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欣逢网络时代的学者是幸运的一群。我们各方面的条件之优越、信息之丰富、眼界之开阔，交流之顺畅、手段之先进，胜之以前不可以道里计。而有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得地利之便，颇有“不为浮云遮望眼”之宽阔视野和“无丝竹之乱耳”的超然境界。就我个人而言，几年来，在我院功能强大的网络系统协助下，已使不少学术梦想成为现实。
    长期以来，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有一大遗憾，那就是在我国古籍中一直未能找到“民族”一词的出处。就职于我院民族所的韩锦春、李毅夫等二位前辈对“民族”一词的出处、用法和含义等问题极为关注，并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对相关史料、报刊和书籍进行了认真爬梳与摘录。但由于汉文典籍浩如烟海，长期搜寻而未果。“‘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华古籍”之提法被普遍接受。中国民族学大家林耀华先生就认为：我国“民族”一词的使用是“受日语的影响，日人用汉字联成‘民族’一词后，我国又从日语引入”。我国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民族”之词条，其舶来身份似成定论。至2001年，青年学者茹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茹莹就此认定：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
    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史料支持，只能作为一个情结深藏于心。2004年初，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清史稿》）全文检索系统登陆我院内网。当我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借其所助进行搜检，并在《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觅得“民族”一词在正史中的出处。以此为指引，先查找中华书局点校本，但从其《校勘记》中得知，宋大字本《南齐书》中之“民族”，在明南监本、北监本却作“氏族”。我又找到以宋大字本为底本影印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百衲本，“民族”一词赫然纸上。其云：
    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
    此语出自道士顾欢，乃南齐著名道教学者。“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 、 “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与江东之汉族无疑。而所谓 “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改变，却“滥用夷礼”，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能轻易改变。而“民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由于宋大字本早于明南监本和北监本，且氏族乃根据血缘决定，而非风俗和礼法所能改变，故作“氏族”则与文中意旨不合。据此我撰就《“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一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04年第三期。我得出结论，“民族”一词于我国正史中有征，且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之含义十分接近。并推论，日语中“民族”一词有可能直接取自汉典。
    文章发表后，为“民族”一词出自本土说提供了力证。饮水思源，我院网络检索系统功莫大焉。
    清史满族史，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研究方向。而在该领域中，启心郎的设置与裁撤，是后金与清前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启心郎，满文作mujilen bahabukuu，直译为“使获心者”，为后金与清前期所设官职。自天聪五年（1631年）出现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裁撤，启心郎群体曾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近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该官职之设乃空前绝后、独具特色之创举；其群体在明清递嬗过程中曾起过上传下达、沟通满汉的重要作用。兼具清史满族史研究之双重价值。但由于史料匮乏，长期以来无人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致今人中对其知晓者寥寥，且向未引起清史满族史研究者的重视。我过去曾搜集梳理过相关资料，但可用者寥寥，远不足以廓清轮廓并连缀成文。检索系统启用后，我在先《清史稿》中检得史料出处19处，并根据相关时间线索，先在《东华录》中爬梳考辨，复扩展至《清实录》，并将先前在清人笔记中的蛛丝马迹般零星记载一并考察，撰就《启心郎考》一文，勾勒出启心郎群体的清晰轮廓，并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过程、历史作用和消亡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于深化学界对明清递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满汉文化之间撞击、交融并最终趋同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了解与认识，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作为历史研究者，能在我院主办的超一流学术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是学术造诣已趋于成熟的标志。我试将拙文奉上，幸得同人首肯，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一期，从而实现了我的又一个学术追求。
    作为学者，立言乃终身本业。而历代先贤皆认为乃“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万不可随心所欲，误己害人。至清代中期，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老前辈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标准，为后学指出了追求标的。用现代语言诠释，义理即思想性，考据即学术性，辞章即艺术性。作为妙文，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得逢网络时代的我辈，于上述三方面皆可得其大助也。
    思想性乃文章之灵魂之所在。欲使思维不枯，才情闪现，则不可闭目塞听，作茧自缚，必须跟上时代步伐，掌握学术动态，了解新观点，感受新思潮，并与之回应甚至碰撞，在激荡辩难过程中相得益彰。当今时日，诸多学者通过网络交流信息，传播理念，无论是“光明网”、“国学网”、“人民网”等权威网站，还是“大家思想网”、“学术批评网”和“万贤网”等先锋网站，各位新进学人的作品思想活跃、新论叠出。阅读披览，于启发思路，开阔眼界，受益非浅，感悟良多。因网络相助，先贤老子所云“不出户，知天下”之高妙境界已成现实。
    学术性是文章之价值所在。史家对史料重视至极，最忌凭空妄断，游谈无根。前辈为寻觅史料而上下求索，手不释卷，常至头重目酸，而终日苦寻而一无收获之状在在多有。而我辈可凭借对关键词之检索，先找到出处，再核对史料原文，大大缩短了所需时间，也为更大限度地占有史料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我到科研处任职后，因工作性质所限，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机会几乎不复存在。为不放弃研究本业，我将必备书籍尽量购置齐全，在不出办公室的情况下，仍利用工作间隙延续着学术追求，并时有所获，无网络相助，简直是不可想象者也。
    艺术性是文章之生命力所在，若行文无章，结构松散，即使义理考据皆佳，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否拥有授众，获得认可，辞章之学所关甚巨。我师王钟翰先生曾多次训诫：惜墨如金，方为自重；行文断不可随心所欲，要逻辑严谨，层次分明，不坠无谓之谈，不惜文章短小；要有炼句意识，要字斟句酌，逐字敲打，兼顾平仄。在电脑使用之前，逐字敲打绝非易事，每次修改，皆会将字面搞得一片狼藉，不忍卒睹。而我们当今运用word系统写作，为字斟句酌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为提高辞章质量提供了必要保障。数年来，我每每于文章草就后，必进行逐字敲打，标点符号亦不放过，辞章质量渐有提高。重温以前旧作，大有不忍卒读之感。
    另外，旧时投稿，稿件寄出，翘首以待；鸿雁迟来，望穿秋水。而今仰仗网络，鼠标一点，文章飞至，尽管分处异地，甚至海天阻隔，与编辑沟通交流，仿佛近在咫尺。无疑拉近了双方心灵之间的距离。
    历史的继承性使我们新一代学人具有高于前辈的学术起点。无数前辈昏灯秃笔，不舍昼夜，用青春与生命为我们谱写出一曲曲响彻古今、震撼心灵的史家绝唱。而作为后学，将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深入并有所拓展，是我们这一代史家责无旁贷的天职。只要我们以先贤锲而不舍的精神为楷模，加之掌握并运用电脑、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就一定能承担起续写百代汗青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望大雅君子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