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着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逐步解决民族问题的新途径。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
    建国以来，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首先是从民族识别开始，其后便是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作为这两项艰巨任务的亲历者和“智囊”之一，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地区实地和少数民族接触中亲身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而对于民族的形成、对其所具有的特征的说明，则属于民族理论的范畴。所以，必须有一种较为成熟的民族理论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们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来自苏联。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追根溯源，这个定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情况总结出来的。而这里所提出的“在历史上形成”，就可表明，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而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定义中提出的四个特征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只能起参考作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费孝通先生就是根据以上思路结合实践进行思考的一代学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当时并未将从苏联引进的“定义”所提到的特征孤立起来对待，而是认为必须和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特别要考虑它们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在长达数年的民族研究实践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对我国在民族方面的诸多特点有了较为深刻认识，同时也体会到民族既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运动中变化的；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现状调查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就学科而言，必须让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历史学相结合；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必须形成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体系。这也是当时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达成的共识。应当肯定，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思索为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在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结构的研究领域孜孜以求的同时，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也在思索和探讨着同一问题，陈连开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思考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历史上中国的农牧民族中，农业民族有华夏汉民族，还有南方众多的水田农耕民族和山耕民族，这些农牧民族及南北农耕民族关系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中国之形成和发展有何种影响？如何看待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何种作用？经过认真研究，他将少数民族对祖国的历史贡献，归纳为四大方面：
    一、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共同开发和巩固了祖国广大的疆域。二、在一百余年的反帝斗争中，中华各民族共同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基本完整，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在经济领域中，自古以来无论农林牧渔生产，还是经济交流、中西交通，以及日常生活，少数民族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四、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文化领域中，少数民族也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少宝贵财富。
    其后，他又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关于“中国”、“番汉”、“华夷”、“中华”、“中华民族”等名称的由来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论述了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的概念，并结合考古，考察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起源。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大体属于前沿性研究。他明确阐述了如下观点：一是“‘中华民族’一词，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随着中华民族在反帝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合成整体，它的全部含义才得到了充分的阐明，即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目前，我们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含义时，仍集中在如何涵盖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这种多’与‘一’的关系方面”。二是运用中国古人类学和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古史研究相结合，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整个中华民族与大多数中国的兄弟民族，从总体上看，皆是由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历史的人们形成的。其次，中华民族及其中的主体民族和一些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其起源是多元的。特点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与辐射。在同一民族中，往往既存在广泛的认同，又存在明显的区域文化特点。
    陈先生的上述观点，逐渐得到费孝通教授的关注与重视。费老认为，把中华民族概括为“多元集合体”的提法不易理解，不如概括为“多元一体”。费老的高瞻远瞩，使陈先生顿开茅塞。他立即把手头存有的论著全部送给费老作撰稿参考之用。费老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将中华民族结构作了高层次阐发，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杰作。
    1989年夏，费孝通先生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讲演。费老利用这次机会,将他经数十年思考与研究的成果汇集而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公诸于世。在这篇论文中，先生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理论体系的诞生。其主要论点为：
    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第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从而获得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费老认为，一种理论的出现和成熟之间相距甚远。这只是经过多年探索和思考得到的一些不够全面的认识。在这种认识里，“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尽管我们在语言中都用‘民族’这同一个名词，但它可以指不同层次的实体。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于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
    至此，一个中国学者通过亲身实践、长期思考而形成的民族理论诞生了，并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深远影响。而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费老作为学术大师和社会学家，以其发达、缜密的逻辑思维在构建理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等宏观方面颇多贡献，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陈连开先生以其对史料的整理和对诸多细节的描述，在微观层面为这一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
    费老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之后，反响极大。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于1990年主办民族问题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见仁见智、畅所欲言，形成以下共识：“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从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种一体性，集中表现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表现为共同关心与争取祖国的完全统一与繁荣富强，大陆上各民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华民族的“一体”，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更不是汉化，或者马上实行“民族融合”。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全面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重视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发展，使各兄弟民族在现代化中走上繁荣发达富强的发展道路，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繁荣。同时大家也认为，这个理论和因之形成的新的学术体系还需要做许多专门课题的研究，才能使“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得到完整的发展。
    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后收入由费老主编出版的《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书。十几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中有很多人开始运用这一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著先后问世。同时，学界也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以推动中华民族总体研究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该理论体系会更加完善，有关中华民族历史、现实与未来领域的研究将会更加全面与深入。
    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问世后，受到国内外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且逐步被应用于指导学术研究，影响日见深远。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连开先生在指导“中华民族形成史”专业博士生时，将该理论定位为核心理论；陈连开教授曾赴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日本九州医科大学、韩国汉阳大学等处从事学术交流和讲学活动，与台湾学术界也有较多联系。这一理论在国内外均受到广泛重视，在港台学术界也颇受推崇。
    同时，学界也曾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以推动中华民族总体研究的发展。如1997年中国炎黄研究会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在北京举办的“炎黄文化研讨会”；2000年中国汉民族学会与福建社科联举办在泉州的“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中国汉民族学会与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在澳门举办的“澳门文化、汉文化、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2002年9月在贵阳召开的由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台湾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贵州省社科院和贵州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协办的“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研讨会”，都是在费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推动下，继续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议题的重要学术活动。
    以此次研讨会为例，与会的海峡两岸学者就“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的历史轨迹、发展趋势、国家认同、民族整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认真探讨，共提交论文３０余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副院长王洛林研究员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他指出，大陆和台湾的居民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组成部分，大陆和台湾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性与一体性，共同创造和丰富了绚丽灿烂的中华文化，也使中华文化成为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提出了他的新观点。他指出：在５００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多次领土盈缩、朝代更迭，但中国的统一大势并未因此受到阻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构建了“文化多样、国家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魏良才和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唐彦博引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比喻对多元一体理论加以阐述：“中华民族乃是一大水系，是汇合许多小支流而成一大流。”台湾学者桂宏诚、叶锦栋则进一步提出：“我们应该深切体认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与凝聚性，更应该在这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大架构上，在两岸关系上先从文化上紧密联系而凝成一体”。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曾昭旭说，“要求统一、拒绝分裂，的确是中国人内心深处非常普遍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在其底层蕴涵着伟大的道德理想性，即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尽管学者见仁见智，但对费老提出“多元一体”理论的意义和作用都表示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
    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它新的内涵：“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中不难得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予以营养滋润的判断，也标志着近百年来我国对民族概念及其定义的研究和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以全球为视野，从就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角度而言，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属于多民族国家；而依据民族在国家的分布，绝大多数民族尚未有建立起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由此可见，上述事实表明，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非一致特征，不仅是民族和国家的常态，而且意味着“多元一体”的民族分布格局对应于“一体多元”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例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推而广之，“多元一体格局”不仅能有合理地解释多民族的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民族整合的现实。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民族文化体系的相对稳定，民族认同的情感维系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当今是时代，在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成份的多元化并不构成分裂多民族国家的理由。诸多外国学者也已形成如下共识：现代民族国家既不是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也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政治成就。将人民、民族、社会、国家的概念包含在一种人为划定且不断变化的领土背景之中的概念框架，是具有局限性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即便是在民族国家出现最早、数量最集中的欧洲大陆，具有多民族国家外壳的欧洲联盟也正在孕育当中，这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多民族国家当中结成一个具有利益共同体意义的国族，将更加符合历史和时代的潮流。费老的理论清楚地昭示给我们的是：不同的民族之间是完全可以完满地融合在一起；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族际利益的调适来确保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社会的整体进步中不断增进国家中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感，以保证国家安定、民族团结与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