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惠庆先生是我国著名外交家，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士学位。归国后参加清廷毕业授职，获得翻译科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检讨，属于所谓“洋翰林”。后投身于外交领域，其经历跨越清朝、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等几个历史阶段，曾担任民国总理、外交总长、驻外公使、大使，外交首席代表等重要职务；曾目击见证过当时中国和世界的许多重大事件；并与许多中外名人诸如袁世凯、溥仪、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罗斯福、加里宁、甘地等中外著名历史人物有过近距离接触或密切交往，可谓阅历丰富，故颇值得一书。
    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十一，颜惠庆，字骏人，江苏上海人。宣统二年授检讨，官至外务部右参议。当然这是他在清廷所任最后官职。他先世久居山东，后迁居福建厦门。清朝道光初年，因避战乱，复迁上海。他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其父颜永京，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参与创建圣约翰书院，并出任学监；晚年，专任上海虹口圣公会救主堂教区牧师。
    童年时代，颜惠庆曾在私塾发蒙，后转入教会所办英华学塾，继而就读于英人所办同文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赴美留学。五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回国后，先是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兼任商务印书馆和《南方报》编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颜惠庆赴京参加清廷首次举行的游学欧美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二，赐翻译科进士出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经自荐，颜惠庆被聘为二等参赞，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从此步入外交界。驻美期间，不仅认真工作，积累实践经验，同时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系统学习外交理论和国际法知识，为日后成为卓越的职业外交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宣统元年（1909年）冬，颜惠庆应召回国，任外务部主事，供职于新闻处，负责接待驻京外国记者，并协办英文《北京日报》。翌年，参加清廷所办留学生毕业授职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并升任外务部参议，兼任清华学堂总办。宣统三年（1911年），参与中英禁烟问题谈判，促使英国政府承认禁烟原则。11月，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后，升任外务部左丞。
    辛亥鼎革，民国建立。颜惠庆任唐绍仪内阁外交部次长。翌年出使欧洲，任驻德国、瑞典、丹麦三国公使。1920年，他辞去三国公使职务回国。不久出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此后，曾三次出任此职，数次代理、署理并兼任国务总理。1926年5月，在奉系逼迫下，颜惠庆辞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的职务，隐居天津。
    在北洋政府任职期间，颜惠庆纵横捭阖，颇多建树。1919年，曾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1921年，筹备、组织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1925年，参与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之谈判，为收回日本在山东攫夺的权利和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斡旋于西方列强之间。1920年，他以外交总长时身份奉命宣布停止沙俄驻华使领待遇，废止沙俄在华特权；并于1921年主持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并与德国签定《复交条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政府为开展国联外交，决定起用一批北洋时期的资深外交官，颜惠庆应召抵南京，就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赴华盛顿就任驻美公使。未甫就职，又被任命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前往日内瓦。1932年1月，出席国联会议，颜惠庆援引国联盟约有关条款，提交“日本侵略中国案”，促请国联大会和行政院制裁日本。2月19日，颜惠庆在国联大会上，痛斥日本的侵华行径。他用娴熟纯正的英语发表演讲，言辞犀利，有理有节，引起强烈共鸣，取得了极大成功。不久，国际裁军会议也在日内瓦开幕，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积极接触，秘密谈判中苏复交问题。终于在当年12月，于24小时内办妥复交手续。消息公布后，世界为之震惊。
　　1933年1月31日，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1936年3月，因对南京政府政策的不满而愤然辞职。回国后，在上海主持难民救济与伤兵救护工作，出任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后当选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1939年8月，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大会。借此机会，他以特使身份两次谒见罗斯福总统，以促成美国对华经济援助、贷款并制裁日本。他频繁拜访各界政要以及老同学、老朋友，大力宣传中国之抗战。此间，蒋介石曾致电颜惠庆，邀其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被婉言拒绝。
　　1940年3月，颜惠庆从旧金山乘船抵达香港，因上海已被汪伪政权所控制，只得羁留于此。翌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乔装成难民的颜惠庆被日军认出，软禁于香港酒店。日军两次请他出山，施以威胁利诱，均遭严词拒绝；最后，只得将他押返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颜惠庆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由于对国民政府早已失去信心，他经常托病，拒绝赴南京开会。
　　1949年2月，颜惠庆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托，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事宜；并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接见。
　　新中国成立后，颜惠庆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50年5月24日，他病逝于上海，毛主席和周总理特电其家属致唁。
    颜惠庆一生致力于祖国的外交事业，做事认真，井井有条，且用英文撰写日记，并以此为基础撰就自传。其完稿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作者在“后记”曾中写道：“我的这部自传，也许简单平实，但所反映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时期，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受到启发，纵使不能借此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认识。”诚如斯言。颜惠庆先生的一生，适逢一个风云激荡、新旧递嬗的时代；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社会环境和世态风俗都处在沧桑巨变之中。丰富的阅历，使他的自传犹如五彩斑斓的画卷，留住了已经消逝的历史时光。他的自传最初用英文发表，名《东西方万花筒》(East-West Kaleidoscope)。从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1880年代的上海，既有十里洋场的喧嚣，又有南市旧城的古雅；既有跑马厅骐骥角逐，又有江湾镇龙舟竞渡。我们还可以看到：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举行留学生殿试时，保和殿内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官帽的奇特景象。辛亥革命后，古都居民措手不及，竟不知在脱去长袍马褂后，穿什么样式的服装；政府官员也不知上下级如何称呼。北洋军阀时期；天津卫寓公云集，以及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此外，我们还可以沿着当年颜惠庆先生的海外旅程，一览欧美大陆的人情世态。可以看到19世纪末美国乡村小镇的各类居民——英国旧家、帝俄贵胄，以及当地妇女衣着的保守和男士的贪杯豪饮。还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当时的柏林，物资奇缺。所谓咖啡乃系烘干的苹果皮捣碎而成；白糖完全绝迹，代以细粒人造糖精。为了解决军火的不足，居民必须将家具上的金属品拆下捐献，尤以铜类金属最为需要。诸如此类的世间百态，确实像万花筒变幻出的奇异影像。然而，它们折射的却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使人们感觉到的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沉重步履。该自传不仅展现了民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披露了很多不见于史书的细节。对于治史者，它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可以推进民国史的研究；对于一般读者，它是一段娓娓道来的人生历程，使人们宛若走入悲怆的岁月，从那波澜起伏的往事中审视社会的变迁。
    关于写自传的目的，颜惠庆先生曾写道：在中国传统著述中，自传实属罕见，但是，以年谱为形式的行状却占有一定的地位。这种题材的传记，往往由传主的好友或仰慕者编撰，按照严格的年月顺序，记载他一生的主要事迹。此外，也不乏有名人日记，以手稿或刊本传世。还有文集，其洋洋大观者，首推《李文忠公全书》，该全书收集有直隶总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一生的文稿，其中包括：家书、奏稿、总理衙门往来函稿、电稿等，总计100余卷。晚清派往国外的使臣，虽不谙外语，但都是翰林名士。他们持节域外，不辍笔耕。日记所载，除例行公事、特殊使命外，更有见闻观感。遗憾的是，后来供职于外务部的年轻者，未能坚持先贤作法，使人无从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殊不知，形诸文字的经验，不仅会使同代人和继任者深受裨益，对后世的史学家也颇有价值。我绝非妄言本人的经历和琐事值得记录下来，即使这些经历与一般人的有所不同。但是，我的生活确实展现了一幅历史画面，它可能并不完整，也有缺陷，却反映了我们国家革故鼎新的重要时代。它也揭示了一个普通的新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内容包括：我的家庭关系、日常起居、学历、职业和娱乐，我是怎样步入仕途、历经升迁、直至引退(出于自愿抑或其他原因)的，以及作为外交官供职于海外的经历。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的职业生涯漫长而富于变化。由于具有广泛的兴趣，我还积极地参与了知识界、教育界、慈善界的大量社会活动，使得人生阅历更加多姿多彩。外国读者可能会发现有些平凡小事不值得记载，然而，我写此书也是为了给我国同胞看的。他们对西方的环境和风俗很不熟悉，自然会很感兴趣，而且可以增长知识。作为自传，避不开个人，“我”字频用，在所难免，唯望见谅。
    30余年来，每天晚上，我坚持记下当日发生的主要事情。有时，对令人兴奋或有趣的事，尤详加著录。此外，还积累有大量的官方记录和文件，包括我在国内外任职期间制定的工作方案、颁布的法令等。其中，仅我必须副署的总统命令即有数十件。如果对这些汗牛充栋的材料一一披览，爬梳剔抉，取其精要，融入书中，非积年累月，无以告其成。在史实准确无误的前提下，我则主要依靠尚可依赖的记忆力，力求把自传写得简明扼要。
    由此看来，他写日记和自传都是受出身翰林的前辈们的影响，因而日积月累，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颜惠庆先生不仅是外交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不仅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外交卓有贡献，且在发展现代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多有建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期间，主持编辑《英华大辞典》，严复为该书作序，于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驻美使馆担任参赞时，他奔走于当地各出版机构，为商务印书馆联系引进教材问题；在北京任职时，他最早参与筹办清华学堂。后又主持成立了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和校董会，为清华学校发展走上正轨起到过关键作用。他还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立、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做过诸多有益的工作。在1920年代，他参加发起组织了欧美同学会，为该会创始人之一。
    颜惠庆先生还热心于发展民族企业。在寓居天津期间，他应邀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或董事长。1929年天津大陆商业公司创立，他出任董事长。凭借着他与海外华洋工商界的广泛联系，使这家公司迅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此外，他还曾担任天津大陆银行的董事长；对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庆丰面粉厂、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厂等企业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颜惠庆先生的自传只记述到1941年底。商务印书馆于2003年3月出版由吴健雍、李宝臣、叶凤美所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时，为使读者了解其晚年的重要活动，又将他于1949年1月28日至2月27日写的英文日记译成中文，附于正文之后。此珍贵史料是由先生哲嗣颜彬生女士提供。日记详细记载了颜惠庆先生率李宗仁私人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事宜的过程，特别是他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时的情景。尽管当时他是来自旧营垒的旧官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不了解和不理解之处，但是，凭着正直的人格和敏锐的观察力，他为解放区的欣欣向荣深感欢欣鼓舞，为能见到毛泽东、周恩来二位伟人而激动不已，赞誉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这正是他后来拒绝去台湾、坚持留在大陆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颜惠庆先生以“洋翰林”身份，活跃于中国政坛达四十年之久，他与时偕行，追求进步，爱国爱民，忠于职守，是值得后人钦敬的老一辈外交家。值得一提者，他与弟弟医学家颜福庆和铁道专家颜德庆皆学业有成，贡献卓著，被誉为“颜氏三杰”，这也是一个学术世家的文化优势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