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骥川先生隶书永君《虞美人》词

2013年7月 永君与广济寺住持演觉法师合影

填词之趣亦大矣！前文述及，吾为“永君曼笔”专栏所撰系列随笔之首篇----《赋诗填词》，蒙《光明日报·雅趣版》选登后，近日复被《社科院专刊·家园版》刊用。吾为此而特撰系列随笔之卅三，名《赋诗之趣》，而未涉及填词，有厚此薄彼之嫌，故再秉秃笔而补之。题曰《填词之趣》，以为姊妹之篇。

一

词与诗皆属韵文，有千丝万缕之交集，相似、互通之处甚多。因词脱胎于诗，乃由五言诗、七言诗及民间歌谣衍变、发展而成，故又得“诗余”之别号。二者区别，大致有四：其一，词可配乐曲而歌唱，不似诗仅供吟咏，故又名“曲词”、“曲子词”等；其二，词有“词牌”，而诗则无“诗牌”之谓。其三，词之句数不一，每句中字数亦不等，不似诗、特别是律诗之齐整；而因每个词牌因曲调、旋律不同，乃至词之句数及每句之字数有异，故词又名“长短句”（另有极少数词牌字数相等，如《浣溪沙》之七言六句，《玉楼春》之七言八句等，属于特例）。其四，词大多分为两段，名曰“上下阕”，或称“上下片”；不分段，或多于二段者，为数甚少。诗则无此名目。

考词之起源，可追溯至两汉之“乐府诗”。唐代，词取得长足发展。究其原因，乃中外交流、朝野互动、雅俗汇聚等多种因素之相互作用。大唐时期，国势开张，文化昌盛，经济发达，境内诸族之间联系紧密，与周边各国之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下移民间，艺术贴近大众，舞台异常广阔，生命张力极强。文人士夫，积极参与，引领时尚，蔚然成风。如白居易、刘禹锡等名士，注重从民间汲取艺术营养，借鉴民歌长处，其作品朴素自然，生活气息浓郁，为词之发展，贡献尤多。而温庭筠辈，崇尚浓辞艳句，格调华丽绮糜，形成“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国破家亡，竟成囚虏。词作多抒发故土之思、亡国之恨，深沉压抑，悲凉凄楚，对后世词风影响甚巨，而开“婉约派”之先河。

及至两宋，词之地位达到巅峰。北宋时期，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词家，承“花间派”余绪，确立词坛正脉、庙堂徽音。柳永、苏轼、秦观、贺铸等人，倾心尽力，大有作为，词坛出现繁荣局面。柳永“奉旨填词”，活跃于市井闾巷，影响至大；苏轼则破除“诗尊词卑”之成见，激昂慷慨，旷达超迈，开“豪放派”之先河。周邦彦，则兼采众家之所长,注重词调整理与规范化，集“词道”之大成，为词之创作，提供成熟范式。南宋时期，江左偏安，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填词之风仍盛；而李清照，仓皇南渡，颠沛流离。在其笔下，多凄清之叹，悲戚之哀，格调、色彩低徊惆怅，成“婉约派”宗主。之后，陆游开现实主义之滥觞，而辛弃疾则标榜“以文为词”，继承苏轼，词风雄浑，廓达壮美，形成“豪放派”；姜夔、吴文英辈，尚雕琢，重音律、求典雅，遣词造句避俗崇雅，形成“格律派”。

崖山之役，南宋灭亡，词亦盛极而衰，辉煌不再。然于文坛一直保有一席之地。直至明清，“婉约”、“豪放”与“格律”三大派一直鼎立其间，境况相沿未改。

词牌之形成，盖有三大来源。一是乐曲之名。如《菩萨蛮》，得名于唐代进贡之女蛮国佳丽，诸蛮女皆梳高髻，戴金冠，遍身璎珞（即佩挂之珠宝），与菩萨相似。因此，教坊谱成《菩萨蛮曲》；《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词牌，均属于此类。二是取自词家之名篇佳句，多为三字，以为词牌。如《忆秦娥》，源于李白名作中，有“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乃因白居易有咏“江南好”之词，最后一句为“能不忆江南”，故词牌又称《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乃因后唐庄宗李存勗所作《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之句；《念奴娇》，又名《大江东去》，乃因苏东坡所填《念奴娇》，首句为“大江东去”；又名《酹江月》，乃因东坡此词最后一句为“一樽还酹江月”；三是承原名而用。如咏舞蹈之《踏歌词》，咏舞马之《舞马词》，咏泛舟之《欸乃曲》等，成词牌后，相沿未改。较之前述两种，此类情况更为普遍，当属词牌来历之大宗。

根据字数多寡，词可分小令、中调与长调。一般标准为：58字以内者，为小令；59—90字者，为中调；91字及以上者，为长调。唐代之“敦煌曲子词”中，已有不少中调、长调现身；时至宋初，柳永尝作长调若干，后苏轼、秦观、黄庭坚辈相继而起，长调始盛。因字数多，难度大，乃至用韵要求从宽，明显疏于小令与中调。而单调之词，多为小令，与诗极似，只是每句字数多寡不一而已。而长篇之词，尚可有双调、三叠、四叠之分。

因词牌众多，且可自创，故词形式之富，远胜于诗，特别是律诗。律诗仅有五律与七律，复分为“首句入韵、首句不入韵”，仅此而已；绝句，则属截律诗之半而成。而词牌数目，接近两千，故而形式多样，斗艳争奇，玲琅满目，美不胜收。

诗之结构，整齐划一，而词则错落有致。过于整齐，难免单调；而适度变化，却往往别具风姿。现仅举一例，以体味二者之高下。晚清时期，慈禧太后秉政，一介女流，却颇好风雅。坊间盛传，某翰林得旨，为其恭录盛唐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因书法向无标点符号之用，断句全凭“句读”，且文人录诗，多凭记忆，不屑依文抄写。千字之文，尚可倒背如流，何况二十八字小诗欤？却未料得一时疏忽，竟漏掉“间”字。呈上之后，险致大祸临头。慈禧亦属诗词同好，必能背得几许名篇。而此诗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且女人心细，品读一遍，即发现此误。老太后生性多疑，认为翰林此举，乃故意寻衅，因而责之甚厉，罪以“欺君”。翰林惊惧之余，灵光突现。乃辩之曰：臣下认为去掉一字，改诗为词，则不仅读之更为顺畅，意境亦更上层楼，请允臣下特为太后咏之。曰：“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闻罢，竟转怒为喜，大赞奇思，称道不已，赏银若干。翰林则有惊无险，逃过一难。故事重温，可略窥词韵之妙也哉。

时至今日，吾有一事不解：翰林院别名“词林”，而非“诗林”；翰林则别称“词臣”，而非“诗臣”，原因何在，诸君可解之乎？

二

诗词属本一家，故喜诗者亦多爱词。然于抒发情感、表达心声等方面，二者又各有侧重，文坛素有“诗庄词媚”之论，即所谓“诗言志，词言情”是也。吾虽喜词如诗，诸多佳作名篇亦可背诵，然思维实欠活跃，激情明显不足，故填词之尝试，甚晚于赋诗，总体水平，亦远逊于诗。最早作品，始于北大读研结束之时。

1994年7月，吾获北大史学硕士学位。北大学子皆有燕园情结，不得已挥手而别，难免梦绕魂牵。离校前夜，独步环湖三匝，依依之情，无以名状。特填《沁园春》以抒怀：

世路无凭，卅载蝶梦，回首堪惊。想悠悠岁月，韶光易泯；桩桩憾事，夙志难成。巴蜀飞花，长安落叶，东风寡意雨绝情，瑶琴在，叹知音何觅，弦断谁听！

燕园鼓瑟相逢，幸君值华年我正雄。忆勺亭漫步，丹枫似火；荷塘夜赏，素月如冰。古寺春光，长亭秋色，一曲阳关泪纵横。思来日，惟枕戈仗剑，共待鸡鸣。

初次试手，难免青涩。所以数年之内，再无词兴。1997年6月，吾获中央民大史学博士学位。离校前夜，颇有感慨，乃再作新词：仍为《沁园春》：

丝絮轻飏，杜宇浅唱，日上东厢。看垂杨俯首，风拂秀髪；娇花欲语，露浸罗裳。坦荡通衢，俨然楼宇，一水潺潺绕曲墙。徜徉久，对良辰美景，无限思量。

书山学海风光，令无数先哲若痴狂。想匡衡车胤，囊萤凿壁；苏秦孙敬，刺股悬梁。警枕君实，划粥小范，右军墨池万古香。今安在，作疏星朗月，映我寒窗！

乌飞兔走，老之将至。甲午除夕，阖家守岁。词兴骤至，不可遏止。乃填《虞美人》，以寄诸友。其中，有两句分取李后主词句、刘希夷诗句以改之。词曰：

年终莫叹芳菲了，尚有腊梅好；凌寒独秀旧城东，何惧朝来霜雪晚来风。

无寐披衣栏杆倚，爆竹声声起；一年一岁花儿红，怎奈岁岁年年人不同。

此乃经意之作，自认为水平尚可，词成之际，已是乙未初春。奉予诸友，多有好评。《社科院专刊家园版》曾予刊发；当代书法名家杨骥川先生颇为称道，特以隶书录之回赠。因篇中重字甚多，计有“声”字二，“岁”字三，“年”字四，骥川先生皆各取异体，以表郑重，吾得而宝之，感激不尽。

迄今为止，本人最为满意之作，应属《浪淘沙 萧寺逢雨》。吾生日乃夏历四月初八之佛诞日，佛缘深厚，可想而知。随年齿日增，近佛之心日浓，礼僧之意渐盛。某次入寺逢雨，突发灵感，新词乃成，曰：

槛外雨绵绵，如幕如帘；烟香缭绕一灯残。乍黯忽明光影幻，大慧不言。

江阔好行船，天海相联；慈航普渡万千难。法水偏逢无根草，空负佛缘。

几分无奈，几分惆怅。然禅意数缕，发于笔端，跃然纸上。诸友品之，佳评者众。

本人性格，好大喜功，故填词亦喜长调；稍短之作，亦属中调；而不屑于小令之属。就风格而论，欲“豪放”而胆气不足，仿“婉约”而情深未至，遵“格律”而法度欠精，故美其名曰“兼而有之”；或云“三不靠”，则更为贴切耳。然自得其乐，自享其趣。匆匆献上，以博一哂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