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单位组织活动，我负责联系租车，我通过上网搜索找了家租车公司，和该公司的杨师傅通过电话联系确定了价格和出发时间地点，我先将租车款交给了杨师傅，身边的人说这事靠谱吗？别到时不来，甚至有的同志说万一他携款跑了，你岂不惹了大麻烦，说心里话我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临出发的前一天我给杨师傅打了四五个电话，千叮嘱万嘱咐。想不到的是杨师傅第二天一早不到八点就到了，比预计的时间早了将近一个小时，一路上他很快和我们熟悉起来，这次活动很顺利地完成了。这件小事令人不禁感慨万千，也许我们经历的欺诈事件太多了，对周围充满了警惕性，本来是属于社会运行的正常行为我们总是要打个问号。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身边的人都是朝夕相处，彼此都有一定的相互了解，可以说是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人人知根知底，他们言谈行事都在熟人的眼皮底下，因而他们是可以信赖的。作奸犯科的人会被排斥在熟人圈子之外，其本人甚至子孙后代都会身背污名，难以做人。这样就有效地制约了熟人社会中的欺诈行为。而现代社会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多地是以一种陌生的关系相处，个人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为了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学会与陌生人相处，因而信任别人是交往和相处的基础，如果我们总是以一个猜疑的眼光去看待外界，从个体的角度看可能社会处处是陷阱，从群体的角度来讲社会整体运营成本会很高，甚至难以为继。

无须讳言当下社会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伪劣食品，虚假广告等丑恶现象，都使社会的信任度不断下降。人们常常会发问：现在还有什么是值得信任的呢？的确如此，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彼此的信任都日趋匮乏。比如眼下坐飞机、坐火车乃至于坐地铁，都要进行安检，不仅要检物。还有查人，坏人当然有，但是把所有人都视为怀疑对象的做法的确值得商榷，我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坐地铁都无需安检，去年五月在台北捷运（地铁）上发生了郑捷恶性杀人事件，造成四死二十二伤的恶性惨剧，即便如此台湾捷运（地铁）也没有实行安检,事实上，让大多数人为极个别人的错误买单，既不公平公正也增加了社会运营成本，

信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一个社会中人们彼此高度信任，就可以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融资成本。而相反，一个充满相互猜忌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行动处处为难的社会。你去商场购物，一手交钱一手拿货，是因为你信任这件商品和这家商场。如果你信不过，你可以看质检报告；如果对质检报告也信不过，你可以提交有关部门检验；对检验结果不信任，你可能还要去考察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看看这些环节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如果每次都这样做的话整体成本会很高，甚至高到无法承担。可以说怀疑和猜忌提高了个人和社会的成本，一个对他人处处猜忌的社会中，人们的正常生活是无法进行的。就可能出现人们不敢买市场的菜，不敢吃饭馆的饭，不敢住开发商的房，不敢喝自来水公司的水的状况。社会就由信任社会转入猜忌社会，社会无法正常运行。

试问如果地铁需要安检，那么公交是否也要安检，接下来商城、医院、学校乃至于公众场所是否都需要安检？到头来社会效率会大大地降低。

因此信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这种信任是基于对他人行为的可信赖。可是人们又如何知道他人是可信的呢？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中，人人为自己不认识的人生产，人人也消费自己不认识的人生产的产品。这一方面会诱导人们从事一锤子买卖，怀有戒心也不为过，所以从这一角度看，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更为重要又更为难得。

化解陌生人社会信任危机的关键在于确立法制和道德规范。政府制定了维护诚实信用的法律法规，并委托公职人员负责执行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名义，让社会相信，经过公共权威机构检查、鉴定和认可的产品是真实可信的，是可以放心消费的。人们对陌生人生产的产品的信任，便来自对于公共权威的信任。我们虽然并不认识为我们盖房子的人，但是建筑部门提供的质检报告消除了我们的疑心，我们可以放心购买；虽然我们并不认识某个医生，但是医疗机构颁发的行医资格证也对他的行医资格作出担保，我们可以放心去看病治疗。所以说，陌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根本上来自对政府权威的信任。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诚信友善为社会大众消除隔阂，建立相互信任的社会环境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国家应建立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社会行为规范，特别是与广大公民息息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国际惯例，切忌实行惰政和懒政公职人员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高政府机构的公信力。严厉打击不守信用、制假贩假的社会丑恶现象和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全社会成员动员起来，从小处做起，建立友好互信的社会环境，共同建设美好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