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先生的记忆已较模糊了，许是在硕士阶段学校学科建设时期，我在学术会上做会务，先生来过；许是2006年我来京工作后在所里某个场合偶遇，经人介绍结识；只记得2008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时，跟先生已很熟悉了。2009年，潘悟云老师带着我到孙先生家，用一天时间把孙先生搜集的国外藏缅语文献整理好，交由复印社复印，之后把这些资料分享给上海师大、南开大学等一些单位。当时的我虽对治学还懵懵懂懂，但先生对文献搜集之广、耗时之长、用意之深，着实令我惊叹。2020年，时任中央民族翻译局副局长的李旭练老师想要找出当年道布等先生被国家民委召集起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法的草案。由于年代久远，国家民委当年的存档都无从查找了，唯有孙先生家里还珍藏着。据说每一次学术会议、每一份学术资料，只要经孙先生之手，他全都视若珍宝妥善保存。工作文件尚且如此，更别说那些语言材料了。孙先生家在北京安贞，北京木偶剧院就在附近，以至于多年后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会想起先生的陋室。简单质朴的社科院职工公寓楼里，藏着一位世界知名的汉藏语言学家，各种资料堆积如山，很多珍贵的文献和文件，跟着这位大师一起，大隐隐于市。 

 

　　2011年我博士毕业到所里工作，有一天孙先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非常认真地说：“我事情很多，已经多年没能有空仔细看博士论文了，但是你的论文，我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你今年多少岁？”我说：“再过几个月我就30岁了”，先生连连点头：“好好好！这么年轻，将来大有可为！”随后先生温和地询问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在了解了我工资微薄、没有课题资助甚至没有自己的住处之后，他由衷地感叹：年轻人做学问真不易！然后立马告诉我，出差可以从他课题经费中支出，有好的文章可以发给他帮忙推荐发表，等等。我说：“谢谢孙老师，除了做苗瑶语，我也想跟您学着做点藏缅语的研究。”先生微笑着说：“好啊。”后来他才告诉我：“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你太年轻了，现在还没法儿体会。”面对学术热情高涨而无知无畏的青年，先生不忍扫我的兴致，他微笑着满口答应时那亲切的面容，那温暖的场景，那鼓励的眼神，至今历历在目，先生的善解人意可见一斑。    

 

　　孙先生夫妇的关心，给了我前进的动力。2011年下半年我拿到纪念李方桂先生中国语言学学会“田野调查奖”，获得5000美元的资助，靠着这笔经费完成了广东连南瑶语的补充调查，后来孙先生课题结项还特意将我的调查报告纳入他的课题成果。孙先生渐渐年纪更大了，他是学部委员，依旧每周返所，工作十分勤勉。每次年终考核，孙先生都来参加汇报。他虽已过古稀，每年学术成果仍是我们中青年学者的数倍，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先生对后学十分关爱提携，有些画面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比如：一次我去家中拜访，二老沏好茶等着我，先生分享了很多自己年轻时候做学问的经验，谈到1950年代拿着砍刀披荆斩棘蹚出一条路去田野的经历，谈到年轻时候几乎每周都会写就一篇论文、解决一个学术问题但不急于发表，每次都要沉淀沉淀再沉淀、修改修改再修改才会刊出的治学态度，谈到海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时提出来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让我接替他去参加，等等。当时乍闻之下受宠若惊的我，因为英文一向薄弱立马就露怯推辞，先生一脸遗憾和愕然，现在回想起来才懂得他那句话的深意和分量，而我却不争气地辜负了二老的美意，真是惭愧万分。

 

　　还有一次，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送我一本“新鲜出炉”的《江华勉语方言研究》，同时提出两件事：一是让他爱人刘光坤老师亲自带我去郑宗泽老师家中拜访，建立学术联系方便日后请教；一是邀我写一本瑶语志，准备放在他酝酿主编的语言志丛书之中。先生严谨认真，言出必行，执行力特别强，就在那次之后一周之内，我就在刘老师的引荐下见到了生活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郑老师。可先生殷殷期盼的瑶语志，却因为各种原因搁浅了。成家之后，我背负沉重的生活负担，有好几年学术上基本处于躺平状态。每次去家中探望卧病在床的孙先生，他总是催促着说：“小龙，你最近都忙什么去了？！”那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令我汗颜不已。

 

　　自2017年始，孙先生饱受带状疱疹之苦。当年10月在第5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作了报告《有关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问题的讨论》之后，他便因为疱疹落下的神经疼痛而无法参加任何线下的学术活动。先生卧床七年多，锥心刺骨的疼痛几乎分分钟都在延续，那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孙先生一直顽强地跟病痛抗争，他的坚毅和韧性跟他的学问一样令人惊叹。虽然常年卧床，但先生时刻关注学术最前沿的动态，一直延续着他的思考和研究。2019年，复旦大学金力团队在《Nature》上发表《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一文，通过对109种汉藏语系语言的近千个词汇词根—语义组合（root-meaning）进行谱系建模分析，推算了原始汉藏语分化成现代语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5900年前，地点可能在中国北方。孙先生特意把我叫到家中，问我是否熟悉贝叶斯系统发生学方法，言谈之中激动不已：“我一直想弄清楚，汉和藏缅分化的时间和历史背景，这个问题还没有专门发文章讨论，但是观点很早就已经形成了，你去看我的文章《东亚地区的语言及其文化价值》和《再论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及其相关问题》，我跟潘悟云的观点是一致的！”

 

　　2021年，我受室主任黄成龙研究员委托，就茶马古道的语言对孙先生进行访谈，他躺在病床上一字一句讲述语言识别和民族识别的标准、茶马古道的语言和文化，等等。尽管先生身体很不便利，偶尔艰难坐起来一会儿就得马上躺下，还时不时因为一波波的剧痛而无数次停顿，但我们还是坚持几个来回反复校稿，先生的严谨并未因为病痛有过丝毫松懈。也是在那段时间，我跟先生提起，酝酿主编一套以个人视角讨论整个学科和具体学术问题的“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口述史”丛书，约定出一本“孙宏开卷”。之后先生几次催问，口述史却因为各种原因直至去年才开始筹备，今年先生身体更加虚弱，他只好委托李大勤老师帮助整理完成。没能让先生看到他自己的口述史出版，甚是遗憾！2022年，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委托，黄行老师及民族所课题组负责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语言地图》编写中国语言地图部分，呈送孙先生为组长的专家组审定。黄老师委托我跟孙先生联系对接，先生不仅在病榻上逐条逐条仔细审阅，还坚持在线主持课题成果审定会。先生自染病卧床到故去，大致七八年光阴，经受的病痛折磨难以想象，支撑那顽强生命力意志力的，是他对学术永不停止的思考、热爱和追寻！

 

　　孙先生走了，难舍的八江语言路，难舍的悠悠古道情。

　　依稀中，似又看到了先生，“2009南开·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草坪旁边的大路上，先生大步流星向前迈，“骄傲”地“炫耀”：“我的五脏六腑几乎都做过手术，都被部分切除过，不过没有关系，这并不妨碍我做学问……”旁边一脸惊愕的我们，满怀敬意！

　　如今思来，彻夜难寐。音容笑貌，宛若眼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孙宏开与马学良等合影（1956年）     

 

　　龙国贻作于北京东坝

　　2024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