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小照

当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出版家、教育家傅璇琮先生，笔名湛之，1933年11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翌年因各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请益多师，博览群籍，为日后治学，打下坚实基础。1955年，毕业留校，任浦江清先生（1904—1957）开设之“元明清文学史”课程助教。才华横溢，工作认真，追求真理，充满活力。教学之余，勤于著述，发表《谈<儒林外史>》（《读书》1956年第四期）、《我国古代的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读书》1956年第九期）二文，于学界崭露头角。

然天有不测风云，越明年，罹“反右”之祸，被迫离开教学岗位，谪至位于东总布胡同10号之商务印书馆，任校读员。自是，与出版结下毕生之缘。先生其时年方廿五，突遭此难，悲凉可知。万般无奈，不甘沉沦，唯面对现实，埋头工作。奉古籍编辑室主任吴泽炎先生之命，校读、重编由云龙旧编清人李慈铭所撰《越缦堂读书记》，沉潜旧籍，苦中作乐。据先生回忆：“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

数月后，先生奉调中华书局。时任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宅心仁厚，珍惜人才，不忍将其下放劳改，而是明令“于工作中好好改造，安心看稿”。于是，先生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间读书摘录，细考沉思。每逢周日，辄至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整日读书，每每自带干粮，就白开水，权作午餐。据先生回忆，“以编辑为业，同时兼做研究”之想法，即萌生于此时。此后悠悠二十年中，先生身处逆境，负重忍辱，困而修德，穷而著书。曾参与《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之点校与编辑工作，协助诸多大师名家，历时十余载，终获完成。历经文革浩劫，所幸安然无恙。

1977年，春江水暖，先生亦重获新生。1980年代初，学界复苏伊始，尚有几分清冷沉寂。先生厚积薄发，先声夺人，接连推出多部重要著作，士林为之瞩目。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者，非《唐代诗人丛考》莫属。先生受19世纪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艺术史家丹纳（H.A.Taine）所撰《艺术哲学》之影响，关注艺术家之时代性与整体性研究，挣脱长期以来“唯李白、杜甫、白居易是瞻”之窠臼，将目光投向中小诗人群体，因而具有突破性意义。《丛考》广收杨炯、杜审言、王翰、王湾、崔颢、王昌龄、高适、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钱起等诸多声名未显者之诗作，并通过对各位诗人之生存境况逐一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之整体风貌。将唐代文学之研究，推上高新层次。

身为编辑，工作性质无疑属“为人作嫁”，为作者搭建展示平台、为学人提供基础史料、为大众奉献精神食粮。先生目光犀利，慧眼识珠，常力排众议，推出精品。广为人知者，当属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撰《万历十五年》。

1979年5月，著名画家黄苗子先生函告“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先生时任书局古代史编辑部副主任，对此事极为重视，经认真审读，当即写成书面意见，认为大有出版价值。经层层审批，历时四阅月，最终决定推出。因原稿先由英文写就，再由作者亲手译成中文，诘屈聱牙之处不少。先生遂提请北大同窗沈玉成先生对原稿第一章进行润色加工，并将改稿寄送作者过目。

远在大洋彼岸之黄仁宇先生，对改稿非常满意，并要求亲自审阅此后各章之修改润色稿。因当时传递文稿，唯信函一途，修改、投递，接收、往还，颇耗时日。直至1981年6月，方得定稿。排出清样，再寄请订，1982年3月，作者将最后一部分校样阅毕寄还，又将文内“改正三数处”。全书不及20万言，编辑过程竟用去两年有半，精密严谨，可见一斑。首版初印27500册，顷刻售罄。作者坚持不收稿酬，只嘱书局多赠样书，以便“分送海外学人”。后复多次加印，影响深远，至今未衰。

供职书局，校勘编纂，乃先生安身之基，立命之所。数十年间，经手推出之佳作上品，几不可胜计。《万历十五年》之外，尚主编《全宋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续修四库全书》、《中国藏书通史》、《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中国古代小说珍秘本文库》等大型系列图书多部，及《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诗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多种。均经得起时间检验，历久弥新。

此外，先生颇津津乐道于《学林漫录》之创刊。其为文人雅集式不定期系列刊物，收集当代文史学大家所撰之随笔漫谈，所记不过是“书人书事”，雅事趣闻，然品高意远，宛若醇醪。“漫录”之“漫”，取自杜甫“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之句，唯老杜之经历半生颠沛流离，磨砺诗艺，年高笔老，才当得起如此信手拈来，漫不经心。如刊出之启功先生之《记齐白石先生轶事》、《坚净居题跋》，俞平伯先生之《德译本〈浮生六记〉序》，钱仲联先生之《重修破山寺碑记》，吴小如先生之《京剧老生流派综述》等，篇篇精彩，娓娓道来，如友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先生延请钱钟书、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任继愈等书法名家为《学林漫录》题签，为之增色。每期书封，皆沉静雅致，令人爱不释手。

先生早年，立志著书立言，以资不朽。阴错阳差而立命梨枣，仍不改初衷，文思盎然。万几之余，勤于著述，质高量大，文笔优长，境界高远，视野开阔。研究时段多集中于唐宋时期，所涉领域则精深与文学科举。曾独力完成《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诗论学丛稿》、《李德裕年谱》、《唐人选唐诗新编》等，合著有《河岳英灵集研究》等。皆体大思精，颇见功力。

先生尚有撰写散文之雅好，笔触细腻，生动活泼，读之顺畅，堪称佳品。先生撰文，从不坠无谓之谈，而是借以抒怀，宣示理念。于《理性考索所得的愉悦》一文中，重申陈寅恪先生关于“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之至论；在《坎坷的经历与纯真的追求》一文中，先生引用庄子“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之句，以示高洁；《“岂无他好，乐是幽居”》一文，则明确表示“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是准备献身于我们所从事的这一项事业的”，毕生执著于学术事业而又淡泊名利之境界胸怀，跃然纸上。反映出先生于事业入世入俗，而于内心超世脱俗之不凡境界。先生还经常通过为作者作序，以明其志。如为陈良运著《周易与中国文学》序言云：“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优势，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先生所撰序言之结集，曰《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计73篇。提纲挈领，画龙点睛，殷殷寄望，颇值一读。

先生秉承亚圣孟子古训，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平生夙愿。仁心仁术，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自2005年起，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兼职教授，得以回归大学讲坛。2008年，先生应邀重返母校，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其间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文史哲三系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亦悉数到场，此外，尚有北大、社科院、甚至外地学人移樽就教，盛况空前。

先生大爱无疆，视徒若子，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辄赴学生宿舍小坐论学，且亲自为学生借阅论文资料；指导学生论文，学术一丝不苟，但态度和蔼可亲。众弟子心悦诚服，心存感念。先生患病住院，自全国各地赶来看望之门生弟子，不计其数，络绎不绝。而此时之先生，尽管已不良于行，然不改初心，谈必学术，病房之中，书籍环绕；卧榻之上，稿不离手。探视者莫不感佩莫名。

先生以多年之坚韧与修为，日益赢得社会各界之尊重与爱戴。后半生备受信任与推崇，屡膺重寄。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可谓苦尽甜来，名至实归。

在先生主持引领之下，作为国家出版重镇之中华书局，注重“编辑之学者化”，明确要求编辑应有与学界与学者对话之能力与勇气，对学术之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应有充分了解、把握与判断能力。而先生努力践行，一马当先，身教言传，堪称典范。

先生晚年，对学术文化价值之认识更为清晰。先生认为，文化是民族之精神血脉与根本，亦是国家软实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建设之最高层次，无疑是学术研究。献身于学术研究，就是献身于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具有强烈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具体表现。而学术研究之关键，不止于推陈，更在于创新，唯创新乃学术研究之灵魂。并撰文强调“日新之谓盛德（《从一本书看一种学风》）”，对学术创新寄予厚望，并充满信心。与此同时，强调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反对急功近利，浮躁轻狂。针砭时弊，切中肯綮。心胸之开阔，境界之高远，当代可与之比肩者寡焉。

2016年1月23日，先生仙逝于北京，享年83岁。由大学者身兼大出版家担纲推出经典之时代，就此结束。昔人已逝，千载悠悠。

纵观先生毕生之作为，以编纂为天职，视学术如生命；一以贯之，老而弥笃；不辱使命，大木擎天。统领书局，掌帅印于出版；引领学界，执牛耳于士林。不负众望，悦近徕远；握髪吐哺，尽力倾心；奖掖后进，桃李满园；堪称编辑之楷模，学者之典范。后学晚辈，唯见贤思齐，闻鸡起舞，将先生未竟之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方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永君按：2016年5月，接傅璇琮先生弟子、著名出版人、香港高端学刊《国学新视野》大陆区特约编审张世林兄稿约，嘱为乃师作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诚惶诚恐，三谢而受。于是字斟句酌，尽力倾心，几经润色，终于成文，刊于兹刊冬季号，不辱使命，吾心稍安。值此傅璇琮先生仙逝周年忌日之际，献上此文，以表缅怀之意、崇敬之情。

附：《国学新视野》所刊《傅璇琮先生传略》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