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经过几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我们已扫清了现代化道路上的绝大多数障碍，包括地方割据、民族分裂、封闭保守、观念老旧、思想僵化、人才匮乏等等因素，使古老的中华民族从灾难的旋涡中挣脱出来，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能不注意到一种现象，那就是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犹不时响在耳边，而“太平盛世”的鼓噪亦充斥泛滥，颇显得不伦不类，甚至滑稽荒唐。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取得，“盛世”的鼓噪类似主旋律般风靡海内，“明君”、“青天”大行其道，赞歌谀语响彻云霄。秦始皇、明太祖、康熙、雍正、乾隆等专制帝王纷纷借尸还魂，成为影视作品中被歌颂和膜拜的角色。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根植于国人灵魂深处的“成王败寇”的极端功利主义价值观。其结果必然是对历史的再现与诠释完全抛弃了正邪善恶的道德标准，完全丧失了“民主”、“平等”等即使在传统文化体系中亦曾有一席之地的思想精华。某些人或许以为，如此这般，便可唤起国人的自尊与自信，便可实现新时代的大国梦想。而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如此演绎历史，可使百余年来民族民主革命的合理性遭到质疑，甚至会对现存体制的合法性形成挑战。某些所谓学者和作家也不甘寂寞，摇身一变，为能成为时代舞台上的三流明星而沾沾自喜，学术和艺术也于不自觉中逐渐向装点门面、讴歌“繁荣”的相声小品看齐比肩。这不仅使学术的尊严和艺术的价值大打折扣，自讨其辱，也不能不令稍具独立思考能力而又心存几分冷静者忧心忡忡，甚至痛心疾首。
    平心而论，当今中国的确处于数千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大众文化水平在不断增长。浅显平实，原本是大众文化的自身特色，搞笑戏说，轻松愉快，费眼省脑，缓解疲劳，是一天奔波之余，抽些时间寻求娱乐的大众的天赋人权。我们没有资格苛责赵本山、木子美、超女、芙蓉姐姐之辈的种种作为，也不必否认他们的价值所在。但令人忧虑的是，本该担当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责任的某些学者专家，却在有意无意中倾力营打造一种“盛世情怀”和“暴君美学”，重新捡起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运用无限美化建立在千万人血肉枯骨之上的所谓汉唐兴隆、康乾盛世的手段，掀起一波高过一波的古装戏热，制造伪崇高，煽动伪情感。这无疑是良知的堕落，是知识界的耻辱。
    审视当今社会，诸多现象值得关注。一方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重评重建文化传统核心价值体系的呼声日高。祭孔、祭祖活动规格陡升，场面恢弘，形式壮观，声势浩大。而思想理念却十分陈旧老套。民族情怀也显得狭隘偏执。拜读《2005年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中有：“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之语，无疑是民族主义和盛世情结的二重奏；一批学者还发起“少儿读经运动”，也偶尔可听到重建私塾的喧嚣，似乎传统文化已在悄然复归。而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城市甚至农村，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和方式却越来越远离传统，西方文化体系中的非主流部分却喧宾夺主，独据要津，即便是那些高声标榜“民族复兴”者，其衣食住行和生活观念，早已“西化”得十分彻底，见不到丝毫传统文化的痕迹。对自身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使一些活跃于世的所谓的文化精英，本就无力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只凭其一时冲动和些许所谓灵感，便随心所欲般得展示他们自身心目中的传统文化，而以此辈的学力，充其量无非是在展示传统文化的某些枝节与皮毛而已。真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神髓，绝非投机取巧之辈所能体味与掌握者。因此，他们断不能为大众提供良知示范，更无法为社会提供高品味的文化产品。以致大众文化品位直线下滑，向庸俗媚俗迅速迈进。此类文化产品，也就不再具有批判意识与启蒙功能，而完全堕落成为休闲消费的副产品，甚至误导大众，开历史倒车。
    我们相信，热衷于此举者，会讲出诸多道理为自己辩护，也可为推卸责任而寻找种种借口。但创造力的萎缩和品行的低下，才是根本性原因。决不可将“人文精神”的萎缩简单归咎为“商业文化”所带来的惟利是图，更不应把文化产品的低俗化归咎于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欣赏品味的低下。而应检讨者，恰恰是当今知识界缺乏“精神创造”和“文化重建”的能力，是现行制度有待于加强鼓励诚信和培植崇高人文品质的机能。
    大众娱乐文化当前对平民阶层产生的强劲影响，既证明了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营造工程的软弱无力，也凸现了知识阶层在思想启蒙领域和文化再造方面的明显缺失。如何亡羊补牢，是我们这一代人无从回避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自觉行动起来，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和导向，既要吸收全人类优秀思想的精华，也要弘扬先秦文化中的带有民主与自由精神的成分，使进步的理念深入人心。再者，居安思危，永不懈怠，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魅力所在；百事待举，四顾苍茫，尽管前途无限光明，但道路依然曲折。莫轻言盛世，则未来盛世必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