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教育家、民族学家马曜先生（1911—2006）诞辰112周年，也是马老逝世17周年。身为马老后辈，我曾聆听过教诲，又常听詹承绪先生谈及马老对他的帮助和爱护，令我对马老崇高的人品学识，由衷敬佩，深切怀念。

马老是云南大理洱源人，白族。他毕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民族工作和学术研究，殚精竭虑，奋斗不懈。马老的一生成就卓越，至少有如下一些方面永留史册，光照后辈。

　　有理想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 

马老自小就有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学习、奋斗终身的志向。1931年，马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就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投身革命工作。1932年，他受党派遣打入滇军内部，从事策反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马老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解放战争期间，马老作为中共地下党云南三人统战工作小组的成员，为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云南省委副秘书长、《思想战线》总编辑等众多领导职务。无论在何岗位，马老一贯公正严明，只做利国利民的事，从不徇私舞弊。对于推动民族工作及民族科研事业发展，马老也尽心尽力。他呼吁民族工作者除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外，必须追求真理，走革命道路，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这充分体现了马老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

　　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马老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60余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在先后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民族学院院长期间，在教学的同时，潜心学术，又博又专，发表《云南古代史》《白族异源同流说》《从西双版纳看西周》等著作200余种。在教学中，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成为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的有创见的英才。他认为，“发展经济，教育必须先行”，提出“每年分期分批从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边远山区少数民族中，挑选大量聪颖儿童和青年，送到大中城市资源优质的各类学校培养”，努力为边疆民族地区多出、快出和出好人才和师资。马老倡导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学成后返回原地任教和工作，这为我国边疆和山区的少数民族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人才和骨干力量。实践证明，这种人才培养体制的实践，不仅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十分有效，对后来中央制定的类似政策也起到示范与推动作用。

　　贡献卓著的民族学家 

马老是白族人。他深知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个民族历史进程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别，党和政府的任何政策措施都应该考虑这个基本国情，但又必须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步与强盛。自1955年起，他先后带领民族学生、干部、教师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深入系统调查，并向中共云南省委呈送研究报告，提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主要矛盾不是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而是贫穷和落后的问题”，建议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不必划分阶级和重分土地”，可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互助协商等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共云南省委采纳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的意见，并获得中央批准在云南省实行。这对解放初期稳定云南边防，促进民族地区恢复经济，加强中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贡献良多。

马老不但在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工作中有许多创举，还为恢复民族学科、成立民族学学会、创办民族学刊物全力以赴。据詹承绪先生说：1979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秋浦着手成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请马老参加筹备工作。当时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向零所长、云南民族学院马曜院长都热情支持，愿意提供场地并协助工作。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王朝闻同志的支持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1984年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首届会议在贵阳召开。经会员选举，秋浦为会长，马曜等七人任副会长，詹承绪任秘书长。马老在会议结束时的闭幕词非常精彩。他总结了会议达成的七点共识：民族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调查研究方法、正确对待国外民族学、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等。马老报告中如下一段话更令与会者既感动又受教益。他说：“科学的翅膀不可能接受模式的束缚。我们应当支持不同观点的争鸣，支持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勇气。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当欢迎。如能自成体系、独辟蹊径，那就更好。”马老具备不畏险阻、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全体民族工作者、科研学人学习遵循的榜样。

在贵阳开完会后，马曜副会长立即同秋浦、詹承绪及云南省民族学界专家、学者商议，争取在昆明召开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第二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1981年7月，会议如期在昆明举行，会议代表41人，包括汉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壮族、白族、纳西族、侗族、达呼（斡）尔族的众多著名学者。会上确定了发展我国民族学的初步设想，确定了1982年召开民族学学术讲座会的中心议题。马老为协调组织云南省有关各方开好此会费尽心力，也为此后各省民族学会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此后，马老还亲自领导创办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并当选为会长，创办了《西南民族研究》会刊。中国民族学学会出版的会刊《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国民族学通讯》也都得到马老的大力支持。可以说，中国民族学的复兴、发展和成就，凝结着马老和同辈民族学家们的心血、智慧和贡献。

　　高风亮节的学人品质 

1961年，詹承绪先生被指定为彝族调查组白族分组的组长，要带领几位学者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府下关市，负责《白族调查报告》的整理铅印、补充调查以及《白族简史》的修订工作。他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务，心中没底，让我陪他一同去见白族研究权威马曜教授。马老热情接待了我俩。詹承绪说：“马老，我过几天要带队去下关。组织上要我们白族组的几个人负责修订《白族简史》和整理《白族调查报告》。我过去对白族情况知之甚少，很忐忑，望马老赐教。”马老鼓励道：“你不要因为自己是汉族同志，就对到白族地区做调查研究工作有顾虑。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流合作，共同创造着中华文明，努力建设着伟大的祖国。你本着这个信念到下面去，同白族人民交流，他们会认同并欢迎你们的。”接着，马老介绍了白族几个支系的概貌，指出“勒墨、那马两个支系的调查尚薄弱；听说湖南也有少量白族，还没有人调查过。你们的任务很重，却很重要，很有价值”。他鼓励詹承绪好好干，最后介绍了一些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领导、学者给詹承绪。

1962年10月，詹承绪将白族分组同事们合作完成的《白族简史》修订稿、整理编辑的《白族调查报告》第一辑和第二辑交付领导审查后，白族分组解散，相关人员各回原单位。詹承绪则跟随彝族调查组组长杜玉亭赴宁蒗县调查小凉山彝族与永宁纳西摩梭人，对白族勒墨和那马两个支系的补缺，就只能搁置。但詹承绪始终没有忘记马老的嘱托。他于1982年3月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龙初、修世华等同事共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县调查勒墨人，并对兰坪县的那马人做田野采访。1988年10月，他独自前往湖南省桑植县调查自称“白尼”的白族支系。所有这些调查报告都铅印发表，总算完成了马老交办的任务。

马老广博精深的学识、对后辈的扶助爱惜，深得学界好评，也足显他的耀眼光芒。如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称赞马曜、缪鸾和合著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是一部学术杰作。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称赞马老“有深厚的功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说：“从（马曜）先生的论著中，仍获得许多教益。”走笔至此，可以引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谢剑的评价搁笔。谢教授曰：“（马曜）热心学术，忠于理想，始终坚持不懈，为我们后辈创造条件，领我们迈向求真的科学事业。”

总之，马曜先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为我国民族学的复兴及发展，无私奉献一生的崇高精神，光耀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