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贫困，首先是以史学家的贫困而折射出来。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经济收益远不如其他诸多领域的专家，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史学无价值，史学家无用论也就大行其道。然而，在这个各种文明之间激烈冲突，尤其是中西文化精神价值激烈冲突的时代，探索“和谐之道”已成当务之急。而欲完成此重任，就必须从历史中寻求答案。这就使得史学的价值无以估量，不容替代，史学家也就大有可为。  
    探讨“和谐”的直接动力，恰恰来自一个与其相反的概念，那就是“冲突”。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显示出他在对不同文明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深层考察方面独具慧根。然而他仅仅看到并强调冲突，而忽略并轻视另一面即和谐，显得有失偏颇。由是唤起了学术界对和谐之道的沉思与探索。而各种文明初始时期相互欣赏和借鉴的事实无疑是最好的参照。对人类历史有较深入研究的人必然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一种政治体制的背后，往往有一种价值体系在起决定性作用，而价值体系的正是一种文明体系的核心。将一种政体或文化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仅徒劳无益，甚至异常危险。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然拥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有着厚重的传统渊源，其变革要依靠其内在因素的变化才能实现，这种变化应是一个渐进过程，是异质文化体系之间长期交流、相互融合的结果。因此，惟有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是有效地避免冲突、解决争端的合理途径。
    综观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中庸”思想，以及由其衍生而来的避免极端、缓解冲突、求同存异、和谐相处等理念，正是解决当今文明冲突的对症良方。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就当前而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既拥有现实性的需求，也需要理想性的勾勒。其在空间的横截面上带有全方位的特性，而在时间的纵截面上则仍难免因时代差异而产生的隔膜。因此，相互欣赏、彼此宽容是不同文明体系间进行创造性对话的重要前提。只有对历史有全面了解的人才能够做到在更高层面上对冲突抑或和谐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活在现世的人们必须走出自我中心的心灵世界，顾及他人的体验和感受，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与尊重，在承认他人价值的基础上推介自身的价值观，并尊重他人的选择权，才称得上具备道德基础。儒家鼻祖孔子所云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对上述理念的最佳诠释，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这种和谐之道，若有人能够进行透彻研究，并通过弘扬而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当今世界的暴力和冲突就会随之减少，“天下太平”就将不只是海市蜃楼，太虚梦境。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强调“道”的终极价值。“道”源于道家，其概念飘忽不定，语焉不详，可意会，而难以确言之。后又衍生出儒家之道、佛教之道等等。因理念不同，信条各异，致使各家之道又不尽一致。随着近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展，道这一古老的概念又获得了新生，最终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的同义语，所指可阐释为“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万物本质”、“世界本源” 、“运动规律”等诸多概念。概言之，也就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的总规则。人类尽管自恃拥有些许智慧，但仍只是宇宙中一种渺小的生物，只有敬畏和遵循“道”即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可不被惩罚。而反其道而行之，则必然招致惩罚甚至覆灭的命运。  
    而人类当今之作为，却多与“道”大相违背。他们以将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强加于自然和他人为乐，并因小得其手而沾沾自喜。的确，在历史的某些特殊时期，可能会有个别人物乘时而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但通观历史不难发现，不需很长时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是要重新变更过来，仍然会依照“道”的既定规则运行，“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一切照旧。而违规逆“道”，自逞其能，超越历史、揠苗助长者，最终只能是适得其反，成为笑谈。“无为而无不为”，诚圣者之睿智哲思也。逆道而行，往往是干劲越大，损失越多。就像当年拆毁北京城，男女老少齐上阵，各行各业竞表功，很快便将八百年古都搞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其结果是壮士扼腕，智者痛心。早知如此，尚不如当初“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也。前辈中的一些人做出这种劳而无功反有过的蠢事，就是因为此辈不敬天地、藐视祖先、无所畏惧而导致浮躁浅薄、急功近利，最终难免被后人所诟病。
    观念的演变，离不开对历史的把握与反思，而此重任必须由历史学家来担当。在如何对待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出现了严重的偏差。面对先人，我们本应心存敬畏，而不是妄加指责。考虑到他们生活的那些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百句言论，即使九十九句有误，而有一句正确，我们也应吸收融会其一句箴言，而不去计较其九十九句妄语；而当今情况却往往相反，即使九十九句正确，我们也不计其功，而倘若有一句错话，我们便会抓住不放，攻击一点，不计其余，一副不肖子孙的丑恶嘴脸。如此苛刻与尖酸，受损者只能是我们民族自身。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吸收前人精华，并融入民族文化体系之中，万万不可再做自毁精神家园的败家浪子。这种豁达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更新与重建，于保护和发展我中华文化体系所关甚巨。而在此过程中，史学工作者当是责无旁贷。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以人类自身之渺小，以人生之短暂而苦多乐少，其灵魂深处必然会有所信仰，有所依赖。审视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神性”，其实就是美好人性的聚集与升华，即使被崇拜者曾经是人类的一份子，但在其被神化的过程中经过时间上漫长的冲刷与雕琢，其塑造出的品质也已近乎神性之美好。而现实当中我们所崇拜的对象，往往却是近世甚至现世的俗人，难免于一身缺点，而又妄加掩饰。这些偶像或仍存于世，大有堕落之可能；或相去不远，尚来不及将其美化与升华，无疑会显得浅薄而低俗。这是一个必须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才能破解的难题，也是一个即使倾力探索亦难以走出的迷宫。而正因为难以破解，难以走出，便更需要对历史有深厚感情和较深了解的学者倾毕生心力予以冥思苦想，以期深化对一系列与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的认识。
    因此，史学的价值不言而喻，断不能矮化、小视；史学家的使命高尚而凝重。任重道远，万不可妄自菲薄、慵懒懈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