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看来，历史似乎就是僵化的故纸堆，尘封泛黄，毫无用处。其实，历史是灿烂而神秘的星空，不仅可以映照今天，甚至可以预示未来。而家学渊源无疑是夜空群星中的大且亮者。
    当今时日，许多人可能已不知家学渊源为何物，即使略知一二，也多认为它在对一个人的影响方面显得无关紧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确，家学渊源链条的断裂，使中国社会状况尤其是学术传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而在民国初年，这个因素对当时人们的人生道路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这一点，从作家张爱玲身上就能体现出来。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早慧早熟，底蕴深厚，笔锋细腻，才气超人，性格孤僻，抑郁寡欢，有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凄美。而这一切均与其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最值得一提者，当属她的祖父、清末著名翰林张佩纶。
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张佩纶考中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十九名进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八，张佩纶，字绳叔，一字幼樵，号言如，一号赞思，直隶丰润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著有《涧于草堂集》；另据《清史稿·张佩纶》传，佩纶父印塘，官安徽按察使，卒于军。佩纶，成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时外侮亟，累疏陈经国大政，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戒备，杜日、俄窥伺。晋、豫饥，畿辅旱，乃引祖宗成训，请上下交儆，条四目以进：曰诚祈，曰集议，曰恤民，曰省刑。恭亲王奕遭谗构，复请责王竭诚负重，上嘉纳之。通政使黄体芳继陈灾状，语稍激，絓吏议，佩纶力争，被宥。寻丁忧，服竟，起故官。时琉球已亡，法图越南亟，佩纶曰：“亡琉球则朝鲜可危，弃越南则缅甸必失。”因请建置南北海防，设水师四大镇；又荐道员徐延旭、唐炯知兵堪任边事，其招致刘永福黑旗兵为己用。是时吴大澂、陈宝琛好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辈号“清流党”，而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
    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起，王文韶以枢臣掌户部，台谏争上其受赇状，上方意任隆密，乃援乾隆朝梁诗正还家侍父事，请令引嫌乞养，不报；又两疏劾之，遂罢文韶，而擢佩纶署左副都御史，晋侍讲学士。明年，法越构衅，佩纶章十数上，朝廷始遣兵征土寇、缀敌势，法人不便其所，佯议和，而阴使人攻陷南定。佩纶请乘法兵未集，敕粤督遣水越都，而枢臣狃和局，虑佩纶梗议，令往陕西按事。已而法果袭顺化，胁越与盟，越事益坏。使归，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十年，法人声内犯，佩纶谓越难未已，黑旗犹存，万无分兵东来理，请毋罢戍启戎心，上韪之。诏就李鸿章议，遂决战，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砲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朝旨发帑犒之，命兼船政。嗣闻马尾败，止夺卿衔，下吏议。闽人愤甚，於是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培因等先后上其罪状。时已坐荐唐尚、徐延旭褫职，至是再论戍。
居边释还，鸿章再延入幕，以女妻之。甲什战事起，御史端良劾其干预公事，命遂回籍。庚子议和，鸿章荐其谙交涉，诏以编佐办和约。既成，擢四品京堂，称疾不出。三十四年，卒。
    《清史稿·论》曰：（黄）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足见其在晚清政坛上影响之大。佩纶还勤于著述，革职充军期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在流放期间，佩纶妻子病逝。归来后，正因其才气超人，李鸿章才肯将年龄小他19的最钟爱的女儿许配于他，并陪上足够张家两代人挥霍的嫁妆。这也给张爱玲早年的生活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障。
    张佩伦再婚后，居天津。庚子年八国联军之役，助李鸿章与各国代表谈判，因在对俄态度上与李意见不合，遂回南京，从此托病不出。张佩伦逝世于1908年，而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所以她受祖父的影响并非直接而是间接。张佩伦之子即张爱玲之父张志沂，是典型遗少，弄风玩月，性情乖张，吸食鸦片、拈花惹草，娶姨太太，挥金如土，浪荡无度，但毕竟还是翰林后裔，家中藏书甚富，乐于读书，悟性上乘，承继着其父的家学传统。爱玲之母黄逸梵是将门之女，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其父是清末两江水师提督黄翼升，《清史稿》有传。一般而言，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但在张爱玲的家庭中却又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对夫妇，自然生成独具一格的家庭环境。张父对子女不负责任，甚至多次毒打女儿。后来，张母不能忍受丈夫纳妾，便离家出走，一度远赴欧洲。而当爱玲逃到离婚独处的母亲那里时，竟发现在这里也得不到多少快乐，因母女二人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巨大差距，难以磨合。这使她过早地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女孩儿。她曾在文章中用“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来形容自己的不安全感。这种环境决定了其多疑、内省的性情的形成与发展，使她过早地便学会用深刻甚至尖刻的目光观察和分析社会，分析身边的人们，并用文字细细地将这一切描绘出来。读张爱玲作品，总会感觉到文字中有一种浓浓的忧郁，但又有所超越。她似乎并未不沉溺于忧郁之中，而总试图清醒地安处于局外，却又不能摆脱，无可奈何。在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他物、否定自我的过程中，她仿佛离尘世越来越远，忧郁却越来越浓。这些特点无疑应从其特殊的血统、特殊的家庭带给她的特殊气质方面寻找答案。
    就张爱玲的成长经历而言，在短暂的欢乐童年时光以后，她就开始了一生的孤苦岁月。而孤苦是文学的催化剂。同时得益于雄厚的家学积淀，张爱玲之成名便在情理之中，而且是少年得志，一举成名。她自己的理论是“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少年成功者的喜悦与自信溢于言表。但少年成名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尤其是文学这样需要才华、灵性和学养的行当。读书早，读书多，读书专的优势便发挥了作用。文化世家的历史惯性，使她自小有书读，有指导。而翰林后裔的遗传因素，又使她学得快，理解得深。三岁时，母亲便教她背唐诗，女仆也常抱着她讲“三国”。她喜读旧小说，八岁时读《西游记》。她写作基本功的训练也既早且勤。她曾讲过，自己天生就是写小说的料，七岁时就试着写，九岁开始向编辑进攻，虽未能成功，但依旧写得兴趣盎然。上中学时，她的懒散作风常招来老师、同学的非议，但她的文采却受人称赞，习作在同学中传阅，很有影响。她的游戏之作《摩登红楼梦》，无论叙事还是对话，都表现出与其年龄颇不相称的成熟笔力。1940年，她20岁，《西风》杂志终于刊出了她的应征作品《天才梦》，19岁的她在文中自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她的家世，她的早慧、早熟，她独特的创作历程，无不具有某种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学术滋养和自学习惯，使爱玲在此后的学生生涯中如鱼得水。在香港大学读书的三年中，她未再用中文写作，而是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专心致志学习英语，所以突飞猛进，很快便熟练掌握了英文。而后，又尝试着用英文进行写作，抒发情感。当时正值二战正酣，西方传媒开始关注中国这个素被欺凌的盟友。介绍中国人生活、中国文化的文章大受欢迎。张爱玲恰逢其时，1942年底，她首先用英文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寄给英文刊物《二十世纪》，主编大为惊喜，认为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出世”，当时的爱玲年仅22岁。而自小就钟情于小说的张爱玲，并未将英文创作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在小试牛刀之后，她以自己独有的没落贵族后裔对生活的感受和颖悟，去撞击上海文坛的大门。以香港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赢得了《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的青睐。瘦鹃以其慧眼独具，从这位年轻文学女性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厚重的传统韵味，因而大为欣赏。并断言其可与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媲美，很快便刊发并特加按语予以强力推荐。
时代往往因剧烈变动而伟大。同理，张爱玲的家族也因社会巨大变动而带来的沉浮兴衰而变得非同寻常。尽管是翰林之家，富贵之门，难免于时代潮流中渐次湮灭。但湮灭的仅仅是物质外壳，而内涵却仍存留在其传人的心灵中，流淌在其后代的血管里。张爱玲用她的天纵之笔，书写着这个家族的动荡与沉沦，这样的世家大族的起落沉浮，无疑是文学最应关注和描写的典型题材。而《金锁记》无疑就是取材于其早年外祖母家即李鸿章家族后人的生活环境，当然文学作品不排除有虚构的成份搀杂其中。身临其境、身处其间，是只有她才拥有的精神财富，这为其文学创作提供的用之不竭的绝佳题材。
    综观张爱玲作品，大多取材于世俗生活，尤其是自己熟悉的生活。这往往是一个作家成功的关键。由于其独特的学养和经历，又使她能够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派的方法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笔法巧妙神奇地结合在一起，风格富丽堂皇，笔法细腻，而又充满文学意象。40年代，她以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而蜚声上海文坛，一时无出其右者。最难得的是她对人生的理解与感悟极为深刻，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而言，简直就是奇迹。这与张佩纶当年作为清流党笔扫千军于晚清政坛时的风光异曲而同工。
    世事轮回，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寞，离群索居。1995年，于象征着阖家团圆的中秋节到来之前悄然离世，身边竟无一个亲人。她有能力拥有喧闹，但她自愿选择了静寂封闭的生活方式，因为喧闹对于她而言，早已是过眼云烟。作为苍凉的末世才女，她就像一抹晚霞，与她那位曾隐居遁世的末世词臣祖父的灵魂遥相呼应，映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悲凉与哀婉，也见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坚韧。
    综上所述，一代才女张爱玲的成功之原因大致有三，翰林世家的遗传因子和文化优势，是她成功的才华基础；生活环境与特殊经历，为其成功提供了创作题材；而剧烈变化的特定时代，为其高调登上文坛并产生巨大影响提供了良好机遇。而晚年的孤寂与结局的黯然，是与祖父晚年境况的宿命般的轮回与重复，是时代与文化创造的一种意象的重叠与对应。此番意境，从中可体味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悲壮与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