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佩文斋书画谱》书名页
《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书名页及“懋勤殿宝”印蜕
众所周知，清宫藏品数量之宏，品位之高，举世无匹。而各类藏品中，尤以书画为其大宗。作为宫藏书画之著录，《佩文斋书画谱》、《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之名，如雷贯耳，举世皆知。《佩文斋书画谱》成书于康熙时期，而《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则刊步于乾隆初年。后又有乾隆后期之《续编》及嘉庆朝之《三编》相继面世，渐次递补，终成完璧，历时长达七十余年。上述盛事之玉成，既有对此前历代广为搜求、悉心著录所奠基业之继承，又仰康熙、乾隆二帝之筹划，更得力于诸多翰林翘楚之领衔与赞襄。现就所知予以展示，冀就正于同道方家。
一
回溯历史，收藏之富，首推帝王之家。自商周时代起，王公贵族便已具备文明承传之意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中，各类宝物尤其是青铜器，在在多有。而鼎彝礼器，多铸“子子孙孙永保之”于其上，奇货可居、传之久远之望，溢于言表。西周时，特设“天府”、“玉府”，专司收藏；并设“藏室之史”，负责藏品之归类、整理，并作“簿记”。先哲老子，曾充此任。四方奇珍，必先过眼；天下典籍，皆得寓目。乃至有“不出户，知天下”之自信存焉。
汉代以降，国力大张。宫廷收藏，若高坝蓄水，四方宝物，聚拢于兹。汉廷置“天禄”、“石渠”、“兰台”，以搜求天下骨董奇珍。南朝时，梁武帝收藏规模之大，颇有超乎今人想象力之外者。隋文帝建“妙楷”、“宝迹”二台，乃宫廷书画分类贮藏之滥觞。经唐至宋，皇室收藏异常宏富。太宗淳化三年（992），命刊《淳化阁帖》，乃“丛帖”之祖；徽宗更青出于蓝，颇好风雅，悉心经营，御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录》等，开宫廷收藏分类著录之先河。金元两朝，虽北人入主，然踵前朝余绪，承霁月光风，金章宗、元文宗，皆崇诗尚文，精于雅艺。有明一代，恢复中华。书画却多有被权臣带出宫闱据为己有，复通过抄家流回宫廷之现象，若潮落潮起，聚聚散散，然总体数量仍在增长。再续辉煌者，则必属清代无疑。而康熙、乾隆二朝，更无以伦比、登峰造极。在书画精品收藏、著录过程中，历代文士翘楚参与其间，鼎力襄助，不可或缺。而自唐代设立翰林院后，翰林群体亦横空出世。作为文学侍从，其中不乏书画大家。此辈以才华报国，雅艺立身，于成就诸多丹青盛事，居功至伟，值得一书。
二
清代，中华传统社会已至最后阶段，文化亦步入全面总结以集大成之时期。清廷为胜其任，十分注重对皇家子弟之培养。康熙幼时，乃父顺治即延聘鸿儒，耳提面命。顺治十五年戊戌科（1658）翰林陈廷敬、熊赐履等，皆一时之选。诸翰林奉钦命而教导尚为皇子之玄烨，对其志趣之形成、品行之砥砺、才干之增长、学养之提高，所关甚巨。康熙亲政后，意在高远，偃武修文，气象宏迈，步入辉煌。因其自幼受教于翰林，久受熏陶，耳濡目染，高风大雅，难以企及。且因冲龄即位，属少年天子，精力充沛，视野宽广，好学不倦。故特辟南书房，择翰林之优异者轮班入值，与之切磋琢磨，以为乐事。此番创举，不仅对清代诸帝之资质学养及价值取向影响深刻，乃至对清廷之文化绍述、书籍编纂，亦发挥过至关重要之作用。
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是清代翰林即皇帝文学侍从入值之所。清代士子视之为清要之地，能入必引以为荣。康熙为便于与翰林研讨学问，切磋书法，吟诗作画，特于乾清宫西南隅专辟房舍以待，名南书房。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以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为主，亦不时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非崇班贵檩、皇帝所亲信者不得入，故而渐成机要，权势日崇。一史馆现藏有“南书房行走”张英【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翰林所撰《南书房记注》稿本，对每日活动记述甚详，笔者曾逐页逐字精读，印象深刻。关于南书房之政治功能，相关研究成果甚夥；然其初始品貌与基本职能，仍在学术、书法与雅艺。
难能可贵者，康熙虽拥天子之尊，却尚存几分文人本色，雅士情怀。其书斋名之“佩文”，即可见一斑。佩者，衣之饰物也。古之贵族，多佩以美玉，以比德焉。而佩之以文，则心之神往，以文为尚焉。康熙年间，诸多内府刻本与敕编书籍，多冠以“佩文”或“佩文斋”之名。诸如《佩文韵府》、《佩文斋咏物诗选》、《佩文斋书画谱》等。后者计100卷，于康熙四十四年（1704）正式启动，历时三年完成。分论书、论画、帝王书、帝王画、书家传、画家传、历代无名氏书、康熙皇帝御制书画跋、历代名人书跋、历代名人画跋、书辨证、画辨证、历代鉴藏等。所引古籍达1844种。其中，对书画家传记之引证，均注明出处。使诸多重要资料得以保存。其作为书画大型类书，具有工具书性质，堪称集历代书画著作之大成。
考当时司事者之出身，翰林占绝大多数，且皆书画皆精、名冠当世者。如《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官孙岳颁，乃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二甲七名进士，入翰林，官至礼部侍郎。善书，学董其昌。每有御制碑版，必命其书之。圣祖御书“笔端秉露”四字，以示褒扬。宋骏业，乃顺治十二年乙未科翰林、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宋德宜长子，以父荫，授翰林院待诏。以能画，在内廷行走。因其为王原祁八叔王掞（1645-1728）内弟，故而与王原祁过从甚密。其在内廷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渐次升至兵部右侍郎。尤值一提者，乃总裁官王原祁。其为清初名士、画坛巨匠王时敏之孙。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进士，未入翰林。后因书画精绝，由给事中改中允，属特授馆职之翰林官。鉴定古今名画之任，多仰此公。而编纂《书画谱》，可谓大展其用，得心应手焉。
《书画谱》之体例，既沿前朝之旧贯，又多首创之新规。顺序依次为论书、论画、历代帝王书、历代帝王画、书家传、画家传、历代无名氏书、历代无名氏画、御制书画跋、历代帝王书跋、历代帝王画跋、历代名人书跋、历代名人画跋、书辨证、画辨证、历代鉴藏书类、历代鉴藏画类。内容始自五帝而迄止于元明。先列历代帝王，其余则以时代为序。卷帙浩繁，材料丰富，对后世之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乃中国书画研究者不可或缺之重要工具。
三
至雍正时，清廷对皇子之教育更加规范，其标志则为上书房之设立。上书房位于乾清门内南庑东侧，门北向，共五间。清人福格所撰《听雨丛谈》卷十一，有“上书房”之专条，内容详尽，可予一观。其云：尚书房在乾清宫东南庑北向，皇子读书之所也。皇子年六岁，入学就傅。由上书房总师、傅翰林掌院学士，保荐品学兼至翰林官若干员引见。次日，诏对便殿，察其器识端谨者，钦点某某为某皇子授读师傅。又派一二员副之，谓之上书房行走。得预斯选者，咸具公辅之望。每日，皇子于卯初入学，未正二刻散学。散学后，习步射，在圆明园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间，虽婚娶封爵后，读书不辍。……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反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是非庶士之家所及也。每日功课，入学先学蒙古语二句，挽竹板弓数开，读清文书二刻，自卯正末刻，读汉书，申初二刻，散学。散学后晚食。每日一朝于上前及皇太后、皇后宫。率以为常，惟元旦、端阳、中秋、万寿、自寿，共放五日，余日虽除夕，亦不辍也。由此可略窥清廷对皇子教育之重视，以及皇子与师傅间之密切交流与互动。“南书房”与“上书房”之翰林，皆称“行走”，乃因以原官入值，按当今话语，属“借调”性质也。
乾隆为皇子时，即在上书房接受严格系统之训练，学养深厚，志在凌云。其二十五岁即位，荣登大宝，顾盼自雄；日出至阳，活力四射。因此，于任何领域皆不甘居后，定在人先，追求完美，自命“十全”。其皇祖康熙，君临天下凡六十年，武略文韬，超越百代，乾隆引为偶像，亦步亦趋。《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之编，即一例也。
乾隆自入上书房开蒙，即受教于翰林。故对翰林之倚重，较之乃祖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八年（1743），高宗命张照【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翰林】领衔，其下有编纂官九人，编纂《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著录清廷内府各宫殿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其中除章嘉呼图克图（喇嘛教四大活佛之一，拥国师之号）外，其余八人为：梁诗正【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励宗万【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翰林】张若霭【康熙时南书房翰林张英之子、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科传胪即二甲头名进士，入翰林】、庄有恭【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状元】、裘曰修【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翰林】、陈邦彦【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翰林】、观保【索绰罗氏，正白旗满洲人。乾隆二年（1737）丁巳科翰林】、董邦达【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科翰林】，均为翰林出身。以此强大阵容，同心戮力，《秘殿珠林》一年乃成。其著录僧道题材作品；而《石渠宝笈》则专录内府藏非宗教题材书画，编纂方法大体同《秘殿珠林》成书于乾隆十年。其后，又编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付梓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王杰【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状元】、董诰【翰林董邦达之子，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传胪，编修】、彭元瑞【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翰林】、金士松【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翰林】、阮元【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翰林】、沈初【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榜眼】、玉保【鄂栋氏，正黄旗满洲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翰林】、瑚图礼【完颜氏，正白旗满洲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辛未科翰林】、吴省兰【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翰林】、那彦成【章佳氏，正白旗满洲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翰林】等奉敕编，录初编未收及臣工新进之作品，体例依初编，唯不分等次。嘉庆二十年（1815），再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120册，由英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翰林】领衔，编纂官有黄钺【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恩科翰林】、姚文田【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状元】、吴其彦【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翰林】、张麟【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翰林】、顾皋【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状元】、朱方增【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翰林】、吴信中【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状元】、龙汝言【嘉庆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状元】、沈维鐈【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翰林】、胡敬【嘉庆十年乙丑科翰林、会元】等奉敕编，收集初、续编后入藏内府的2000余件作品。翌年乃成。
四
明清时期，翰林乃我中华传统社会士大夫群体之最高层次，诸位先贤兼祧从政之为国分忧、学者之著书立说、文人之赋诗填词、雅士之金石书画，因而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再优中择优，赋予重任，乃文化盛举得以顺利完成、质量上乘之人才保障。
就上述诸《书画录》编纂官阵容而论，康熙朝之标准远不及乾隆时对出身要求之严苛。王原祁原非翰林，因受命充编纂之任，而被圣祖于制度之外任为翰林官，属特授馆职；宋骏业仅为翰林院待诏。仅属“准翰林”也。而乾隆、嘉庆两朝，则清一色正途翰林官，状元、一甲翰林亦不乏其人；体现出乾隆力图超越前代，追求卓越完美之雄心。而嘉庆则绍乃父余绪，一仍旧贯，水涨船高是也。
康熙朝之编纂官，司事者皆为汉人；而乾嘉两朝则有玉保、瑚图礼、那彦成等满洲翰林参与其中，一方面体现出君主对本族翰林之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证明满洲翰林之书画造诣已今非昔比，足以与汉族同僚并驾齐驱。
欲将书画之艺推向高端，往往需要数代人之积累。编纂官阵容中，王原祁乃清初画坛巨匠王时敏之孙，其家族兀立画坛，时人难望其项背；至乾隆时，更出现董邦达、董诰父子相继、相得益彰之盛事。
就清廷诸帝著录书画藏品之目的而言，首先当然是为取阅赏玩之便，然而在客观上亦为后世留下了丰赡之资料，完备之体例，宝贵之经验，对研究书画史、推动对法书名画之流传与鉴定，均有重要价值。
余论
古语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之玉成，原因很多。择其要者，罗列如下：
其一，政局之稳定，经济之繁荣，为编撰此大型书画著录奠定了前提条件。其二，清代诸帝均好风雅，喜收藏，对书画艺术之兴趣毕生不渝。其借朝廷之威、倾一国之力，广事搜求，多多益善，除承自前朝者外，复通过官员奉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使高水准书画自民间向内府集中。乾隆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之编纂，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三，翰林院制度之不断完善，南书房与上书房之建立，清帝与诸翰林接触频繁，了解深入。君主之识才能力空前提高，而翰林中对书画造诣精深者亦易于被发现而委以此任，从而形成一个高水准的编纂团队。最后，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不时过问，事无巨细，赏罚分明，使参与者不愿亦不敢玩忽职守从而保证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纂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