都要认真去倾听李先生的教诲和学术报告。每次见面，李先生对我一直鼓励有加，客观充分肯定纳西族及其文化研究在藏彝走廊研究中的重要性。2007年11月我在丽江主持“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热诚邀请李先生前来参加，只因李先生作为土家族人，早已答应参加在湖北举行的土家族民族认定50周年纪念活动，而未能如愿，但李先生欣然答应为会议论文集担任学术顾问，并说以后还有机会一起研讨纳西文化。认为木氏土司研究也是藏彝走廊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研讨十分必要。
    2007年5月9日年他应中央民族大学的邀请来京讲学，讲演《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我有幸在民族大学2号楼会议室聆听先生的高论，李先生从“华西学派”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入手，他主张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中国的人类学到底有没有学派这个问题做出客观判断。他认为如果按照西方的框架和范式来界定，那么中国的人类学就不存在学派之说，民族学史家在论著中的南派、北派之分也就无从谈起。李先生主张研究中国的学术史，不能脱离国情，不能奉西方的标准为圭臬，而应以学术史的证据为凭证，论证中国人类学史上的确存在过华西学派，鉴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和时势的变迁，政局的动荡、改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远未能达到系统完善的开山创派意义的学派名目的确立，就已随历史而逝。但留存至今的学术刊物和系列著作的存世影响深远，足以证明华西学派是中国人类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学术流派，因学者及学术机构居于川中华西坝故名。
    李先生肯定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风格清晰的发展脉络及学术业绩，他主张将华西人类学派的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11～1937年为萌芽或初创阶段；1938～1945年为形成和发展阶段；1946～1952年为继续发展阶段。1952年以后院系调整归并，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而退出历史。华西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仅存在了42年，学术成果却影响至今，波及学坛，更是藏彝走廊和现代西南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积累和基础。
    李先生将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的理论建树和方法论特征及研究重点简扼地总结为：首先是在学术理论上的对各流派均有吸纳；其次在研究方法中的特别强调田野民族志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结合；三是在研究地域而言注重康藏区域文化的研究。再次宣示了李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学术史的研究和良好学术范式的承接，彰显了为往圣继绝学，继往开来的历史民族学精神。
    讲演结束后李先生还应邀到民族所为我们“藏彝走廊族群认同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课题组介绍藏彝走廊研究的学术脉络，为我们解答田野中碰到的疑问，在魏公村刘家香饭馆共进晚餐，与我们年轻人谈笑风生，记忆犹新。    
    李先生被几代纳西族学人视为纳西文化的知音和纳人的师者、尊者和诤友，完全是基于数十年间，李先生秉持学者的求实原则，胸怀济世为民的良心，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学者风范使然。
    李先生的《论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属问题》、《邛都夷与大石墓的族属问题》、《麽些闰盐古道》（与李星星先生合著）、《金沙江文化简论》、《康巴文化简论》、《从康南石板墓论纳西族族源》等系列论文，依凭李先生数十年累积的学术功力，结合历史记载，田野调查，考古证据，文献资料条分缕析，严密论证，客观允当地评价分析了纳西族的历史来源，发展历程和族系分化进程，充分肯定了纳西族先民在藏彝走廊区域，开发经略滇康高原，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川滇交界区域纳系族群的识别和认同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学术界未能做出明确识别和定论的老大难问题，李先生《论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属问题》（首发于《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后收入香港《新亚学术集刊》第6期《中国人类学研究专号》）第一次全面论析了纳日人与蒙古人的关系，纳日人的族源与迁徙纳日人的政治制度、语言经济文化生活民俗宗教结合川滇交界区域的历史民族文化诸多证据，客观指出纳日人中虽渗入了蒙古人的血统，但却不是蒙古人，其族源汉晋时出现的摩沙夷。古麽些人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即纳日，居于川滇边境，是为东部；另一支即纳西居于滇西北丽江一带，是为西部。他主张两支人之间既有同源关系，也有区别的界限，但也是和睦相处，因此认为在考虑纳日人的民族成份时，必须在充分尊重纳日人民群众意愿的情况下，通过纳日、纳西两个支系广大群众的充分协商，以确定其族称。李先生为了坚持此观点曾经在盐源受过误解者的威胁，但李先生不为所动，依然自始至终坚持他的这一独断当代的见解。
    李先生自1980年代以来认可起用纳族群这一概念。2007年9月19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 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青海西宁市召开。我提交了《谁是MOSO？——论古摩挲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一文主张为了尊重纳西和纳日两支之间的历时同源关系和共时格局中归属不同民族的差异，以“纳系族群”（the Ethnic groups of Na system）来指称这些族群，这一术语其后得到同人的认可和使用，遂逐步在学界推开。李先生也欣然同意此说，实现了从“纳族群”到“纳系族群”的转换。
    李先生作为多年关注、研究藏彝走廊和纳系族群的权威学者，一直是成都纳西族欢度民族节日时必邀的贵宾。2009年3月7日下午，李先生应旅蓉纳西族同胞的特别邀请，参加“滇川藏交角区域纳系族群民间文化保护论坛”，他在会上提议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纳系族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主张要打破行政区划设置带来的弊端。另外，他对有些学者把盐井纳西族的造盐技术人为地说成他族所为的观点作了证伪，指明此举的错误和违背历史事实，并呼吁纳西族要加强本民族文化、技术的保护！
    李先生参加这次论坛既成了他最后一次为纳西族和纳系族群研究建言。李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宽广，视野宏阔，持论谨严，为人温和低调。所著的《民族学》、《羌族史》、《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蜀民族史论集》、《川东酉水土家》《土家族史》等著作影响广远，领域各异，远非我所能评论者。
    李绍明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民族学家，1952年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转入四川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先生的治学风格烙有历史人类学的印记，对藏彝走廊中的许多族群都有过十分深入的实地调研，注重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科技史等多学科证据的综合运用，其风范和门径足为后学效法。
    李先生承绪了川中硕学徐中舒、任乃强、蒙文通、闻宥、马长寿、冯汉骥等前辈大家的学风，在西南民族研究中强调第一手的材料和扎实的田野功夫。在其晚年，李先生深悟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这一概念的精义深旨，一再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学者和同道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开设藏彝走廊专栏，鼓励田野调查，促进海峡两岸及国际学术界的藏彝走廊研究，身体力行，推崇前辈学者得成就，整理刊布师辈的存世遗稿，奖掖后学，有口皆碑。
    李先生是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更是藏彝走廊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李先生自川大毕业已降，一生奔走于藏彝走廊各民族间，对彝族、羌族、藏族、纳西族、土家族的研究尤为精深独到。备受西南各民族学者和学术界的敬重。李先生以其为人为学的高风和阔大的胸怀，团结了大西南区域各路风格独树，专攻有别，师承家派各异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于周围，尤其使川中民族学研究者一团和气，各美其美，极大地推进了西南中国民族学研究事业。
    时下之学界，沽名钓誉、渔色牟利、抽主编疯、发课题病者不在少数；官学一体，以势压人，欺世盗名者亦不乏其人。此种时境中，葆有令人钦敬的为人为学风范者，少而甚少，而李先生则是我所敬仰的道德文章兼美，有长者风范的极少数尊者。李先生一直对纳文化关怀备至，先生辞世，不禁令我感戴伤怀。我深切地感到一位仁德宽厚的师者离开了我们。先生已逝，空留千载白云悠悠，惟愿绍明先生一路走好，相信先生的嘉言懿行必将启迪、护佑更多的有志于藏彝走廊研究和西南中国研究的后学更加奋然前行，弘正道于天地间。
    2009年8月20日星期四于京西畏吾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