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考察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群体不难发现，当时的士子名流中有不少人集多重人格于一身。若仅从政治取向考察，他们或许是以螳臂挡车的不识时务的悲剧角色，但从道德层面分析，却又是具有高尚人格和完美追求的志士仁人，且在诸如文化、教育等方面为社会作出过重要贡献。梁鼎芬（1859年—1919年）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梁鼎芬（1859年—1919年）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少时失怙，但天资聪颖，二十二便蟾宫折桂，并得入翰林。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卷下，鼎芬考中光绪六年（1880年）二甲第三十一名进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鼎芬字星海，号节庵，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三品候补京堂。谥文忠。有《节庵遗稿》另据《清史稿•梁鼎芬传》：
    鼎芬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报。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张之洞督粤，聘主广雅书院讲席；调署两江，复聘主锺山书院；又随还鄂，皆参其幕府事。之洞锐行新政，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
    拳祸起，两宫西幸，鼎芬首倡呈进方物之议。初以端方荐，起用直隶州知州；之洞再荐，诏赴行在所，用知府，发湖北，署武昌，补汉阳。擢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奏请化除满、汉界限。三十二年，入觐，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诏诃责，引疾乞退。两宫升遐，奔赴哭临，越日即行，时之洞在枢垣，不一往谒也。明年，闻之洞丧，亲送葬南皮。
    及武昌事起，再入都，用直隶总督陈夔龙荐，以三品京堂候补。旋奉广东宣慰使之命，粤中已大乱，道梗不得达，遂病呕血。两至梁格庄叩谒景皇帝暂安之殿，露宿寝殿旁，瞻仰流涕。及孝定景皇后升遐，奉安崇陵，恭送如礼，自原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旋命在毓庆宫行走。丁巳复辟，已卧病，强起周旋。事变忧甚，逾年卒，谥文忠。
    鼎芬虽官居翰林，却极为迷信。同里李文田擅相面，断言鼎芬活不过二十七岁。鼎芬大骇，讨教偷生之法。文田云：唯有奇祸可解，眼看“大限”将至，恰逢中法战争爆发，北洋大臣李鸿章一味主和，清廷于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不败而败，举世哗然。鼎芬闻讯，立即疏劾李鸿章，斥其辱国投降，犯六款可杀之罪，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朝野震惊，果然酿成“奇祸”，慈禧雌颜大怒，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将鼎芬连降五级，任太常寺司乐，成为空前绝后的“从九品翰林”，翌年复因被劾而罢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乍起于山东河北等地，鼎芬心急如焚，连续致电各大官僚，“谆谆以剿匪为请”。八国联军兵临北京，慈禧挟光绪帝仓皇西窜，鼎芬首倡向逃往西安的“二圣”呈进食物、药品等，因而深得饱尝流离之苦的慈禧太后好感，嗣经湖北学政王同愈奏荐，鼎芬于当年十二月得赏还“翰林院编修”原衔之恩典。次年三月，张之洞又上《保荐人才折》，称鼎芬品行好、才力强，建议送部引见，优与录用。不久，鼎芬被任命为武昌知府，旋又升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在此期间，鼎芬还兼任新军参谋所、执法所提调、学务处总提调，参与编练新军，创办省城警察，管理湖北学务，成为张之洞得力助手，人称“小之洞”。他积极筹办新式学堂，不仅亲自创办了府道两级师范学堂，而且还捐俸一万元开办省师范学堂。然重新出仕，仍就习不改。光绪三十二（1906年）年八月，鼎芬升任湖北按察使。于翌年专折奏陈预备立宪，随后上疏弹劾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袁世凯，揭露奕劻“通赇贿””，称“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指斥袁世凯“权谋迈众”、“引用私党”，并抨击袁世凯的亲信内外大臣荣庆、徐世昌等八人。为此又遭斥责，鼎芬愤而挂冠，扬长而去。因此得“梁疯子”绰号，朝野刮目相看。
    鼎芬性格奇异，集维新与保守于一身。在维新方面，曾于张之洞幕下主持《时务报》，倡导变革；而其大清情结却又异常坚固，忠君理念不可动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相继西归，鼎芬如丧考妣，专程北上哭灵，效“寝苫枕块，麻冠麻衣”古制，堪称情动鬼神。其后，鼎芬曾两次去叩谒光绪梓宫，露宿暂安殿旁，瞻仰流涕，形容枯槁；并多次奏请于崇陵（光绪陵）植树，以慰先帝在天之灵。却和者盖寡，应者寥寥，每每皆因经费不足而作罢。经直隶总督陈夔龙引荐，鼎芬授三品京堂候补，委任广东宣慰使，因清廷退位而未能赴任。辛亥鼎革，大清数百年辉煌竟成故事。多数官僚与时偕行，追求“进步”，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新宠。而鼎芬却以遗老自居，不食“周粟”，拒不为官，闲居上海。黎元洪等屡劝其出任民国官员，均遭严拒。鼎芬发宏愿，立志为先君光绪帝营造陵寝。
    民国二年（1913年），隆裕太后死，鼎芬参与“奉安”崇陵，并为崇陵工程劝募巨款而四处奔走。为了此愿，鼎芬带头捐款光洋一千元，并在琉璃厂订制瓷瓶二百，命家人在崇陵取雪水装瓶并密封，亲自到各前清遗老和旧臣府上赠雪并化缘，痛说崇陵窘况，乞得善款，全部用于采购松柏树苗，植于崇陵；日夕荷锄浇灌，成活者达十余万株。同时于崇陵三座牌坊内栽植云杉18株，以象征18罗汉为皇帝守陵，为后世留下—道靓丽的人文景观；并执锹在陵前留影，以资纪念。返乡途中，经过崇陵右侧一座小山，鼎芬逡巡良久，不忍离去，遂嘱托家人买下此地，1919年，鼎芬郁郁而终，得葬于此，实现了其永远为光绪守陵之宏愿。
    鼎芬晚年，对清廷之愚忠举世无匹。光绪帝入葬时，鼎芬随棺椁入地宫，当棺椁及随葬品布置妥当，百官准备退出时，鼎芬竟号啕大哭，不思回返，声言愿为先帝陪葬，后被随从强行背出地宫方才作罢。倘若此番表演是逢场作戏，则后来依古礼在光绪陵墓守陵三年并每日荷锄在宝顶和陵园周围种树之举无论如何堪称难能可贵也。１９１６年，经陈宝琛印荐，鼎芬充任废帝溥仪师傅，加二品衔，入毓庆宫授读。每日上“朝”，鼎芬皆一丝不苟，“传道授业”；１９１７年，在张勋复辟活动中，鼎芬以清室代表身分与军阀张勋一方代表同赴总统府，逼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盖印。而仅十二日后，复辟便告失败，鼎芬病忧交加，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在北京病逝。死后由亡清赐谥“文忠”。     细阅鼎芬一生，多有矛盾之处，然其一系列举止，尚可用“吾道一以贯之”的理念来诠释。清末民初社会递嬗之时，各种思潮起伏跌宕，种种变故目不暇给，而于旧学深沁骨髓之士子中，与鼎芬相仿而“顽固不化”者不乏其人。如满腹经纶却投湖殉清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学贯中西却于清亡后拒绝剪辫的北大教授辜鸿铭，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因翻译《天演论》而成为近代思想启蒙大师的严复等等，晚年皆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
    鼎芬自幼有“神童”之誉，乃岭南大儒陈澧的得意门生，少年得志，中进士，入翰林，可谓“皇恩浩荡”，故而发誓要做“骨鲠之臣”。正如老子所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冥冥之中，命运似乎给鼎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早年的一帆风顺，加之李文田一席妄语，使鼎芬斗胆参劾李鸿章、奕劻，丢官而南归。若心存怨怼，投身反清行列亦情有可原。然鼎芬却一如既往，对清廷尤其是光绪帝忠贞不二，世人称之。前已述及，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慕其才名，聘鼎芬为惠州丰湖书院教习，时年28岁。从此，鼎芬追随之洞长达15年之久。从广州至南京，再至武汉，成为之洞手下最为得力的幕僚，更是其兴办学务之具体实施者，其业绩正如前引《清史镐•梁鼎芬传》所云之“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在文教领域颇多贡献。
    鼎芬穷其一生，皆在寻求忠君爱国、救国济民之真谛。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他不再留恋古人留下来的《四书五经》，而是放眼四海，吸纳吞吐，容天下之技而为己之用，大力引进、传播近代西方列强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并传道解惑，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培植人才，奠定基础。时内忧深重，外患频仍，清廷在多重夹击之下，尽力招架，忙于应付。名臣张之洞矢志探索富国强兵，以扶大厦之将倾。鼎芬协助之洞推行新政，创办近代军工、民用工业，时人有“梁是张的影子”之论。与其说鼎芬是干将，不如说他与之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的救国理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近代思想史上，张之洞的核心理论是人所共知的“中体西用”论，主要表现在他的名作《劝学篇》中，而此篇正是由鼎芬一手协助撰写才得以而成，其中包含着鼎芬心中理念，殆无疑义。
    鼎芬个性鲜明，绝无油滑世故。与康有为既同为清末著名人物，都属同乡，故而多有过从，交往甚深，其中恩怨也颇多曲折。早在光绪初年，两位广东名士便互慕才名，留有诗歌唱和之作。在鼎芬因参劾李鸿章而迁粤时，康氏依依不舍，曾作《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和《寄梁大编修》，为鼎芬壮行，一句“花发越台重把酒，不须悲伤话时艰”，道出了两人的惺惺相惜。戊戌变法前，康氏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以为维新派重要政治组织，鼎芬遵之洞之命，积极予以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之洞大力资助，并委派鼎芬主管，常与康梁辈商议筹划。
    但时局演进，白云苍狗，政见分歧在所难免，维新阵营出现分化。《时务报》上，粱启超言论日益激进，时常言及“革命”，与鼎芬忠君理念产生分歧，且各执己见，无法调和。鼎芬解除梁启超主编之职。在张之洞的授意下，鼎芬编制了《劝学篇》，强调“中体西用”，同时攻击康、梁等人信奉邪教，形如国贼、土匪。维新政变后，鼎芬撰《康有为事实》一文，罗列康有为罪状三十二款，不仅批判其政见，且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揭其隐私，称康有为是“一贪鄙狂悖，苟图富贵之人”。两人关系达到冰点。清廷退位，鼎芬与康氏趣味相投，惺惺相惜。两位铁杆保皇派往来又重新密切起来。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鼎芬与康有为、陈宝琛等人用尽解数，积极策划，成为这场闹剧的三位蹩脚导演。
    鼎芬历长丰湖、端溪、广雅、两湖、钟山书院，所至之处，建立书藏，制定约规。光绪十二年（1886年），鼎芬撰《丰湖书藏四约》，率先提出“今年书藏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的理论，可视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意识之滥觞。宣统二年（1910年），鼎芬将祖辈相传的藏书楼“葵霜阁”命名为“梁祠图书馆”，并对外开放，使其在广州大东门内榨粉街93号的祖宅成为广东首家私人图书馆。鼎芬亲定《梁祠图书馆章程》，内有观书、抄书、借书、读书、捐书五约。劝人多抄书，多借书；又主张办馆为公和捐书公藏。鼎芬预言，广州不久将会成立“大书藏”即当今意义上的共公共图书馆，并表示将自家藏书捐入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吩咐子嗣若能读书，可到图书馆阅览，不必将珍本深藏于家中。1919年鼎芬驾鹤西归，后人遵嘱将藏书600余柜全部捐予图书馆，这也是广东省图书馆收到的第一批来自私人的图书捐赠。现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书中，凡钤有“番禺梁氏葵霜阁捐藏广东图书馆”朱文长方印记之古籍，便是80余年前梁氏后人捐赠之物。
    鼎芬不仅对前清皇室忠贞不二，对有知遇之恩的张之洞，鼎芬亦倾力而报恩。张之洞慧眼识才，早年时不顾朝野侧目，不畏得罪权贵，将鼎芬召至身边，并委以重任，并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赤胆忠心，直言敢谏。大清朝不兴，正是缺少此类人才也”之评价。鼎芬对之洞更感恩戴德，辄思报效。戊戌变法中，鼎芬为之洞出谋划策，多方周旋，之洞得以免遭大祸。之洞死后，鼎芬放声大哭，亲至张氏故里南皮双庙村送殡。在发丧途中，鼎芬一路步行，嚎啕不止，老泪纵横。有人劝其曰：“小声些，孝子们的哭声都听不见了！”鼎芬悲从心出，克制不住，仍大哭不止。之洞死于北京，鼎芬已写好挽联，到南陂后，再书“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以奉。出殡后，鼎芬趋至之洞故宅，于门前徘徊良久，以践行挽联中“徘徊门馆”之语，看似演戏，实为真情。此后，每此乘坐火车路过南陂，鼎芬必恭身向东而立，以向之洞志哀默祷。驶出南陂县境之后，方复落坐。
    鼎芬在政治上堪称顽固，但于私德方面，却向以大度著称。在京时，与文廷式趣味相投，常住一处。不料廷式与鼎芬之妻龚氏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后竟双双回江西同居去也‘鼎芬则置若罔闻，任其自去。廷式死，鼎芬时任武昌知府，龚氏生活拮据，便到武昌向鼎芬讨钱，鼎芬公服出迎，大堂坐定，寒暄问候，并将三千两银票压于茶杯之下，端茶送客，龚氏收讫，鼎芬恭送如前。
    鼎芬晚年，鼎芬焚烧平生诗文，并立遗嘱要求“勿留一字在世上”，刻意以求世人将其遗忘。其著作结集而成《节庵遗书》六卷，并擅长诗词，被称为“岭南四家”之一，有《节庵先生遗诗》及续编、《节庵先生遗稿》及剩稿、《节庵先生扇墨》等行世。然皆系亲朋故旧四处收集而成，非梁本意也。今世之人，知道梁鼎芬者已经不多，甚至国内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也鲜有对其进行专门研究者。
    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的多面体。断不可以一面之词予以彻底否定，而应具体分析，全面考察，给予公允客观的评价。鼎芬科举起家，而就于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科举制度而言，有三条清晰的脉络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那就是血缘、地缘和师承。皇帝则可通过不同途径高高凌驾于这三条脉络之上。就地缘而言，皇帝四海为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师承而论，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所有中试者皆为“天子门生”；而在血缘方面，尽管皇帝与绝大多数士子不可能是同宗，但儒家将家族血亲情感的政治化发散与扩展，使士子“视君如父”之理念深入人心。这种痕迹，在翰林梁鼎芬身上便可清晰反映出来。而鼎芬对张之洞之感情，亦可从师承知遇角度略窥其脉络。其可超越血缘和地缘局限，以相同或相近之理念即所谓“同道”而整合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至死不变。这也许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无穷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