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是文化巨匠鲁迅胞弟，也是现代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学养深厚，著述等身，集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于一身；其作品质高量大，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与乃兄阴阳阻隔，一位被举到天上，尊崇得无以复加；一位却被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诚为一种蹊跷的文化现象。近日偶来雅兴，将周作人平生轨迹进行了一番梳理，现予展示，以飨读者。
    一、翰林后裔
    周作人比鲁迅小四岁，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所用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清光绪十一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其祖父周福清（1837年一1904年），乃同治翰林。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福清考取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三甲第十五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八，周福清字震生，号介孚，浙江会稽人。散馆改知县，复改内阁中书，罢。《清史稿》中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一条，见于卷二三《德宗本纪》，云“癸酉，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拟杖流，改斩监候”。周作人后来曾撰《鲁迅的故家》一文，将祖父入翰林误记为光绪辛未年，而查光绪年号三十四年中并无辛未年，辛未乃同治十年。按清制，于新科进士中考选庶吉士，由皇帝钦点，入选者称“点翰林”。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后考试，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馆，根据甲第，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不得留馆者，以各部司员或知县用。未得留馆的庶吉士俗称“半个翰林”。但世人仍以翰林目之。周作人所云“介孚公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或是记错，或是虚荣。其实即使留馆，以周福清三甲出身，亦只能任检讨。翰林改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或称“即选知县”，有缺即补，且可先选。周福清先被发往四川荣昌，以路途遥远而拒之，又选江西金溪县，不久捐得内阁中书候补。
    光绪十九年（1893年），慈禧太后五十九岁，明年六十万寿，清廷决定开恩科。故于此年秋，各省行乡试。所谓恩科，是于正科之外，逢国有新皇登极、万寿、凯旋等喜庆之事而临时增设之科举考试。本次浙江乡试正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同为同治辛未科进士，属同年。所谓“同年”，是指同一年中式之意。清朝官场，甚重同年，由此结成关系网。周福清见有机可乘，便备一万两银票一张，为其子[即鲁迅之父周伯宜（1860年一1896年），生员，闲居在家]和亲友五人打通关节。其时殷如璋所乘官船，刚行至苏州。周福清自认与如璋交情深厚，命自家听差持银票拦截殷如璋于苏州。但事有不巧，其时副主考周锡恩和苏州府知府王仁堪也在座。原本无事，通关节乃司空见惯，然周家听差周阿顺却颇不通世事，递上银票之后，见没有动静，竟在船下高喊：“收了银子，怎么也不给回条，让我回去怎么和主人交代！”此事就此戳穿，殷如璋自不好瞒过，便连人带信交于苏州府，周福清以科场行贿，被捕入狱。
    周福清行贿案人赃俱在，且科场案发，治罪从严。周福清运气奇差，原本刑部拟呈“杖一百，流三千里”，光绪皇帝却想抓个典型，便一反惯例，将改为“斩监候”，也就是等待斩首，押入杭州死牢中，等待秋后处决。鲁迅之父伯宜也因此案被革去秀才功名，取消乡试资格，不久便在抑郁苦闷中撒手尘寰，年仅三十六岁。
    周家本是殷实富裕之家，为保住周福清一条老命，便不得不出银两买通官府，以使刑期后延，故而秋后并未斩决。此后每年皆须花钱打点，一拖就是七年。福清出狱后，已是倾家荡产。祖父落难，家道中落，鲁迅作为长房长孙，感受最为深切，这使他很早便领略到仕途险恶，遂决意另谋出路，远离官场。而对于周家而言，祖父之狱绝非光彩之事，因此于鲁迅有生之年对此从不提起。祖父系狱的七年中，每年“秋决”，皆挣扎于生死之间，无疑是给亲人带来难以承受的煎熬和创痛。祖父所拥有的如此清望、眼界和基因，是鲁迅和周作人日后成为文学大家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周作人，常在探望祖父时留居监内，由祖父亲自启蒙，承家学之渊源，为日后走上文学之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这段童年的记忆使周作人过早地
    品味到人世的艰辛与悲苦，从其书斋“苦雨斋”和“苦茶庵”中，便可窥见其心灵深处的蛛丝马迹。
    二、文学巨匠
    1901年秋，周作人入南京水师学堂，用“周作人”之名实自此始。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胞兄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在日期间，娶日本女子羽田信子为妻。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并肩携手，其嗅如兰。他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作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与此同时，他还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了以《小河》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作品，显示出对文学革命之热情。与同时代诸多寻求出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庞杂而多变，他曾谈道：“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综观其在“五四”时期的表现，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心灵深处占据着主导地位。他正是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想与消极隐逸思想也初见端倪，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在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上，他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国民政府时期，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上个世纪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家群体，曾在文坛大行其道。但后来随着形势不断恶化，国难当头，救亡图存遂成当务之急。而此类散文仍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性灵与闲适，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其自己所云之“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不但取材越来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儿童杂事诗》，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文学史著作《欧洲文学史》，书信集及序跋集《周作人书信》、《苦雨斋序跋文》、《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作主要有：《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炭画》、《点滴》(后改为《空大鼓》)、《现代小说译丛》（与鲁迅、周建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合译）、《陀螺》、《狂言十番》、《玛加尔的梦》、《黄蔷薇》、《两条血痕》、《希腊拟曲》、《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浮世澡堂》、《古事记》、《石川啄木诗歌集》（与卞立强合译）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当今文学界均难有能望其项背者也。
    三、失足成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尽管各界人士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却受妻子和其他因素影响，决意留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这是周作人一生的转折点。不久，在八道湾住所，发生了“刺杀周作人事件”，刺客的子弹正中其衣扣，擦伤了皮肤，他捂着肚子从客厅跑回后院，倒在妻子羽田信子身上大喊“救人！”躯体虽未受大伤，但已吓破了胆，事后，他欣然接受由警署派三名便衣警卫进驻院内。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危险，他辞去了前往郊外的燕京大学教席，接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之职。1941年，汪伪政府委任他为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成为依附日寇的御用文人。他开始大兴土木，翻盖住宅：在家中改建日本榻榻米式的卧室，供他夫妇享用；把鲁迅最早居住过的西厢房改为他的客厅“苦雨斋”；东厢房改为他的藏书库。在国难当头，腥风血雨的特殊时期，却是周作人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刻。他除了翻盖房屋，又买下大门对面的一块公地修建车库，还购置左邻两座小住宅。从此，凡家中的家具、什物都去日本人开的商店买，家中不论大小生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治，过生日、过满月都要庆贺，终日车水马龙宴席不断，无耻政客的纸醉金迷，令人发指。
    好景不长，他任伪教育督办两年后，即被罢官，只保留一个国府委员的闲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将他逮捕，被解往南京关押，并判刑十四年，后从宽改判为十年。其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其家属被赶到后院北房居住，其他大部分房屋被国民党政府军队占用。
    四、寿则多辱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即将倒台的南京政府将周作人取保释放。他辗转返回北方，后经北京市法院判决，被剥夺政治权利。由于一家生活无着，周作人开始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小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及编著关于纪念鲁迅的书籍。后因其妻信子患病，医药费大增，他不得已将自己记载了68年的日记卖给国家，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世纪50年初直至“文革”前夕，周作人以“文化汉奸”的身份，茕茕孑立，郁郁寡欢，但尚有机会发挥其才智。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又约他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此间，其生活单调、平淡而稳定、充实。他每天伏案翻译，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其中，过从较密的主要是也拥有“文化汉奸”头衔的钱稻荪。周作人工作认真，按月向出版社交稿。而出版社按月预付给他稿费200元，1960年起，增加到400元。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他的稿费又从400元减为200元。由于年老体衰，竟致无力握笔，他便用绳子将笔帮在手上书写。就这样，在80岁之时，终于完成了将希腊文《对话集》翻译成中文的夙愿。全书共20篇，计48万字。在遗嘱中他讲道：“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可见此举在其心目中的分量。此时的他已是身心疲惫、身患前列腺肿瘤的老人，自以为可以平静地告别人世，倘若在此时逝世，其一生亦可算平静。但偏偏阳寿未尽，“寿则多辱”，梦魇般的经历从天而降。
    1966年，周作人已是81岁的老人。而文革乍起，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业务陷于瘫痪。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预支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文革”风暴开始后，19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宅，砸烂周母牌位。8月24日，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卧室砸得稀烂，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迫他老实交待罪行，并将周作人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他们将周丰一绑住双手，推倒在地，连踢带打，被打破的衣衫浸满血迹，人被打晕过去又被大雨浇醒过来，再斗再打，不让有一刻喘息的机会。一个红卫兵在拷问中，还把周丰一的手表掠下来带在自己手上。风烛残年且向无缚鸡之力的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吓得晕倒在地。周作人被命令只能身穿黑色布衣，上挂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任凭人们在窗外观看和辱骂。后来，红卫兵们为了制造声势，扩大“战果”，将周作人其他专政对象集合起来游街示众。游街时的周作人已面无人色，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更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真是斯文扫地，可悲可怜。红卫兵将房子统统查封，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间屋子，当晚，一批红卫兵占领此屋，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有老保姆给他们做些简单的吃食，悄悄送来。后来天降大雨，周作人的大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乞求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 红卫兵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浴室里。不久，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实在于心不忍，就又向红卫兵求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上一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秉承“对敌人要向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的信条，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还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年老齿稀，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整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出现浮肿。时至9-10月间，周作人曾两次将写好的“呈文”交给儿媳张菼芳，叫她背着红卫兵转交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简短，内容相似，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也许他在万念俱灰中，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驻地派出所的民警将他的问题反映上去。但希望落空，“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便石沉大海。1967年5月6日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并准备了一瓶开水，然后去上班。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顿感不妙，便打电话给张菼芳。菼芳奔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矣。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未敢取回家来，一代文豪就这样了此一生，终年八十有二。
    五、功过是非
    时过境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应对周作人一生作为予以理性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之久，在历经周折反复之后，我们已有能力站在更高的着眼点上分析问题。作为一位于现代思想、文学、文化等诸多领域内有过重大影响且毁誉不一的历史人物，周作人的人生轨迹相当复杂。他才华横溢、学养深厚，内心世界亦纷乱而细腻。在其身上，坚韧与动摇、善良与冷漠、浅薄与睿智，执著与懈怠等等精神特质并存，可谓集复杂人性之大成者也。而深入考察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大可帮助我们摆脱对于历史和人性的简单化理解。透过周作人的衰荣生死，无形中会唤起我们对仍在困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诸如人生的正道与歧途、信仰与权变、自利与利他等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面对西方的强力冲击，现代中国曾几度陷入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危机之中。在危局面前，作为中国最富有智慧和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分化。包括周作人在内的认为应首先实行“启蒙”的一族曾倡导“自我的发现”，将“个人本位”推向极致，而这种倾向势必会造成对民族、国家等群体观念的消解。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就曾是这样一位信仰个人本位的“世界主义者”，他力图超越民族、国家等群体意识，而以“个人”、“文明”和所谓“世界大同”之立场说话。其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理想和避世的个人主义倾向，淡化了他对民族、对国家认同感，也减弱了他对于民族国家责任意识，这为他日后在日寇的利诱面前屈身就范埋下了祸根。
    作为一位思想者，周作人信仰所谓“自然人性论”。这种源于自然人性的伦理观，可以化解灵与肉、义与利以及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他认为应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人情之上，即所谓“王道不外乎人情”。但这种理念无法处理现实中的随时、随处可见的情理冲突问题，也寻觅不到高于个人生存之上的其他选择的理由。历史早已证明，如果将人欲径直看作天理，则人的生存的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无从建立，任何高于个人的欲望和本能的精神价值也就无处立足。周作人一味地“反英雄”、“反崇高”和标榜世俗的结果，结论只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样一来，他的“附逆”也就顺理成章。而“附逆”的结果，只能使他陷入更深的奴役状态而已。对于最为看重“自由”的周作人而言，恰恰是失去了自由，不仅是身体的自由甚至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的悖论与悲剧。
    当然，周作人对“人的启蒙”目标的追求，仍有着不可否认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惯性体系仍在发挥着作用的境域之中。但这种启蒙也只能在国家安定、民族繁荣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救亡任务完成，民族开始复兴，国家日见昌盛的时代到来之际，其价值便日益彰显，势不可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所谓“文革”之后的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启蒙时代”，作为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周作人重新受到重视也就在情理之中。现在，对吃尽了所谓“崇高”的苦头，被“豪言壮语”聒噪得死去活来的国人而言，周作人作品中那种返璞归真、潇洒出世的清新，平和淡远、玄妙圆通的睿智，其独树一帜的美文写作，独具的美感，精湛的功力，开阔的视野，深邃的目光，实令后学晚辈如我等者顿生高山仰止之感。此外，他对于现代文化中的“个人本位”原则的提倡和坚持，对于人的生活的“私人空间”的维护和固守，对新型现代社会关系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作人一生的著述及其走过的独特崎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和社会史领域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在被封杀多年之后又重回文坛且大行其道，证明其一生没有虚度，在对其评价问题上种种争论本身便表明他在文学、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他终于从十八层地狱回归人间，与他那位从九天之上回归人间的兄长相逢一笑，重温手足之情矣。
    另一方面，周作人的人生歧路，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个人主义信仰的绝对化以及超越国家、民族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不无关联。同时，他的遭遇与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学问发蒙于专制时代身陷囹圄的祖父，而自己最终也在专制无以复加的所谓“文革”期间命丧黄泉。这种宿命般的时空重叠、似曾相识的悲凉凄苦，折射出古老中国在进步道路上的步履维艰。但我们对他死于非命的同情，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对他“附逆”的谅解。作为现代士大夫的知识分子，必须确立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在国家板荡、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救亡图存是首要的、必然的选择。以任何理由为迟疑、退缩甚至叛国投敌进行辩护，都是可憎可耻的丑行和令人唾弃的懦弱，因而永远不能企望得到后世的原谅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