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历史之特点，可以“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民族繁殷”予以概括。从各民族分布方面考察，形成了汉族居中原，少数民族居边地的局面。边疆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紧密相关，互为表里。对上述问题的处置，关乎王朝之存续，国运之兴衰。今日中国乃过去中国之延续，过去的经验或可为今人提供借鉴。现就所知予以简要回顾，以就正于方家。
一
中国的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境内其他民族的关系堪称错综复杂，其交往过程十分曲折而漫长。然以其趋势论之，自先秦至今日，中原地区一直扮演着凝聚核心区域之角色。从民族角度考察，执掌中原王朝权柄者，既有华夏-汉族一系，亦不乏其他兄弟民族。此外，两个政权（南北朝、辽宋、宋金、宋元等）并立甚至多个政权（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同时存在之现象亦属常态，即所谓分裂割据时期。然而不难看到，在一统时期，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以维护稳定局面、进而开拓疆域为目标；而于分治时期，诸方统治者亦皆以削平群雄、实现统一为己任。因而使得每次分裂后，必然是一个疆域更加辽阔、统一程度更高的朝代之崛起。换言之，战乱、分裂与割据，都是在为进一步统一蓄积着能量，创造着条件。而在疆域开拓、民族融合等方面，由少数民族建立中原王朝往往较之汉族政权更有作为。元代与清代即是明证。
从版图方面考察，中国一直可以分为中原和边疆两大组成部分。二者始终相依互补，联系万难割断。若无边地政权之屏藩，则中原区域必惨淡经营，了无生气；而若无中原王朝之羁縻，则边地政权则往往陷入危机，进退失据。之所以分为上述两大部分，不仅是由于二者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的明显不同，而且有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不同于诸多蕞尔小国，中国版图之广阔，使得其边疆十分广袤，因此必然会有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由于中国文化的浸润型特点，中国边地的概念一直在动态变化之中，且是在分散发展演进逐步融为一体。其中各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化的进程，亦往往是边疆区域逐步统一于中国这一进程的起始阶段和必要铺陈，如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等便是。而这种民族的多样性，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与边疆问题纠缠一处，难解难分。这不仅是由于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是因为各民族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的融合、凝聚也是中国边疆地区开拓发展的动力与基础。从历史的大背景、大趋势方面考察，甚至可以断言，任何形式的民族融合，都从客观上推进了时代的进步和边疆的巩固。
另一方面，中国边疆的开拓和各民族的交融，带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边疆地区诸民族几乎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均有上古时期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尽管边疆地区各个民族社会发展进程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迟地被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连续性发展的轨道，相互间的交流影响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于史有征，斑斑可考。
依中国边疆地区诸民族相互关系而论，在近代列强入侵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趋势。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其存在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但由于时代局限，当时的人们或许未有今人的认识高度。时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边疆危机，且与以往的危机性质完全不同。这不仅使得中国不得不改变其长期独立发展的轨迹，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与此同时，在与共同敌人的斗争过程中，中原与边地、汉族与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认同感空前加强，完成了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飞跃。统一的多民族的新中国再次崛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
毋庸置疑，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存在着边疆民族问题，因此历代统治者必然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治理边疆民族的政策和策略，以实行有效的管辖。中国古代的边疆民族政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行政、经济、边防、民族、宗教、外交政策等诸多方面。考察历朝历代边疆政策不难发现，其既具有共同性和继承性，又各有差异性和独创性。因清代属于末代王朝，其边疆民族政策乃集大成之产物；又因其最高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其思路与作法多有创新；其内容既有继承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一面，又有根据时代需要和自身特色独创更张之特点，自成体系，蔚为大观。在此予以述略，或可收管中窥豹之效。
众所周知，历代中原王朝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并无明确的边界概念。而在对待边地诸民族时，又尊奉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即以文化本位来区别之。王朝强盛之时，标榜“用夏变夷”，即以推行中原文化、制度礼仪的手段向边疆地区浸润；而在衰败没落、居于守势之际，往往又以“华夷之别”来抵御边地诸民族之攻略。但统而观之，历代汉族王朝从未跳出“夷夏大防”的历史窠臼，在边疆治理方面陈陈相因，缺乏建树。而由满族建立清王朝，以其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它能够以一种全新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它比任何其他王朝都要重视联合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尤其是蒙古上层贵族），把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制订、推行和完善摆在基本国策的突出地位。虽然其主观出发点，是为了达到以人数和文化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对巩固边疆、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推进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意义。清廷强调“中外一体”（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一变历代汉族王朝作茧自缚、消极自保的惯用手段，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诸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并十分注重“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实行“一国多制”、“文化多元”的统治方针，在清代前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中国知识人可能也有根深蒂固的天下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这种历史渊源极深的天下主义，可能转化为接受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的世界主义，引申出价值上的一元主义，把西方“先进”、“文明”和“富强”当做全球普遍追求的路向，从而迅速地认同另一种文化和制度，但也可能延续着鄙夷四裔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却引申出通过近代化而富国强兵，从而俯视天下的雄心。
而清廷边疆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措施是清代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具体化，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首先是设立专门机构。在中央层面，特设立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曾兼管中外交涉事宜。是当时“中外一体”的具体体现，与当今“国家”之概念尚不可同日而语。制订并不断修订补充的《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可视为管理规范化的力证。在地方层面，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采用大量适于本地诸民族的行政体制，而不强求划一。如在东北地区，采用将军制下的州县、八旗并存制；内外蒙古实行盟旗制；新疆为将军辖下的伯克、州县、札萨克制；西藏为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并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同时，为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清廷广布“恩泽”，于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方面十分慷慨。终于将经常成为心腹大患的北方游牧民族变为中原王朝坚固的屏藩。在运用各种宗教巩固统治方面，清廷也大有作为。其对中国境内的大多数宗教加以扶植；只要不威胁到政权稳定，即不与干涉，表现出“包容天下”的豁达。但亦有其底线，那就是任何宗教都不能干预皇权，对宗教的世俗权力予以必要的限制；沿着“众建之以分其势”基本思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三
今日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延续，清朝对于当今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变化均有直接影响。清代前期的有效管辖范围除18行省（兼有台湾）外，还包括有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六盟、喀尔喀蒙古各部、唐努乌梁海、新疆和西藏，是一个幅员广阔、疆界明确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尽管在鸦片战争后清廷屡屡割地赔款，但清代的边疆地区，包括当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以及沿海诸省，台湾、海南（包括南沙群岛）等等，仍是新中国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的社会状况、经济条件、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虽已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当时就已存在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清廷的丧权辱国，失山失地，给今天的边界纠纷留下祸根，也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因此，要解决当代的边界纠纷，就必须弄清清代前期疆域的形成和近代以来疆域的变化以及清政府边疆政策失误之所在。不然我们就回无的放矢，陷入被动。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深入人心的“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策形成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大一统”在秦汉时期变为现实，并于其后的两千多年里浸润着中国各民族的情感，根植于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他们坚信，国家统一则各族共享太平、安居乐业；山河破碎则生灵涂炭、社稷丘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是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永恒的政治价值取向。其对历代王朝维护统一、开拓边疆的不懈追求影响甚巨。古代中国曾四次出现大一统局面，其中有两次（汉、唐）是由汉族统治者完成，而另外两次（元、清）则是由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后实现。汉唐两代，江山一统，将千百年来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孕育着的统一要求变成现实。但是与元代相比，汉唐统一则规模相形见绌。元代虽享国不足百年，但疆域空前广大，中华各民族之交流空前加强，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作出的历史贡献更加突出，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有效控制区域均未达到过清朝的规模。就立国时间而论，亦不远逊于汉唐也。
颇值得一提者，作为清廷基本国策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提法，最早见于《礼记•王制》。作为儒家经典，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礼记》便被历代汉族统治者奉为圭臬。但真正将其实施于边疆民族宗教领域者，却是“蛮夷”之属。实践这一理念的直接成果，便是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局面之形成。或许真正验证了孔老夫子之训诫：“道不行，乘桴浮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