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纷乱的19世纪，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西方文明以炮舰和鸦片叩击国门的交往方式，伴随着屈辱在西方文明体系面前俯首就教。这使得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演变成为冲突甚至是征战，血与火的惨烈充斥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然而，在举国昏昏，上下噩噩的黑暗年代，却不乏肩担道义、引领时代的智者，那便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坚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作为群体翘楚的翰林官中，颇不乏先知先觉者。
    徐继畲(1795年—-1873年)，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入翰林。1848年，其所撰《瀛寰志略》问世，他写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字里行间对大洋彼岸的新兴社会制度心仪神往，远远超越了时代窠臼，不能不令后人刮目相看。
    再如郭嵩焘（1818—1891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入翰林。光绪二年（1876年）任中国首为驻英法两国大使，出使欧洲。抵英后，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禁毒措施之严厉，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颁行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以便于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照。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以备参用。出使期间，嵩焘处理了一系列具体外交事件，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实践。
    另有冯桂芬（1809年—1874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甲二名进士，入翰林。尤务为经世有用之学，凡水利农田盐漕兵刑诸大政，莫不了然于胸中。作《抗议》四十篇，均关系于民生国命，亭林所谓“若果见之行事，不难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著《显志堂稿》十二卷，并长于治事，不为浮词。
    社会状况的变化，改变了不少士子的人生轨迹。使那些在科举道路上未获畅达的失意者另辟蹊径。如魏源（1794年—1857年），道光二年（1822）举人，两次应会试不第，捐内阁中书。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还告诫人们切勿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郑观应（1842年—1921年），在应举失败后，毅然从商，办理实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著书立说，成为全面探索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他在魏源、冯桂芬等人对中国近代化道路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有所进展，更加完善。魏源关心的是船坚炮利等西方军事方面的“长技”，重在卫国保疆。而冯桂芬比魏源前进一步，已认识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走西方富国强兵之路。但桂芬仍持“道统不可变亦无须变”之观点，也就不可能使中国走向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全面近代化。郑观应则认为，设议院、达民情、实行君民共治的民主制度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在1875年所撰《易言》中，观应希望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在《盛世危言》中，又再次提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实行改革、设立议院。认为“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试图以制度层面的变革来寻求中国近代化的出路，并清醒地意识到政治变革是中国走向全面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其次，郑观应明确提出了工商立国、富强救国的口号，为中国经济近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主张“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所有这些都是富强救国的有效方法。这实际上也为中国经济近代化指明了方向。观应还特别重视西学，提倡格致，注意对新式人才的培养，并设计出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在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郑观应曾从“道器”、“本末”、“体用”等哲学高度阐述中学与西学、人才培养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谈道：“从来讲备边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今我苟欲发愤自强，必自留意人才始。”同时，他已认识到国家富强与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主张考试分立两科，考试格致、化学、电学和天文、地理、医学、种植新法等门，录取对富强之道切实有用的人才。在当时举国上下仍崇尚虚文、皓首穷经、浑浑噩噩、拒绝变革的大环境下，郑观应把兴办新式学校和培养科技工艺型的实用人才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视办新学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富强的根本，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其思想主张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这两个敏感而又极其关键的问题。
    要想培养人才，就必须送华夏弟子走出国门，直接汲取先进科技与文化。在这个方面，容闳的贡献必须肯定。容闳（1828年—1912年）先在澳门接受西式教育，后于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他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文化以及教育等多方面的差距，决心创造条件，让国内的优秀学子也能得到在美国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他回国后，为完成自己的夙愿奔走呼号，终于在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将大清国第一批留美幼童送到大洋彼岸，开始了计划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而提前归国，但饱受欧风美雨洗礼的他们在20世纪初年纷纷成为朝廷重臣，成为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以及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第一位自行设计建造铁路的工程师。光绪三年（1877年）清廷又派出第二批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军事。这批学子中的邓世昌、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等人在回国后成为北洋海军将领，在1894-1895年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此后，大批留学生以各种途径出国留学，又回到国内，成为古老帝国的新鲜血液，改变着中国的历史命运。其中就包括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胡汉民、黄兴、宋教仁、蔡元培、廖仲恺等，他们回国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为政治制度与国际接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被迫对西方文明体系应战的历史。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有时像一头赤裸裸宣泄野性的巨兽，而有时又像是一位具有“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理念的“良”师。这让我们的先辈们的心态一直游离于迎战、复仇和感激、钦佩之间，剪不断，理还乱，自相矛盾，心境难平。但无论如何，先贤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以江山社稷为重，筚路蓝缕，前仆后继，终于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他们心有灵犀，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他们苦心孤诣，却招得诸多世人侧目。上举各位，只是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代表人物，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然只要是为国事而驱驰者，便当彪炳青史，令后世永远怀念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