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正门

天一阁室内一景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封面

藏书，乃对中华古代书籍管理之专称，亦可指所藏书籍。而乃藏书之所，则泛称“藏书楼”。其为中国古代官方机构、宗教寺院、民间团体和私家收藏图书文献的建筑物之统称，同时也是图书主人和学者、书生研读、辑录、考订、校雠图书之处所。中国藏书楼的规模、历史与功绩，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过藏书楼数千座，其中有一定影响者，达1000余座。藏书楼是中华学子的精神家园，它们哺育一代代读书人，传播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同时承担着收藏、保护古代典籍的重任。在古文献的研究、校勘、刊布发行等方面，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广义而言，它是现代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前身，作为文明载体、传统结晶，曾在中华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严格说来，“楼”应是构架为二层或二层以上之建筑，藏书楼中，符合其制者为数不少，然又多不以“楼”名之。“藏书楼”之名，实为泛指。无论是早期用于藏书之山洞、石室、仓房、地窖，还是后来之厅室、平房、经堂、书院，只要是藏书之所，皆可以“藏书楼”名之。除以楼命名者外，斋、阁、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亦所在多有；且有一楼而数名者。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藏书之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官方藏书便已初具规模，有商王室藏书、周王室藏书、诸侯藏书等，商代藏书最有力的实证，是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甲骨。甲骨文献乃当今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典籍史料。其集中安放之地，堪称中国藏书楼之雏形。

时至周代，“图书”种类大增。除甲骨文献外，竹木简册、玉版和早期的丝绸类帛书等开始现身，并收藏于“图室”之中。春秋时期，诸侯各自藏书，鲁国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周礼尽在鲁矣”。而作为藏书事业的一个新类型，私人藏书亦初见端倪，并很快形成规模。

汉代，藏书事业得到极大发展。汉高祖时，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存书；造“麒麟阁”，以贮存贤臣画像；造“天禄阁”，以庋(guǐ)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朝廷主要藏书处，由此奠定了汉朝的藏书基础。朝廷积极访书征书，频开献书之路；造纸术的发明，又使书籍数量大增，因此藏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要务。两汉400余年间，是“建藏书之策”的关键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烽烟四起，官府藏书屡遭毁损，但各朝统治者都热心搜集图书，梁武帝还特辟“文德殿”和“华林园”典藏书籍。到其晚年，藏书已越7万卷。而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已不鲜见，最多的达3万卷。因书籍数量巨大，藏书家开始建造专门的藏书楼，如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

隋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为印书和藏书事业兴旺提供了技术保障。民间藏书家的人数大幅增长，到唐代，万卷以上的藏书家超过以往历代之和。到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楼的营建更为普遍，如北有契丹王子耶律倍的“望海堂”，南有吴越暨齐物的“垂象楼”等。随着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和兴盛，宗教经籍数量扩大，佛道寺观藏书数量亦大增。

宋代，朝廷最主要的藏书楼是“三馆”，即集贤院、史馆和昭文馆，“三馆”藏书达8万卷。两宋的私人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也有过辉煌的一页，藏书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藏书数量之大，均超过宋以前历代总和。私人藏书广建楼阁、编制书目、启用藏印、备置复本、加强庋藏珍护，向有序化、规范化的方向大步迈进。宋代私人讲学之风大行，书院林立，书院藏书的规模与地位，亦不可低估。

明王朝统治近300年，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明世祖秉政时期，征集天下藏书，编辑《永乐大典》，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官府、私人、寺庙和书院藏书的规模大大超过前代，特别是民间藏家群体空前壮大，藏书楼如雨后春笋。迄今所存明代藏书楼虽数量不多，然极具代表性。宁波范氏天一阁便是最好的例证。

天一阁是浙江鄞县(现属宁波)人范钦(1506～1585)所创。他在明朝嘉靖三十九年官至兵部尚书右侍郎，辞官归里后，整理宦游时搜集的各类典籍，并不断增加收藏，最后收藏典籍多达7万余卷。为储其所藏，特建天一阁。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火是藏书楼最大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清代《四库全书》编成后，为藏《四库全书》而修建的七座藏书楼，均仿造天一阁形制而建。范钦的私人藏书历经13世，保存400余年。由于战乱动荡，解放初期天一阁只剩下1.3万卷藏书，但仍价值连城。其后天一阁获得了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毕生捐赠，现在天一阁藏书量已达到30余万卷，其中珍椠（qiàn）善本约有7万余卷，成为国家集中保存宁波历代私家藏书的一座宝库。

清代，为使士大夫归顺朝廷，清廷鼓吹“稽古古文”，组织大批文人为朝廷编书，大兴出版事业。乾隆时，广征天下典籍，编辑《四库全书》，分七处贮之，即所谓“四库七阁”。《四库全书》编成后，先是缮写四部，分藏内廷四阁，即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溯阁。后又续缮三份，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七座藏书楼，其中六座的名字偏旁皆含水，以克火防火，唯镇江文宗阁无水。考其原由，盖因该阁建在金山之上，面临大江，不缺水也。此时期之私人藏书楼，多集中在江浙两省。清代藏书事业，已达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之巅峰。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清廷岌岌可危，官私藏书楼损毁严重。这一时期传统藏书事业最重要的代表是浙江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丁氏的“八千卷楼”、山东杨氏父子的“海源阁”、江苏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人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四楼主人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家”。古代藏书楼不仅收集、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整理传播了博大精深之中华文化。然受时代与理念限制，利用率一直低迷。一个“藏”字，即可体现其特质，主人爱书如命，深藏不露，甚至子孙，亦不允轻易寓目。与公共图书馆服务于社会之功能相距甚远

时至清末，国门大开。理念亦在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时代发展，上述藏书楼后来纷纷转制为图书馆，成为藏书事业实现腾飞之基，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泽及后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