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书斋“三希堂”内景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王献之《中秋帖》

王珣《伯远帖》

永君篆朱文方印 心如止水

中唐诗豪刘禹锡《陋室铭》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文人志趣，高士情怀，跃然纸上，溢于言表。吾深以为是，心向往之。

古来文士，必有书斋。而其布局、格调、陈设、收藏，可集中体现斋主之情怀、境遇、嗜好与学养。盖因“大朴胜华”之理念深入人心，故以雅致为宜，古拙为尚。文房四宝，当为必备；书画金石，亦不可少。然开间不可过大，不然文气难以聚拢，案前困坐，文思枯竭；装饰亦不可奢华，否则满眼金碧辉煌，易摇心旌，魂魄无定，岂不哀哉。书斋命名，更显重要，可体现斋主之精神特质、理想追求及价值取向。书斋当有镇斋之宝，一览便知斋主身家几何，积淀浅深。

中华文化，追求崇高。而皇家之好，向为引领；参之悟之，可得三昧。依吾浅见，书斋之设，最宜参照乾隆之“三希堂”。

“三希堂”乃清高宗御用书斋，其后继诸帝亦承而用之。檐下小小书斋之容膝斗室、质朴无华，乌金拓帖、淡淡书香，与窗外煌煌大内之巍峨宫殿、玉砌雕栏，凤阁丹陛，朱墙黄瓦形成鲜明对比，相互映衬。乃中华数千年艺脉之所系、文气之所聚，品高位崇，令人神往。

然就面积而论，“三希堂”竟不足十平米，即所谓方丈之室。似乎与坐拥天下、雄踞皇宫之一代君主身份，颇不相称，而恰恰反映出乾隆之品位与襟怀。折射出“室雅无须大”之文人理念；而陈设亦取拙守朴，以简代繁。既展满洲千百年崇俭尚约之流韵，又承唐人刘禹锡“陋室独馨”之遗响。斗室取狭长布局，复以楠木雕花隔扇隔分成南北两间，里间借用窗台，设摆御用文房四宝。窗台之下，设置高低炕一铺，可坐可卧。御座设于高炕，坐东面西。“三希堂”匾、“深心託豪素，怀抱观古今”联则置于御座上方与两侧。低炕墙壁上，五颜六色的瓷壁瓶与壁瓶下楠木《三希堂法帖》木匣，相映成趣。因有对面墙壁所挂落地大玻璃镜之折射，可使主人尽收眼中，豁然开朗。此外，小室隔扇横眉之上，乃乾隆御笔《三希堂记》，墙壁上则贴有宫廷画师金廷标所绘《王羲之学书图》、御用诗人沈德潜翰林所作《三希堂歌》，以及大画家董邦达翰林所绘山水画等，为三希堂增添无限韵致。通观纵览，三希堂无疑是“大朴胜奢华”之典范。

“三希堂”之号，意蕴精深。中国传统时代，作为个人身份标志之姓、名、字、号，自主程度大不相同。姓乃与生俱来之符号，最难更改；名与字则由家族长辈决定，本人一般情况下不得择之。虽偶有成年后自更名、字之人，却因被视作不孝之举，而少有此为者。作为补救，古人可自拟别号，简称号，乃个人志趣与价值取向之体现。透过别号，可感悟其精神特质与境界追求。而书斋名号，属文人别号之一种，衍生于家族堂号。数千年来，名门望族多拥有本家族之“堂号”，形成望族堂号文化，乃传统文化一大景观。有得于帝王所赐官爵者，如汉将马援后人之“伏波堂”，唐人郭子仪后人之“汾阳堂”等；有得于彰显祖先遗德者，如东晋谢安后人之“东山堂”；北宋赵普后人之“半部堂”；有得于承继前辈文脉者，如亚圣孟子后人“三迁堂”，宋儒周敦颐后人之“爱莲堂”等便是。自宋代始，文人雅士多喜将“堂号”署款于诗文书画作品，效用更加彰显。作为社交符号，“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斋名”，多为二字，即“某某堂”。此外，常见者尚有某某斋、室、屋、楼、房、馆、阁、轩、舍、居、庐、亭、庵、园等，统称“斋馆堂号”，而取名为堂，则渊源有自、最为正宗。

考“三希”之本源，当有二解。一为儒家之“三希真修”，即“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语出宋儒周敦颐之《通书•志学》，意旨为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旨在自勉，并激励天下士子立志高远，精进不息。与佛教之“三皈大戒（皈依僧、皈依法、皈依佛）”与道教之“三炼实功（精炼气、气炼神、神炼虚）”共存互补，异曲同工，体现出宋儒心性修养理论之恢弘气象与坚实基础。透过“三希”堂号，可略窥乾隆心志之高远。其第二解，当释为“珍稀”。古文“希”与“稀”通，“三希”即指三件稀世珍宝。在当时，这两层含义并重。乾隆帝博学多识，尤擅书法，在继承列祖列宗收藏之基础上，刻意搜求历代书法珍迹，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尤对王氏一门之墨宝深爱至极，顶礼膜拜，神交久矣。即位后，更效法唐太宗，下诏广求王氏墨宝，凭天子之尊，倾举国之力，广征博取，大有斩获。至乾隆十一年（1746），已将羲之《快雪时晴帖》、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尽收囊中。欣喜之余，遂命将三墨宝藏于书斋，不时把玩。因以“三希”为堂号，以记此盛事。

堂号之取，一语双关，妙不可言。乾隆御笔亲书“三希堂”三字，制成匾额，张挂于御座上方。匾额两侧又集古人诗句成对联一副，亦亲书之。分置于匾额之下，右侧为“怀抱观古今”，左侧为“深心託豪素”。“怀抱观古今”，出自晋宋间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所撰《斋中读书》。全诗为“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託”。“深心托豪素”，出自晋宋年间诗人颜延之所撰《五君咏》之第五首《向常侍》。全诗为“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作为开篇，毫与毫通，毫素所指为笔与纸。集句为联，乃风雅之举，既可反映读书之广博与目力之精准，更能体现悟性与境界，属集联中上乘之作，然与对联右上左下、仄起平收之常规不符，故多有人认为排列顺序有误。然以落款位置确定，确是“怀抱观古今，深心託豪素”无疑。探其缘由，真正形成对联仄起平收之成法，当在隋唐近体诗即律诗定型之时，而古诗多有押仄声韵者。而此集句联所出之两首古诗皆属此类，且“怀抱观古今”本为上句，“深心託豪素”本为下句。若颠倒顺序，反而不美。

“怀抱观古今”以君王之胸襟与气度，体现对“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高远境界之追求，以释“三希”。而“深心託豪素”，则真切表达出乾隆对其所藏三件稀世墨宝即晋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的珍爱之情，以释三稀；二者天衣无缝，相互呼应，浑然天成，无雕琢痕迹，堪称巧思妙对，令人叫绝。

而“三希堂”中镇斋之宝，无疑乃“三希宝帖”，具连城之价。王羲之《快雪时睛帖》，为唐人摹本，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尺牍纸本，高七寸一分，广四寸六分，是王羲之四十岁之后作品，也是羲之传世代表作之一。因帖内有“快雪时睛”四字而得名。虽仅为书圣手札便条，然用笔洒脱，字体疏朗，动中有静，具“龙跳山门，虎卧风阁”之势，乃羲之行书精品。此帖原是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冯源济传家之宝，先由源济将进献康熙帝，后传至乾隆帝手中。其终生对此墨宝之热情始终不减，常于三希堂临摹玩味，竟先后为此帖题跋七十三次，足见其在乾隆帝心中之地位。羲之第七子献之《中秋帖》，无款，传为王献之书，亦有人怀疑是宋代米芾据献之《十二月帖》所临，以篇首中秋二字得名。纸本，纵八寸四分，横三寸六分，行草书，三行二十二字，前后有阙文。献之书法得其父真传，且有创新，将王体行书笔意进一步升华提炼。此帖已接近草书，用笔如行云流水，诸字之间连带互映，章法完美至极。此帖为其五十岁后之作，属便笺手札作品。献之于笔势与气韵方面，似可超越其父，首创“一笔书”狂草。此帖笔势纵逸豪放，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气脉弗断，乃“一笔书”之经典力作。羲之被尊为“书圣”，而献之则有“小圣”之誉。王珣乃羲之侄，其《伯远帖》，六行四十七字，属典型晋代行书。内容为叙事之辞，以首句“伯远”二字而得名。《伯远帖》用笔灵舞飞动，为上乘行草作品，且为“三希”中唯一真迹。乾隆将“三希”安置于特制楠木匣中，不时取出观赏临摹，心交书圣，其乐之大，可想而知。

文士修养，贵在静心；而静心之术，必有所守。择之一艺，毕生不渝，可助修身养性，益寿延年。试举乾隆之例，其对书法之嗜，的确发自内心。以天子之尊，身处名利漩涡之中心而不得自拔，面对外朝之万机待理，后宫之佳丽如云，御膳之玉盘珍馐，苑囿之声色犬马，若无定力，必难以自持，折寿伤身。自古帝王贵胄，平均寿命尚不及布衣平民之主因，在乎此也。而乾隆竟得居大位六十年，复加太上皇三载，以八十九岁高龄无疾而终，为君主长寿之最。而对书法之爱好，对碑帖之沉潜，搦管之时烦恼皆忘，展卷之际心如止水，无疑是最为重要之依凭。

时移世易，兔走乌飞。当今时日，吾辈自应批判传统时代之专制，摈除高居人上之骄横，然而，当年之君主，不仅是最高治权行使者，同时兼为中华文化传承第一责任人。其承千年文统，挟朝廷之威，集一国之智，追求卓越、崇高与完美，从而将古典文化推向高峰，为后世留下诸多珍贵文化遗产。故绝不可全盘否定，乃至玉石俱焚，而应弃其当弃，取其可取。对卓越之敬畏，对崇高之向往，对完美之追求，永远是吾辈勤奋进取、自强不息之精神动力。

古语有云：“求上得中，求中得下。”目标高远，则不致沉迷；量力依才，盖大抵无过。于“房间不厌其大，陈设务求豪奢，卑俗已浸骨髓，庸鄙引领时尚，心灵几成虚空”之当今年月，应扪心自问，躬身内省：居室书斋，关键不在房间之大小，而在主人居于其中之作为。乾隆以君主之尊，倾国之富，尚能存几分文人本色，雅士情怀，更何况吾等凡夫俗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