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阮先生与我的关系
1、他是我的学术引路人
1987年，我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本科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从1989年开始，我就开始以都市人类学为主要研究方向。饮水思源，这归功于阮先生。因为1989年，阮先生在所里组织一个“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研讨会”，我当时被借调到所里科研处帮忙筹备此会，虽然资历很浅，却有机会参加了这个国际会议。由此，我受益终身。
2017年，在回顾自己30年来的学术研究经历时，我多次讲到：“我特别感激阮西湖老先生曾经给予我的指导和教诲，他是我走进都市人类学殿堂的领路人。”2017年，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中学等几个学校邀请我去搞讲座，谈“30年以来我在国内外经济社会调查的经历”时，每一次讲座我都会提到阮先生的引路之恩。
2、他是我的恩师
从名义上来说，阮先生不是我的老师；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阮先生却是我的恩师。是他指导我如何开展都市人类学的理论探讨，我们俩合写过一篇论文《都市人类学研究在国外》，1994年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是他教我如何做好《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的编辑和校对工作 [注：《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创刊于1992年，我从第二年（1993年）开始参与编辑工作，直到2002年停刊；从1992年到2002年历时10年，总共刊出了26期。其中，有很多期主要是由我和杜发春轮流担任责任编辑完成。]；是他教我如何在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同时，兼顾学会组织工作；是他教我如何到院外事局（现为国际合作局）办事；是他教我如何处理好我所与国家民委的关系；是他教我如何参与和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所以，我愿意尊称他为先生。
3、他是我的忘年交
阮先生（1927年生）与我的年龄相差近40岁。阮先生算是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三代学者，当时我算是第六代学人，我们俩之间相距好几代。[注：对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的世代，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最常见的划分方法是，大致每10年为一个世代。第一代学者，多为1890-1900年代出生的，如蔡元培、吴文藻、林惠祥、杨成志、吴泽霖、杨堃、潘光旦、翁独健、黄现璠、方国瑜、吴定良、欧阳翥等。第一代是一个跨了20年的世代，因为当时处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创立期，主要有这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共同形成了第一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多是1910年代出生的，如费孝通、林耀华、梁钊韬、江应樑、李有义、马曜、马长寿等。第三代学者，多为1920年代出生的，如刘尧汉、陈永龄、宋蜀华、容观琼、阮西湖、胡庆均等。以后各代，依此类推。第四代学者，多为1930-1940年代出生的；第五代学者，多是195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学者，多是1960年代出生的；第七代学者，多是1970年代出生的；第八代学者，多是1980年代出生的；第九代学者，多是1990年代出生的。]因为他是福建漳州人，我是海南海口人（福建闽南移民的后裔），我们俩的母语都是闽南话，很多风俗习惯都比较接近，因而，我跟阮先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远离家乡千里之外，在北京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我愿意把阮先生视为学术上和工作上的忘年交。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1989年当我认识阮先生时他已到退休年龄了。目前，我个人所知道的阮先生的学术贡献，很多都是在他退休之后做出来的。
二、阮先生的学术贡献
1、他为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的国际化进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阮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参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组织的学术活动的中国学者之一。自1983年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11届世界大会之后，他就开始推动我国有关机构和学者积极参与IUAES的有关学术会议，并建议我国有关机构积极申办和承办该组织的相关会议，由此，促成了我国学者从1988年开始组团参加IUAES第12届世界大会（1988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IUAES第13届世界大会（1993年，墨西哥，墨西哥城）、IUAES第14届世界大会（1998年，美国，威廉斯堡）、IUAES第15届世界大会（2003年，意大利，佛罗伦萨）。
又比如，1998年，在美国，中国申办IUAES世界大会不成功，但获得了2000年IUAES中期会议的主办权；2000年，在北京，中国成功举办了IUAES中期会议。2003年，在意大利，中国击败澳大利亚获得了IUAES第16届世界大会的主办权；2009年，在昆明，中国圆满举办了IUAES第16届世界大会。
总之，阮先生在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的国际化水平做出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别人难以企及。
2、他从国际上引进都市人类学，在中国创立人类学这门分支学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都市人类学方面，阮先生组织或策划完成了四件事：（1）1989年12月30日至1990年1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秘书长纳斯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参加，首次将都市人类学从国际上正式引进到中国。（2）1991年，上述会议的论文集《都市人类学》（阮西湖主编），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3）1992年，推动国家民委成立了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不但使这个分支学科在中国有了一个学术组织，而且搭建起了一个中国学者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4）推动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组织召开几次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四本论文集，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类学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
3、他是我国第一位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领导层任职的人
1993年, 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行IUAES第13届世界大会期间，阮先生被推选进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领导层，担任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1993-1998），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唯一代表；1998年，在美国威廉斯堡召开IUAES第14届世界大会期间，阮先生获得了连任，接着担任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1998-2003）。
三、阮先生留给我的学术遗产、对我的影响
1、平视西方学术
我记得，1989年在筹备“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研讨会”的时候，阮先生曾经对我说过：“都市人类学在欧美也是新兴分支学科，西方比我们早一点而已，我们好好努力，可以很快赶上他们”。在当时，这些话给我这个学术新人极大的信心。后来，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与西方学术界的联系逐渐增多，进一步增强了我平视西方学术的态度。然而，我们的有些同行至今依然奉西方学术为尊，甚至一辈子不但自己没有找到学术自信，而且带出来的学生也是一帮“崇洋媚外”的人。
2、搭建学术平台，做好学术组织者
（1）在一个人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搭建学术平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阮先生是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受阮先生曾经试图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创立一个专业委员会的影响，在国家民委国际司时任副司长吴金光的鼓励下，我于2009年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创立了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至今已有10多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于2010年也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框架下创立了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至今也有10年了。搭建学术平台和做好学术组织者，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学术平台，就很难充当好学术组织者。
（2）做好学术组织者。无论是在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组织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中，还是在参加或承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各种国际会议时，阮先生都喜欢充当学术组织者。受阮先生的影响，我从年轻的时候（1989年，23岁）开始，就不但乐意参加学术团体（如各种学会）的组织工作，而且愿意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组织工作。比如，从2003年到2009年这六年时间里，我在申办和筹备IUAES第16届世界大会的过程中，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此，我不但无怨无悔，而且很有成就感。
然而，据我所知，有的年轻学人只关心自己的论文撰写，不愿意花时间为学术同行做一点会议服务工作；有的年轻学者不重视参加学术会议，以为开会只是宣读一下论文，很无聊。其实，参加或组织学术会议，都是一个人学术成长中的关键环节。在此，我希望，我认识的或是指导过的年轻学者能够认识到学术会议的重要性，在各种学术活动中积极锻炼，努力成为学术组织者。
3、指导和引导后学不断进步
在我跟阮先生交往的过程中，他对我总是诲人不倦，细心地指导和耐心地引导我这个后学不断进步。在此，我也希望，我已经和正在把阮先生对我的细心指导和耐心引导传递给我的学生、我的年轻同事、我认识的中青年同行。
4、他的工作精神一直影响着我
有一位哲人说过：“成功者学习别人的经验，平凡人学习自己的经验，只有第一名可以教你如何成为第一名。”阮先生还有四点工作精神一直影响着我。
（1）执着坚守。无论是在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走向国际的过程中，还是在引进都市人类学并使之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进程中，每当遇到挫折，从来不言放弃；每当遇到领导不支持或同事不理解，从来不抱怨。阮先生总是怀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坚毅态度，一旦目标确定下来之后，就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做下去。
（2）坚持己见。在学术研究方面，阮先生非常强调要形成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比如，阮先生提出，民族与族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我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能力排众议，坚持己见，这种独立学术思考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3）抓大放小。无论是在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思考热门学术议题，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阮先生都给过我指导：要有大局观念，要注意抓大放小，要抓住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
（4）事必躬亲。比如，阮先生不但指导我做好《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的编辑和校对工作，而且还亲力亲为，跟我一起在办公室里，把每一期新刊印好的《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装到信封里，并写上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每次要邮寄400多份，即每次我们需要写400多信封，并一本一本地把通讯装到400多个信封里。
四、欣慰与遗憾
对阮先生，我有三点欣慰和两点遗憾。
1、三点欣慰
（1）曾为阮先生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
在我的提议下，在国家民委政法司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和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于2002年4月20至21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庆祝阮西湖教授从事学术研究五十年暨都市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会议对阮先生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50年来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给阮先生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
（2）都市人类学后继有人
在阮先生的积极努力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于1992年在我所召开成立大会，主管单位是国家民委；为了更好地筹备IUAES第16届世界大会，该学会于2007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更名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管单位还是国家民委。2010年，经民政部批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设立了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在我所里有备案，秘书长是杜发春，主任是麻国庆，联合主任是张继焦。2020年，都市人类学专委会改选，秘书处还设在我所里；现任秘书长是杜倩萍，主任是杜发春。麻国庆、张继焦两位不再担任该专委会的职务。
（3）我国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领导层后继有人
阮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领导层任职的人。我国第二位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领导层任职的人是清华大学景军教授，2003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IUAES第15届世界大会期间，由于中国获得了IUAES第16届世界大会主办权，他被推选为该联合会副主席（2003-2008）；2009年，由于中国在昆明圆满举办了IUAES第16届世界大会，他自动连任该联合会副主席（2008-2013）。我国第三位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领导层任职的人是张继焦，2013年，在英国曼切斯特举办IUAES第17届世界大会期间，被选举为该联合会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理事长（2013-2018）；2018年，在巴西IUAES第18届世界大会期间，通过投票选举获得连任，继续担任该联合会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理事长（2018-2023），代表中国和东南亚。
我希望，我们能够继承阮先生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整个学科的国际化水平。
2、两点遗憾
对阮先生，我感到有两点遗憾：（1）澳大利亚研究没有继承下来。阮先生开创的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研究事业，已有很好的基础，我也曾做过一点努力想传承下来，可惜至今还没有好好地把这个学术传统继承下来。（2）最近几年，可能是由于各种杂事搞得太忙了，我没有跟阮先生经常联系，也没有去看望他。对此，我非常内疚。
愿阮先生在天之灵一路走好！
2021年2月21日星期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