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不觉之间，著名民族史学家卢勋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年之久了。卢勋先生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处事认真，诲人不倦，生前逝后都令同侪所钦服，为后学所敬仰，其为人为学在界内享有盛誉。

　　卢勋先生幼失怙恃，后在孤儿院长大成人。他少年立志，自强不息，1958年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63年大学毕业，随后负笈北上，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开始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民族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1956年以来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迎来了一个空前的历史发展时期。卢勋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开始步入民族研究领域，开启了其学术生涯。在其40余年的科研实践中 ，他在中国南方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形态、隋唐民族史、中国历代民族政策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等领域的研究中，成果丰硕，业绩斐然，在学术上建树颇多。他相继发表了《论隋唐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政策》、《台湾史前文化及其先民》、《楚民族与楚国物质文明述论》、《论宋代在黎族地区的羁縻之治》等数十篇卓有见地的学术论文。

　　卢勋先生的学术专业领域主要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形态发展史，他在这方面的扛鼎之作是《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这三部创新性的专著问世后，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尤为学术界同仁所推崇 ，例如著有《云南考古》的著名学人汪宁生先生就曾当面对他说：我是轻易不夸奖人的，但要对你这三部书表示由衷的赞佩，他们都不愧为开山之作！

　　《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与李根蟠、黄崇岳合著）一书，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古史资料，对采集经济、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原始手工业及早期社会分工与交换和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的产生与变化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如以往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东半球种植业是因畜牧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所以狩猎——畜牧-——农业是三个相互承接的发展阶段。该书以大量资料论证农业直接起源于采集，它和畜牧业一样古老，并指出绝大多数文明古国，畜牧业只是作为种植业的副业而存在；传统观点还认为只有经过“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或畜牧业要有较大发展才能产生私有制，书中则指出：不论是畜牧业或种植业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渔业为主的经济类型都可以构成私有制产生的经济基础；过去认为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是“从铁矿的冶炼开始的”，该书的作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带有普遍性，因为绝大多数文明古国的形成是在铜器时代。另外，该书对原始社会分期、我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诸多问题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有关专家评述该书时认为：作者将考古学、民族学和文献资料科学地、系统地有机结合起来，对我国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了深入探讨，做到既有继承，更有创新，使人耳目一新。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与李根蟠合著）是根据实地调查写成的极富学术价值的专著，被公认为正是因该书的问世，从而填补了运用民族学资料对农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该书对我国保留原始农业成分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对原始农业的起源、生产技术和各种交换关系的递变、土地如何从公有到私有、以及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如何向阶级社会过渡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例如传统观点认为：早期农业起源于河流两岸和低洼沼泽地。该书认为：早期农业起源于山地则更具有普遍性，它与刀耕火种农业的特点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如，过去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公社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从原始共产制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必由之道。作者认为：农村公社不过是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种形式，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形成农村公社。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都可以直接过渡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这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两种并行不悖的途径或方式；同时，作者还对土地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途径和标志提出了论据充足、见解独到的看法。该书出版后引起中外相关学者的关注和推崇，书中丰富的调查材料和确凿有据的观点广泛被学术界所采用。

　　《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与李根蟠合著）一书，以其开阔的视野、丰富翔实的史料，思路缜密的论述，从农业（包括“作物的驯化、引种、育种及有关生产技术”和“农田水利与土地利用”等内容）、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三方面，全面揭示了我国各民族在各自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对中华文明做出的独特贡献，对少数民族在我国民族文化史中的地位做出了客观的评价。有关专家在评述该书时说：“以往研究民族史都是从通史入手，且都偏重于上层建筑，该书从物质文化入手可以说是空前之举，为民族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确实如此，此书突破了传统的治史框架，为新时期民族史学的研究扩展了一条新的途径，为我们全面研究、认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物质文化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卢勋先生不仅是一位学养深厚、著述甚丰的学者，而且在学科建设等方面也贡献突出，厥功甚伟。他曾长期担任民族所历史室主任，在此任上，他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他总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与国家与社会需要的高度，不断研究和开拓新的课题。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他先后主持了一批国家、院、所的重点科研项目，如《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代民族史》（八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分布与迁徙图》及《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等。此外，还参与了《黎族简史》以及《辞海—民族史分册》、《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等工具书的编写工作。这些项目完成并出版问世后，均产生良好积极的社会效应，分别获得了国家、院、所的优秀科研成果奖。

　　在以上诸多科研项目中，卢勋先生参与主持的“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出版之后引起较大社会反响，曾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得到充分的肯定，从而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此书从地理环境、经济交流、文化互融、民族迁徙与杂居、民族政策的完善、主体民族的历史作用、大一统思想及共同抵御外敌侵略等方面面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的诸种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解析与总结。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立足于翔实的史实，立论有据可依。具体方法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搜集、掌握和分析、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详细论证斑斓璀璨的中华文明是多民族相互交融而共同铸造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国各民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整体性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关于此书的书评刊载于《光明日报》、《民族研究》等报刊与媒体，反映出学界的推崇以至社会各界对此书的关注与重视。

　　卢勋先生参与主持的另一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历代民族史》（八卷本），是我国第一部以断代形式撰写的民族通史，内容系统而充实，问世后颇受好评，也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其中，《隋唐民族史》，是由卢勋教授和其他两位学者合著，他负责撰写了“隋唐时期南方和西南地区诸族”、“南诏国”等章节。卢勋教授独具史识，据实成书，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去论述历史，将纷繁的民族支系、复杂的历史事件，叙述得脉络清楚，条理分明。他在充分运用引证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尽量运用文物考古材料，同时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包容丰厚，博采众长，在此基础上，清晰地勾勒出隋、唐两代南方、西南方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

　　中国老一辈学人素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他们不慕名，不求利，心无旁骛 ，执著向学，卢勋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他视学术如生命，数十年如一日，安贫乐道，孜孜矻矻,在科研领域认认真真地治学，勤勤恳恳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他治学谨严，学风端肃，其学术著作以方法缜密、逻辑严明、富于历史质感和讲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见长。许多和卢勋先生一道从事集体项目的合作者，对他那种认真到近似苛求的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都深为感佩，至今难以忘怀。

　　卢勋先生在治学过程中，不仅非常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整理与挖掘，为了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还极为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发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足迹遍及云南、贵州、四川、海南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偏远山区。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他和李根蟠先生结伴而行，深入不毛，背着野外煮饭的行军锅，不畏险途，数次翻越高黎贡山的皑皑雪峰，沿着波涛汹涌的怒江上溯，踏进人迹罕至的独龙江地区，对怒族、傈僳族及独龙族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调查，不但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对我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社会与历史特点有了直观的感受与理解，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得出许多与众不同的独到结论。之后，在1993年和2001年，卢勋先生又与其他同事一道，赴贵州省台江县与海南省白沙县分别进行苗族、黎族现状与发展调查。这两次调查活动都长达两月以上，他不顾年事已高，跋山涉水，走村串户，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和收集资料。在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台江县-苗族卷》和《白沙县-黎族卷》这两部资料丰富翔实的专著。在卢勋先生诸多的社会工作中，他倾注心血最多的是中国民族史学会的工作。他曾长期担任该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除了编辑会刊、筹措经费、准备历年民政部年检等繁杂的事务外，从1988年至2001年，他亲自参与筹划、组织召开了中国民族史学会的9次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每次都围绕着一个重大或热点的前沿学术问题而展开，为全国各地民族史学工作者的交流互动搭建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为推动民族史学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勋先生不仅是一位造诣深湛的专家学者，还是一位诲人不倦，为奖掖提携后辈而不遗余力的恂恂长者。对每一个新进入研究室、初涉专业工作的年轻人，他都会主动关心指导，帮着选定专业研究方向，拟定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研究室里的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员，每当酝酿准备某一个新的研究选题时，从问题的提出、研究的基本思路到具体的资料搜集与组织，卢勋先生都会给予悉心的指导、帮助、鼓励乃至中肯的建议。所以，我们可以说，研究室里陆续成长起来，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多与卢先生的奖掖、诱导及助力不无关系。卢勋先生除了十分关注民族史学科发展的整体规划和科研后备人才的成长与培养外，作为一名资深的研究生导师，同样堪为师表。十余年来，他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陶铸功深，桃李满园。在对研究生的指导与教学中，他首先要求学生须熟读深研马、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经典著作，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理论去观察与分析问题；要求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既尊重经典著作的权威结论而又不迷信权威，而是注重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根据新的材料，客观科学地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做到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要求学生务实求真，不求虚名，定要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养成严谨的学风和平实的文风；他一贯强调详尽占有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指出倘若没有可靠的史料为依据，历史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在平日的教学活动中，他对待学生平易可亲，多采用相互讨论的形式，注重师生间的相互启发与互动，着力营造一种教学相长的氛围；在专业培训的同时，也从思想品德、日常生活等方面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每个学生都获益良多。他从不做长篇的道德说教，他曾说：做学问，可以言传；做人，只能身教。在其言传身教之下，他的门墙弟子们学有专长，后来在各自领域均有所建树，成长为学术领军人物。薪尽火传，绵延不绝；斯人已逝，遗风长存。卢勋先生严谨务实的学风、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将永远为后人继承与发扬。

　　卢勋先生视学术为生命，尽管已入暮年，但他仍怀伏枥之志，费尽心血为科研。在其去世的前几年，他主要参与主持了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历代边政通论》的编写工作。课题组成立后，从主旨的确立、思路的形成、史料的搜集、内容的界分、框架的组建以及提纲的草拟等等，他都是勤思苦研，精心擘画，同课题组成员反复砥砺、研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写作提纲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下来，正准备动笔之际，他本人却积劳成疾，被病魔突然袭来，而且袭来的是可怕的不治之症！然而，即使身患绝症，身困病室，他仍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肯舍弃尚未完成的工作，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时时关注的仍是课题的进展情况。在他的病榻前，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课题组，要多碰头，多讨论，争取早些将主要章节写出来”“你负责的课题部分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整个课题今年能不能结项？”

　　然而天不假年，卢勋先生还是走了，他带着无限的遗憾走了——他走的前半年，经常会重复这样一句话：“如再给我两年的时间，我就能把边政课题做完！”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两年之后，课题组的同仁们终于完成了他的遗愿，这项课题顺利结项。

　　在卢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们隆重集会，追思他，缅怀他，告慰他。幽明殊途，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得知卢勋先生是否“九泉有知”，是否会听到我们今天对他说的一句句深情的话语，但我们却可以肯定：卢勋先生是无愧于自己一生的，他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一直顽强执著地走下去，他所热爱的民族学研究事业，成为他生活的动力和人生的终极目标。世事变幻，他没有放弃；命运多舛，他没有动摇。卢勋先生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做人准则和精神财富；他将一个大写的“人”字，铭刻在世间，启迪着后人，铸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