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先生（1668--1749）画像
刘大魁先生（1698--1779）画像
姚鼐先生（1731--1815）画像
吴汝纶先生（1840--1903）小照
清代乾嘉时期，在清廷大兴“文字狱”，学者动辄获咎的巨大压力下，学术界不得不放弃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之学，而向“考据”的方向迅速转变，形成了“乾嘉学派”。学者们表面上仍在标榜“实事求是”，但事实上却是退入故纸堆中，以避开腥风血雨的严酷现实。清中叶以后，文章撰写在体裁、风格、手法等方面亦在不断变化，桐城派散文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桐城乃一县之名，位于安徽中部而略偏西南。桐城冠名于唐肃宗至德年间，已一千五百余年，至今而相沿未改。散文流派以桐城为名，是因开山祖方苞（1668—1749）与后继二祖刘大魁、姚鼐皆桐城人氏。
一
方苞字凤九，号灵皋、望溪，祖籍今义津镇方皋庄，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自幼聪慧，年二十四，入京师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动公卿，被誉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赞其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三十二岁，中江南乡试解元。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参加会试，考取第四名贡士。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后因为《南山集》作序且《南山集》著者戴名世曾采用方苞族祖方孝标的史料，对南明抗清人物有所称道，故而案发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至京城，下刑部狱，论死。在狱两年，仍坚持著述，成《礼记析疑》与《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康熙帝惜其才，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成为皇帝文学侍从。后奉命入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据朱汝珍《词林辑略》卷十，雍正九年（1731年）方苞被授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成为特授馆职的翰林官，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1733年）擢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1735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年），再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1742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1749年）病逝，享年八十有二。
方苞一生著文甚富，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等，另删订《通志堂宋元经解》等，并擅长撰写散文，有近六百篇传世，收于《望溪先生集》中。方苞为文，多为明经崇道之作，道学气味甚浓。只有一些记事小品和山水游记显得较为轻松自然。其散文独树一帜，自成风格。并在撰写过程中，注重总结心得，探索为文之道，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创作理论，其核心曰“义法”。“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以义为经，以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用当今语言诠释，义即内容，法即形式，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从而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桐城派散文理论，即以方苞所倡“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尊为“桐城派鼻祖”。
其实，方氏所云之“义”，无非是为当时统治服务，本于经术的所谓圣道伦理，具体内容就是程朱理学。他以《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直至明代归有光一系为文统；以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等一系为道统。二者有机结合，便是其所开创的桐城派散文“义法”的实质。
方苞不仅上下求索，不断创作，且传道授业，使学术薪火相传。其弟子刘大櫆承其学，而又有所建树。
二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桐城汤沟镇陈家洲人。幼时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年二十余，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其文章，称道不已，叹曰：“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其为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因而名噪京城于一时，士大夫多愿与之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1732年），两应乡试，皆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又因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乃同邑，深为懊悔婉惜。乾隆十五年（1750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一生命蹇，可见一斑。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师事方苞，承其风格而又有所发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而大櫆兼重古文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波澜壮阔，才气雄浑，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独特文风。在“义法”基础上，大櫆拈出“神气”作为自己论文的极致，认为文章贵奇、贵高、贵大、贵远、贵简、贵瘦、贵华。综而观之，其为文道学气韵弱于其师。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常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且喜饮酒，好吟诗。其著述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1782年）逝世，享年八十有八。大櫆开门授徒，弘扬师道。承上启下，功不可泯，被尊为“桐城派二祖”。而弟子姚鼐，才华横溢，多所创获，为桐城派散文大行天下居功至伟。
三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又名惜抱轩，祖籍在今义津镇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兰始迁居桐城。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赋。据朱汝珍《词林辑略》卷四，姚鼐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清廷开《四库全书》馆，鼐被荐入馆充篡修官。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四十四岁。
姚鼐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发展方苞的“义法”论，使桐城派文论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一次重大突破。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惜抱轩文集》16卷等。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八十有五。
在散文创作具体方法方面，姚鼐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理论，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文当由粗入精，以至于“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上引均见《古文辞类纂序目》）。这是对我国散文艺术和理论的相当全面的总结，是对“义法”说和“三结合”论的分析性的具体说明，也正是姚鼐在理论上超越方苞和刘大櫆之处。
桐城派自方苞始，即注重作者道德修养对创作的影响，姚鼐更是如此。方苞曾指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杨千木文稿序》）。姚鼐则明确强调不可“以言行分为二事”（《稼门集序》），认为只有做到“艺与道合，天与人一”，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见《敦拙堂诗集序》）。这一点，姚鼐在《荷塘诗集序》一文中阐述得很清楚，兹不赘述。方、姚如此看重道德修养，一方面与他们属、恪守儒学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气”是文章统帅（见姚鼐《答翁学士书》），而作者的道德修养，正决定着作品的“气”之高下。关于人品和作品的关系，历代文学批评家都很强调，虽然评价“人品”高下的标准各不相同，但强调这种关系，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姚鼐以散文创作成就斐然，足可与方苞、刘大櫆比肩甚至有所超越。其散文给人以平和自然、悠远清淡而又不乏沉厚之感。姚门弟子陈用光在评价三家古文时有云：“望溪理胜于辞，海峰辞胜于理，若先生，理与辞兼胜。”认为姚鼐的散文兼收方、刘长处，并再予升华，贴切而中肯。姚鼐以其造诣，被后学尊为“桐城派三祖”。
由于姚鼐天性恬淡，随遇而安，所以文章思想寡淡，内容贫乏，几无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的作品。在形式上，姚鼐也未能避免桐城派拘泥形式，过于追求古雅的通病。此乃时代局限始然。
姚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桐城派声势大张，功推第一。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使桐城派影响扩展到全国范围。门下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方东树亦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另外，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体例清晰，取舍精当，并附以评论，便于学习掌握桐城派古文理论要旨，此书流布天下，使桐城派声威大振。文人学士对桐城派有微词者，多攻击其拘泥“熟套”，而此类“熟套”却又是桐城派获得众人推仰趋从的重要法宝。
四
清代，在正统的“古文”系统中，承桐城派文风而别开蹊径者，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带人士而得名。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授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弃骈俪之学，而治桐城派古文，后传人日众，成桐城支派，世称“阳湖派”。但受长期从事考证之学并长于骈文的影响，“阳湖派”传人未完全拘束于桐城派之法度而稍稍示异。一是取法较广，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统”之外，还兼取子史百家；二是反对在字句上过于斟酌取删，笔势较为放纵；三是把骈文的笔势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骈文的博雅工丽。由于桐城派大行其道，使得阳湖派影响始终限于一隅，生命力微弱而暂短。
桐城派古文对清后期文坛影响甚巨，所以树大招风，也未免招致多方攻击；且随着时代变化，光环逐渐消退。但在“五四”提倡白话文之前，一直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且顺应着时势而不断有所更张。晚清时期，使桐城派光大者当首推吴汝纶（1840—1903）。汝纶，字挚甫，今桐城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幼时家贫，刻苦读书，爱好古文辞，鄙弃俗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次年中乙丑科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怜其才，留佐幕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国藩死，又入李鸿章幕。在充曾、李宾客期间，奏议文牍多出其手。后汝纶先后出任知深州、冀州。每到一地，对教育事业最为热衷，后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任命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并加五品衔。其间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国育人，以求“富国强兵”。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在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在考察期间，深入学堂数十处，不舍昼夜，手录备忘，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介绍日本教育的专著。回国后，途经省城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兴办桐城学堂，自认堂长，并请日本学者早川东明执教。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匾额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楹联。该学堂即今桐城中学的前身，乃安徽省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吴汝纶推行新式教育的实验基地，其影响巨大而深远。汝纶博学多才，著述近50卷，是桐城派后期大师。
五
辛亥鼎革，文风大变；“五四”旗动，诸事崇新。桐城派失去依托，日趋暗淡，终被弃若秋扇，今人已多不知之。而白话文成文坛主流。不可否认，此乃时代潮流，不可违抗。但由于成熟尚需时日，定式未成，故而不少作品行文无章，立论随意，结构松散，满纸“的”、“了”，实令人不忍卒读。当今时日，阅览文章切莫再奢求“行云流水”，“理辞兼胜”，“文从句顺”已成赞语。终致汉语优势大失，先贤章法难觅。若桐城派三祖九泉之下有知，必皆被再气死一回。
其实，民国以降，仍有不少文章大家刻意谋篇，讲求章法，注重炼句，推崇文采，承千年文脉，开一代新风。譬如王钟翰师之导师邓文如先生，乃清翰林总督邓公廷桢曾孙，承家学渊源且天资聪颖、功力深厚，著文风格遵清代桐城派而有所更张，对文字工夫要求甚严。钟翰先生曾总结邓师笔法，归纳为“采文言句式而慎用之、乎、者、也；史料力求准确可靠，立论力求精当公允，行文力求洗练流畅，结构力求紧凑合理，不用乖僻之字，不引艰深之典，不坠无谓之谈，不惜篇幅小短”。 钟翰先生得邓师真传，遣词行文造诣甚高，绝不止于文从句顺，而是崇尚行云流水。遵从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遗训，强调学者想自立于学林，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行文风格与特色，先生嘱我，要有炼句意识，逐字敲打，平仄亦当考虑，读之琅琅上口的奥妙在乎此也。先生强调，史笔必以平实准确为前提，须在严谨精炼的基础上再融入文采，且一定要发挥有致，否则难免过犹不及，以末伤本，反招诟病。我心领神会，亦步亦趋，近年来渐有心得，受益无穷。由此看来，只要有撰写美文之意识，再尽力而为，行文水准自会逐步提高，从而日益形成自己的文风。
依笔者愚见，当代文体应力求将文言文之凝练精准与白话文之浅显、晓畅融为一体，不断探索并形成稳定而成熟的范式，势在必然。而当代学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愿与大雅君子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