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翥先生在释读铭文

刘凤翥先生近照

永君按：刘凤翥先生（1934--）乃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古文字学家， 契丹文顶级专家。长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契丹文字研究，在收集契丹文碑铭拓片与释读方面，成果卓著，造诣精深。被国外同行誉为“契丹文字第一人”。代表作有《契丹小字研究》（合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等。此《访谈录》完成于2005年，发表于《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并收入《民族学名家十人谈》。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刘先生，您好。我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的委托，特对您进行一次访谈。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千头万绪，是否就先从您的少年时代和家庭背景谈起？

刘凤翥（以下简称刘）：好。我家世居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王朴村。千童镇即《汉书•地理志》中的“千童城”。据说秦始皇命徐福率五百童男和五百童女去东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即是从此地出发。为了纪念此事，故名此地为“千童”。后此地设过饶安县，废县后长期称此地为“旧县”。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了“千童”之名。为开展旅游，现已于镇东修成红墙黄琉璃瓦的徐福祠，据说县里还成立了“徐福研究会”云云。

从地理角度言之，此地处于冲积而成的华北大平原的东部边缘。没有高山和大川，我离乡之前，所见过的最大的石头是碾子和磨盘。民间有“盐山盐山，苦海盐边”的俗语。盐碱地多，以前农作物的产量很低，亩产200斤者就是上等好地。一般亩产仅七、八十斤而已。生活普遍贫苦不言而喻。几百年来，我家世代为农，耕作在这里。我们刘姓是王朴村最早的居民。村东南有一块地方，名叫“刘家门口”，就是我们刘氏祖先居住的地方。从未听说祖上出过什么名人。据说明燕王发动“靖难之役”时曾遭劫难。燕王是指明成祖朱棣。他以藩王的身份从北京带兵去南京夺取其侄建文帝的帝位，是乱臣贼子之举。因此，他从我们家乡经过时，大家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拦截他，阻挡他。当他进入南京夺得帝位归来时，进行了地毯式的“斩尽杀绝”的报复行动，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道路上扔上银子，如果发现银子没了就证明人还没被杀干净，继续搜查。据传说我们刘姓只有一个男子躲在地窖中逃过此难，其他的人均被杀掉。谱书也失传了。这位男子就是我们的始祖。他的后代现在不仅居住在王朴村，也分散到附近的刘宅村、耿庵村、冯家洼村。他的坟墓就在村东的公路西边，“大跃进”时被夷为平地。坟头虽被平掉，但至今家乡的刘姓人每年正月初二仍去祖坟所在地烧纸、放鞭炮祭祖。这位始祖的名字本来写进后修的谱书中，但在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北伐军路过我们家乡时，后修的谱书被太平军抄走焚烧了。抄家烧书“破四旧”并不是“红卫兵”的发明，太平天国北伐军就干过。

我所知道的仅仅是青年时期从家谱（春节时挂在堂屋的一轴写有三四代祖先名字的纸，以便对其上供，与谱书不同）上看到的和长大后听大人说的有关老辈的情况如下。我高祖讳鸿训，高祖妣为本县十四户村的李氏。他们生子二人：长曰金禄，娶妻本县赵宅村王氏；次曰金玉（1838—1927），即余曾祖也，曾祖妣为本县赵宅村尹氏（1838—1925）。他们生子四人：长曰长泰（1870—1930），娶妻本县刘窑厂村刘氏（1868—1939）；次曰长和（1873—1896），娶妻本县兴隆淀村崔氏；三曰长滋（1874—1956），即余祖父，祖妣为千童镇东街王氏（1875—1946）；四曰长忠（1878—19544），娶妻本县孙村杨氏（1876—1946）。祖父有子二人：长曰邦振（字赞麟，1902—1956），娶妻本县卸甲楼村王氏（1899—1965）；次曰邦安（字怀静，1905—1948），即余父也。我母为本县兴隆淀村崔福春之长女（1900—1940）。以前虽然不限制生育，但人丁并不兴旺。伯曾祖金禄乏嗣，过继我大爷爷长泰。二爷爷长和亦乏嗣，无人可过继，由邦岩兼祧。四爷爷长忠也乏嗣，过继我伯父邦振。大爷爷长泰仅有一子讳邦岩（字露霑，讹为鲁瞻，1895—1968）。到我们这一代，人丁才稍旺。

我曾祖金玉公稍稍识一些字，乐善好施，起初信佛。他的一位是喉科大夫的朋友对他说：“积德行善，信佛不如行医。你跟我学医可也。” 于是，我曾祖就用数年时间住在这位朋友家专心学医。学成之后，回家在农耕之余义务行医。遂成了本县喉科名医。他把医术传给了我伯祖父长泰。伯祖父长泰本欲把医术传给他的儿子邦岩。怎奈邦岩伯父嫌病人化脓的嗓子味难闻，不愿学。伯祖父无奈，就把医术传给了我父亲邦安公。据说我父亲胆大心细，做喉部外科手术既敢下手，手又很稳，效果很好。我少年时经常看见一些外村的人赶着马车或骑着驴来我家求我父亲给治嗓子，或者接我父亲出诊。我家是祖传三代的喉科名医。三代行医的目的只有四个字：“积德行善”。中国的传统讲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由于家父过世太早，他的医术未能传给我们兄弟，实为憾事。

我伯祖父长泰除了种地、行医之外，还业余爱好地方戏河北梆子。他善于吹喇叭伴奏。我祖父除了种地之外还业余爱好武术和木工。我少年时看见过家传的祖父练武术用的红缨枪，我还睡过祖父亲手做的一张木床。我四伯祖也爱好武术，曾经参加过义和团。他也爱好河北梆子，善于吹笛子伴奏。晚年双目失明。

从我高祖自立门户以来直至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夏历十二月十一日（1934年1月25日）之前，我家是几代人住在一起的大家庭。经常出现四世同堂的情况。例如我伯父邦振公的长子凤鸣兄1922年诞生时，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均健在，他们当时都是八十五岁，所以凤鸣兄的乳名为“五”。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夏历十二月十一日，有十六口人的大家庭才分成三家。当时伯祖父长泰已去世。由他的儿子邦岩和我爷爷与四伯祖分的家。分家三年之后，双目失明又是绝户的四伯祖感到生活不方便，遂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夏历十月二十四日过继了我伯父邦振公。分家文书和过继文书的原件一直存在我的身边，后不幸于文革中丢失。

解放前由于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差，我母亲总共生了约八、九个孩子，先是生了四、五个孩子都没有成活。我那迷信落后的母亲就用供奉张仙爷和认干爹、干妈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张仙爷是摆出弯弓射箭的姿势对着一只黑狗的神像，供奉在卧室的门后，经常烧香磕头。据说孩子之所以不成活是让天狗给叼走了。有张仙爷把天狗给射死或射跑，孩子就长命了。我胞兄凤岐（1930—1992），乳名“迷糊”，用意是“迷糊来的”。阎王爷那里的生死簿上这个人失踪了，没法再勾他的魂。母亲还给我哥认了好几个干爹、干妈。从我哥开始，我母亲每两年生一个孩子。1932年生我姐（小名凤，1936年夭折）。我是1934年夏历十月初一日（阳历11月7日）出生。给我认的干爹是本村的王立业。他有四个儿子，个个长大成人。他的次子名衡山（字湘南），是小学教师。我的乳名“利贞”就是由我这位当老师的干兄弟王衡山所起，典出《周易》的“元亨利贞”，比起我哥哥的乳名来文雅多了。我弟弟凤梧生于1936年，我妹妹凤英生于1938年。1940年初夏，我哥娶了我嫂子王兰英（1924—1992）不久，我母亲就病故了。是爷爷和奶奶把我拉扯大。

我出生的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来。鬼子刚来的几年我还不记事。当我开始记事时，记得经常逃难。中国地大人多，日本地小人少。当时鬼子占领的中国地方太大，平均一个村还不能安插一个日本兵。因此，日本兵的据点都设在类似现在乡镇一级的地方。千童镇就有鬼子的据点。隔三插五地鬼子进村训话。谁要在当街高声一喊“鬼子来了”，村里人就立刻拼命往四下跑。我们那里既是日本占领区，也是八路军打游击的地方。由于兵荒马乱，我们村的学堂时办时停。我应该上学的时候，正是学堂停办的时候。因此，我没有及时上学。直到1944年春季，停办了两三年的学堂开始恢复。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听见我爷爷和我奶奶商议说：“村里又要办学堂了，先生是王茂公和王之让。听说束修二百元。得让利贞去上学，家里得有一个会认字算帐的，以便赶集上店认得票子”。就这样，在我九周岁多的时候我爷爷为我交了二百元钱，我才开始上学。学校是王茂公老师自己的三间闲着的小土房，两间连通着的做教室，另一套间做老师的办公室。当时师生都没有年级的概念，仅有不同文化程度的概念。不同层次的学生挤在一起学习。老师先给高水平的学生讲《幼学琼林》，再给中等学生讲《三字经》，最后给我们低水平的讲《国文》第一册。第一课就一个“人”字。给一部分人讲课时，其他人默默地读书。讲完了课，大家就大声朗读。从1944年春至1946年底的三年中，我学了六册《国文》，还学了《弟子规》、《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等，也学了加、减、乘、除的低水平数学。那时候讲究背书，学一课背一课，学一本背一本，学了新的不能忘了旧的。如果学了十本，背书时就把十本书放在老师面前，回过头去，背对老师，老师随便说一句十本书中的任何一句话，就得接着这句话往下背。如果不会背就得挨打。我们上学时，老师已经不用戒尺打手心，而是用教鞭打后背。

邸：您挨过打吗？

刘：我在我们那拨人中年龄比较大，已经懂得自觉地专心致志地努力读书，而且从一开始就很用功，所以既没有因为背不上来书挨打，也没有因为其他事情挨打。按着祖父对我的要求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也许再学个一年半载就该“卒业”了。我伯父的介入改变了我的发展轨迹。

邸：此话怎讲，愿闻其详。

刘：我伯父刘邦振（1902—1956），字赞麟，少年时曾读过私塾，上过师范，在银号当过学徒。1921年去天津造币厂工作。1923年春，去北平南苑冯玉祥部下从军。做过冯玉祥的传令员，逐步提升为上校军需会计主任。我伯父参加过北伐。抗日战争时，他参加过淞沪抗战和第二次与第三次长沙会战。抗战期间，伯父一个人在大后方，家眷均留在原籍日本占领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伯父任职于军政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室军需组，被派往东北接受光复的失地。在沈阳任东北九省（当时国民政府把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营产（指军队的房地产）管理处上校处长。伯父到沈阳后陆续把眷属接到沈阳去。伯母临去时，把我也顺便带去了。我们是1947年农历正月初六离家，初七到天津，我第一次看见火车和电灯，眼界大开。初八到山海关，初九到沈阳。伯父问我在老家读过几年书，我说三年。他说，那就插班上三年级吧。我问什么叫三年级？他说小学一共有六个年级，刚开始上学的小孩子读一年级。不留级的话读六年就可以小学毕业，读完小学接着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出国留洋。读书要读二十来年，我是第一回听说。原以为再读个一年半载就卒业的我，这才知道读书的日子竟如此漫长。我这才有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概念，并且产生决心将来要上大学的念头。当时学校正在放寒假，开学前伯父给我办好插班手续，我和伯父的三儿子凤瑞从原籍到沈阳一直都是同班同学，我们被安排到杜聿明创办的“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军人子弟学校”读三年级。至这时我才开始接受有国语、数学、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的新式教育。下半年升入四年级。1948年春，伯父又把伯母和凤瑞弟与我送到北平，住在伯父的好友空军上尉谷桂林先生的公馆（府右街后胡同10号）。伯父原先在重庆工作时的同事当时在北平市政府工作的范东奎先生，把我和凤瑞弟安排到何思源市长极为关注的北平私立培根小学（现在的府右街小学）读书。礼堂内挂着何市长给校长祝寿的大红匾。英枤校长是一位信天主教的八十多岁的老处女。何市长的女儿何鲁美（何鲁丽的姐）当时也在该校读书。我在该校一直读到六年级。在此期间，我经历了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等重大事件。据我所知，我们班同学内后来最出名的是五年级时转学去戏剧学校学唱京戏的杨秋玲同学；再就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教授杜秉初同学。

邸：当然还有您。

刘：我不如他们的名气大。

邸：您不必过谦。请问当时私立学校的学费很贵吗？

刘：当时货币贬值得太厉害，1948年春，我才去时学费是每人每学期法币100万元，下半年涨成两千万元。1949年年初虽然解放，但币值仍不稳。学费不收纸币，改收四块袁大头。在该校学习期间，我仅在刚入学时交过100万元法币的学费。以后就再也没有交过学费。因为该校有一套很好的奖惩制度。每学期末，每班的期末考试第一名下学期全部免学费，第二名和第三名免半费。学期末临放假时把全校师生集合在大礼堂内，由英枤校长亲自向每班前三名发成绩册。我自从进入这个学校后，每学期末，我都享受过这种荣耀。与我共同享受这种荣耀的我仅记得比我高一年级的李芷，是一位高个的男同学。因而我自从交了100万元的法币的学费之后，就一直享受奖学金的资助。

邸：这是学生最大的荣耀。请问您的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刘：如前所述，由于我父母过早去世，先后由祖父和伯父供我上小学。而中学则是我胞兄刘凤岐供我读的。1948年11月，沈阳临解放时，我伯父任职于沈阳被服总厂（为军队生产被褥、服装、鞋帽）福利科上校科长。沈阳解放前夕，厂长、副厂长都逃走了，我伯父成了厂子里的最高官员。解放后，我伯父被留用，为新中国效力。1949年1月，沈阳被服总厂改称东北第三局第一被服厂，我伯父升任第一副厂长。1949年秋，伯父自认为曾参加过北伐、淞沪抗战和长沙会战及迎接解放等光辉事业，况且家有七十多岁的生父和过继的父亲，应当激流勇退，归隐田园。遂借口胃病厉害而坚决请求辞职，经上级批准后回原籍务农。他回家不久就于1949年年底把我和凤瑞弟接回老家去。伯父想得过于简单， 务农也就意味着贫穷。他再也没有钱供给我和凤瑞弟读书。回原籍后，我因为交不起每月80斤玉米的伙食费而误过了三次升初中的机会（当地中学每年招生两次）。直到我的胞兄在东北当了水暖工人，每月可以给我汇七、八万旧人民币（1954年实行新人民币，旧币1万元换新币1元）后，我才于1951年夏，去山东省乐陵县报考乐陵中学（现在的乐陵市第一中学的前身）。考取之后，一直读到1954年初中毕业。初中毕业时，恰巧我胞兄从东北来北京施工，修建北京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我就到北京来考高中。在1954年之前，外地人可以随便到北京上中学，考上之后可以住宿。我来北京后，住在钢铁学院建筑工地的工人们住的工棚内，很多天才拿到招生简章。拿到招生简章一看，与往年最大的变化是必须有北京正式户口者才能考高中，没有正式户口者只能考中专学校。但当时迁户口和落户口还很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于是我哥连夜回老家去替我迁户口，两天后就拿着户口迁移证回来了。我哥立即借了他的一位在北京有正式户口的郭姓同事的户口簿去厂桥派出所给我报上北京正式户口。经过了解，离钢铁学院最近的好一些的中学是当时位于六铺炕的北京市第七中学，我就报考了七中，并有幸被录取。而开学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住宿问题。当时是没有北京正式户口不让考，有户口说明北京有家，不让住宿。我又不能长期住在大通铺的工棚内，一来室内光线太暗，而且工人们下班后下棋、打扑克，大声喧哗，无法写作业。我哥就以每月1元的价钱在塔院东边牤牛桥3号的一户农民家里边给我租了一间草棚子，我每日放学回到“家”里，自己劈材生火，蒸窝头，熬白菜，吃完晚饭再写作业，不写完不睡。经常晚上11点多才睡觉。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去学校，早饭或是吃点头一天剩的，或在上学的上路买个油饼充饥。午饭在学校食堂吃。每天来回都是步行。开学约两个月，学校迁入新落成的大市口现在的新址。离家稍稍近一些。新校舍有一座教室楼和一座宿舍楼，大礼堂兼做食堂。我不断向老师说明实际困难，第二学期就允许我住宿了。从此一帆风顺。顺利高中毕业，并顺利考入北大。

邸：是什么原因让您决意报考北大历史系？

刘：解放前我在北平上小学时就听说过北大、清华和燕京等名牌大学的名字。我伯父也一再勉励我要上名牌大学。他还说，当年在重庆时，曾听过经济学家马寅初的讲演，马先生痛斥“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大无畏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读高中时，知道马寅初正担任北大校长。我在上初中和高中时，学习成绩比较好的是语文、历史、生物、几何、化学和英语等科，而最好的是语文，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因而最早的愿望是学文学。在高中时，与教我们历史的陈伟顺先生的关系特别好。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我经常看课外书，偶然读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先秦卷和秦汉卷。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翦老的文笔特别好，史书可以当文学作品读。同班的魏金玺同学（北京医院名医魏龙骧之子）由于是老北京和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对名人的情况知道得比较多。他见我读翦伯赞的书，就对我说：“翦伯赞在北大当教授，将来考大学时，你考北大历史系可以亲自听翦伯赞讲课。”魏同学本来是随便一说，我却当了真。由于崇拜马寅初和翦伯赞等名人的心理，促使我在1957年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填的是北大历史系，很幸运就考上了。

邸：请您谈一下您读大学的简单情况。

刘：我上大学时正是北大历史系的鼎盛时期。院系调整时，把清华、燕京、中法等大学的历史名家都集中到了北大。他们有翦伯赞（1898—1968）、向达（字觉明）、周一良、齐思和、邵循正（字心恒）、杨人楩、邓广铭（字恭三）、张政烺（字苑峰1912—2005）、苏秉琦、商鸿逵（字子上）、张芝联、宿白、胡钟达、阎文儒等。可惜我们上大学时极“左”的政治运动和劳动太多，严重地干扰了学习秩序。一进大学就一面旁听“反右派”（一年级新生经过了严格政审，不划“右派”，但必须旁听高年级的的“反右派”斗争），一面上课。转过年来，先是“双反”（名义上是“反右倾、反保守”，在大学里变成了“拔白旗，批白专”），紧接着就是“大跃进”。凡是“左”的事物，到北大往往加码，而到我们系尤其是我们年级还要再加码。例如为了贯彻教育方针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二字，我们年级在四年级时去十三陵公社劳动整整一学期，大学五年间体力劳动总共353天半。再加上运动，真正的学习时间也就是大约三年的时间。我们毕业时名义上是五年制的大本，实际上也就是三年制的大专水平。真正正规的学习也就是最后的一年半。

邸：您听过翦先生的课吗？

刘：我上大学时，翦先生由于系务繁忙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仅带研究生，偶尔举行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学术讲座。他用举办学术活动和发表指导性的论文以及请知名学者如范文澜、韩儒林等人来系做学术报告等方式来教育学生，影响学生。为了使学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翦先生于1959年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从而在全国史学界展开了如何评价曹操的大论战。北大历史系也于当年举办过两次由翦老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邓广铭先生筹备的评价曹操的学术讨论会。当时邓先生正给我们上宋辽金史的课。他一再号召我们年级的同学参加讨论。班干部虽一再动员，怎奈无人敢报名。大家总认为这是高年级同学的事，不是二年级学生干的事。为了向邓先生交差，学习委员朱学习同学就瞒着我把我的名字给报了上去。临近开会前三天才通知我，叫我赶快准备发言稿。我只好临阵磨枪式地进行准备，翻了翻《三国志》，看了看当时报刊上的有关文章，用一夜时间赶写了一篇将近一万字的发言稿。大意是说曹操有功也有过，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是非分明。

1959年4月24日下午，我系在化学楼的一个大教室举行第一次“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黑板上除了写有“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用粉笔在黑板两侧各画了一个分别为红色和白色的京剧脸谱式的曹操像。用意是在问曹操是忠臣乎？还是奸臣乎？会议由邓广铭先生主持。他先讲了主办这次讨论会的意义，接着他谈到：这是一次师生结合的讨论会。报名发言的不仅有老教师，也有青年教师，还有二年级的学生刘凤翥同学，接着他按发言顺序逐一念了发言者的名字。这时我才知道所谓“师生结合”的学生只有我一人而已。顿时紧张得不得了。翦老是第一个发言，我还注意听了一下，后面的发言我就没心思听了，心中直盘算着如何闯过这一关。当轮到我发言时，我就走到前面低着头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念了两三个白字，坐在我对面的翦老还替我纠正。我把稿子念完之后，翦老和邓先生带头为我鼓掌，翦老还上前与我握手。会议结束时，翦老说，今天的会开得好，所有的发言全部发表。今天来参加会的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同志，今天的发言全部交给《光明日报》，就对不起《文汇报》了。凭着翦老的面子，我的发言滥竽充数地发表在当年5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也是平生第一次发表文章。由发言时的紧张、害怕，变成了永恒的美好回忆。这对我此后的学术生涯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翦老对我的最大提携。四、五年级时，我还经常去翦先生家中请教问题。

邸：您上大学时除了经常去翦先生家请教之外，还经常去哪些先生家请教？

刘：我们一年级之后分专业，四年级时分专门化。我被分在历史专业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由于专业的关系。我拜访的都是教中国古代史的老师，例如邓广铭先生，商鸿逵先生，向达先生。辅导我作学年论文的是张传玺先生，指导我作毕业论文的是田余庆先生。他们的家中，我也常去。

邸：北大教师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刘：严格要求学生遵守严谨的学风。我的毕业论文是汉武帝盐铁专卖的内容，因为草稿中转引了别人引用《封泥考略》中的一句话。田余庆先生看了之后，就把我召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他说：“是直接引用原书还是转引，不仅仅是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而是能否毕业的标准，是内行和外行的分野。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到外边转引第二手材料就不配是北大的毕业生，要顾及北大的脸面。”当时我以北大图书馆没有《封泥考略》这本书而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田先生说：“严谨的学风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北大图书馆没有，可以去北京图书馆查。明天就去系里开介绍信去北京图书馆查原书。”我照办了。翦先生也曾对我说过，审查别人的文章，先看小注，再看原文。如果小注中存在引用二手材料的情况，说明作者还是外行，正文也就不用看了。这些教诲对我日后工作极有益处。

邸：您作的是汉代的毕业论文，怎么考了陈述先生的辽金史专业的研究生？

刘：说来话长。我们上大学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毕业后由国家按计划给分配工作。五年级第一学期时，学校就经常请教育部计划司的同志来校作报告。分析1962年的用人趋势。报告人说，除了医务和财会人才供不应求之外，其它专业的毕业生都面临改行的可能。让大家作好所学非所用和改行的思想准备。我不愿意改行去干别的，更不愿意离本行太远。而考研究生是最好的缓兵之计。先是报了中文系魏建功先生的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没多久，魏先生又说不招研究生了。我又报了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古文字专业的研究生。于先生只招一名，北大报名的有林澐、张亚初和我。曾经同住一个宿舍的杨虎同学劝我退出竞争。他说长春很冷，上三年研究生还可以坚持。如果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到时候嫌冷再想出来可就不由你做主了。我觉得他说的有理。他便替我把报名表撤回。后来我和沙宗复同学又报了汪籛先生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汪先生把我和沙同学召去，婉言告知他不希望我们考他的研究生。

我本来已经绝了考研究生的希望，但突然峰回路转，因为同住一个宿舍的陈智超（陈垣之孙，陈乐素之子）同学每逢周末都进城回家，星期一返校。毕业前不久的一个星期一，他从城里带来好消息：中国科学院也招研究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而又在历史研究所兼职的他父亲陈乐素先生招一名宋史专业的，民族研究所的陈述先生招一名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陈述先生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又与陈智超同学的姑父傅乐焕先生同住民族学院家属院。陈智超再三劝我考陈述先生的研究生，因为我当时对民族所的性质不了解，所以犹豫不定。陈智超说：“我认识陈述先生的家。晚饭后我领你去陈述先生家，你们交谈一下，再决定是否报名。”我按着陈同学给我出的主意，报名前先去陈述先生家中拜访了陈先生。陈先生告给我，东北古代民族史说具体点就是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历史，与历史研究所的辽、金、元史差不多，都属于历史专业。就这样我与王慎荣和杨明新等三位北大同学报考了陈述先生的研究生。后来陈先生告知我，还有三位民族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我很幸运地考中了。我与史金波是民族研究所招收的首届研究生。同时又是各自导师的开山弟子。当时还没有研究生院，研究生就插入各自导师的研究所内。我从1962年因读研究生而进入民族研究所一直到现在。转眼间数十载光阴已过，凤翥老矣。

邸：来民族所的40多年中，您自己认为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刘：当然是在解读契丹文字方面。

邸：请您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契丹民族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王朝之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仿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等两种不同类型的契丹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终辽一代，两种契丹文字与汉字始终通行于辽境。辽亡金兴，金朝前半期仍通行两种契丹文字。直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始“诏罢契丹字”。从此之后，契丹文字渐绝于世，遂成为不为人所识的死文字。用契丹文字印的书籍也都荡然无存。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突然于1922年6月21日，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的瓦林茫哈地方的辽代永兴陵（辽兴宗之陵）中，出土了契丹小字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在出土现场的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L.kervyn，汉名梅岭蕊）不谙棰拓之术，遂雇用中国人照葫芦画瓢式地全文抄录。他把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手抄本照相制版发表在1923年法文版的《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 )第10年第118号上。遂在学界引起轰动。然而契丹文字并不象西夏文字有《蕃汉合时掌中珠》、《音同》、《文海》之类的字书传世，解读契丹文字极为困难。一开始，可以说世间无一人能识得一字。1930年又出土了契丹小字《辽道宗皇帝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同时出土的还有汉字《辽道宗皇帝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辽道宗和宣懿皇后各有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哀册，两者虽非互相对译，但皇帝和皇后崩于何年何月何日，何年何月何日葬于何陵等内容，却均见于两种文本的哀册之中。中国学者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等人于1932至1935年之间，掀起了一股契丹文字研究热潮。他们利用汉字哀册与契丹小字哀册互相对比的方法比出了一些年号、干支、年月日、数目字和皇帝、皇后、哀册等70多个契丹小字单词的词义。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山路广明、村山七郎、爱宕松男、长田夏树、田村实造等人也掀起了一股契丹文字研究热潮，他们并没有重新认字，而是把中国学者已经认出的字尽力予以拟音。他们也没有什么高招，而是把已知字义的契丹小字硬性用蒙古语来读。契丹语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根据现在的认识它们有读音相同的单词。然而契丹语并不等同于蒙古语，它们读音不同的单词也很多。所以用蒙古语硬念契丹字的方法并不成功。他们用这种不可靠的方法为150个原字构拟了音值，后来经过验证他们拟对或者接近拟对音值的原字仅20多个。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契丹文字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这样一个水平。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成立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停滞不前的契丹文字研究状况为之一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即“契丹小字研究专号”，用一整本的篇幅发表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成果《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该文解读了400多条契丹小字的语词，为140多个原字构拟了音值。该文第四章“我们对契丹小字的研究”和“已释读契丹小字词语表”系由我执笔。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也主要是我作的。文物出版社1977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创刊号发表了我和于宝林的《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我执笔）。《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发表了研究小组的《契丹小字解读新探》（我执笔）。这批成果的发表，在国内外学界引起轰动。日本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教授写了数万字的长文介绍这些成果，称这是“契丹文字解读的新进展”。同时也带动了国内外其他学者的参与。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又把《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一文加以修改和增订，形成专著《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16开本，800页）。我个人除了参与小组的研究工作之外，还在大陆和港台发表了一批解读契丹小字的文章。例如在大陆发表的《契丹小字解读再探》和《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读》，在香港发表的《契丹小字解读三探》，在台北发表的《契丹小字解读四探》和《契丹小字解读五探》，等等。

退休之后，我仍然没有中断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接受了院老干部局学习科研处和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基金资助，年年都出差去外地拓制新出土的契丹文字墓志拓片。由于不断得到新资料，研究工作也年年都有新进展，年年都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显示契丹文字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文章。例如《燕京学报》2001年的新第11期发表的《最近二十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2003年的新第14期发表的《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2004年新第17期发表的《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中华书局《文史》2003年第1辑（总第62辑）发表的《一枚契丹大字印章的解读》、2003年第4辑（总第65辑）发表的《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2004年第2辑（总第67辑）发表的《辽代萧乌卢本等三人的墓志铭考释》、2005年第1辑（总第70辑）发表的《契丹小字〈永宁郡公主墓志铭〉》考释》、北京大学《国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辽代〈韩德昌墓志铭〉和〈耶律（韩）高十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发表的《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铭〉考释》、2003年第5期发表的《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文〉考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汇刊》第18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发表的《解读契丹文字与深化辽史研究》等等。

至于契丹大字，截至目前为止，真正研究契丹大字的全世界仅有中国的阎万章和我以及日本的丰田五郎三人而已。阎万章先生已经作古，丰田五郎已经87岁。我所说的“真正研究”是指解读也就是认字。如果连一个契丹大字都没有解读，空谈契丹大字如何如何，即使洋洋万言，在我看来也不能算做研究契丹大字的文章。我在《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乣”的读音》是我最早研究契丹大字的文章。此文现在看来虽有许多失误，但以新出土的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为证据，指出“乣”为读you契丹大字却经住了时间的检验。我在《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发表的《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虽然仍有失误，但正确解读了契丹大字中的年号“大康”，个位数字“四”和“八”以及正月的“正”。这是解读契丹大字的渐进阶段。1991年5月15日，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举办的“中日联合首届契丹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是解读契丹大字的一次飞跃式的进展。按会议要求，先提交论文，再发请柬。开会之前，主办会议的西田龙雄教授已经先看到了论文。他到大阪飞机场去接我。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有我这篇论文，会议肯定能开好。论文后来在会上宣读时，果然引起轰动。该文主要是从解读契丹大字“岁”字入手，从而考释出契丹大字“三十”、“四十”、“六十”、“七十”等一系列十位数字与个位数字“七”和年号“乾统”等语词，并再次论证了契丹大字有拼音性质。 论文经过修订后发表于台北《汉学研究》1995年的第13卷第2期。

丰田五郎也参加了那次会，他也对我那篇论文赞许有加。他受到启发而写出了《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于1993年来中国参加“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后来发表于《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版）。我在吸收丰田五郎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段时间研究了新出土的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铭》和《萧袍鲁墓志》，从而写出了《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发表于《民族语文》创刊100期专号即1996年第4期。此文通过与女真字对比，从而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州”字，进而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云内州”、“静江州”、“松山州”、“归州”、“乾宁州”等地名和“闢离剌”等人名以及“金紫崇禄大夫”、“观察使”、“衙内”等官名。还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祖父”、“父”、“夫人”、“太夫人”以及“封”、“号”等语词。并释出了与i类元音词干相和谐的所有格词尾。还为一些契丹大字构拟了音值，并进一步讨论了契丹大字基本上为音节拼音文字的性质。此文获得民族研究所2003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我与唐彩兰合写的《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发表于《燕京学报》新第1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考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大中央哈喇契丹国”、“横帐之仲父房”、“孟父房”、“族系的”、“故”、“北西路招讨”、“妻”、“永宁郡公主”、“墓志铭”、“并序”、“于上京以北三十里”、“慈家奴”、“撰”、“写”、“太原”、“齐国大王”、“景宗”、“三韩大王妃”、“二人之女”、“于辰时生”、“成为”、“申猴”、“戌狗”、“亥猪”、“卯兔”、“丈夫”等词语或词组。

我与王云龙合写的《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 研究》（发表于《燕京学报》新第1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利用耶律昌允之妻兰陵郡夫人的汉字墓志提供的耶律昌允的职事官的线索，再利用职事官与散官和阶、勋、爵、封以及宪衔的配套关系，一举把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的前四行全部解读了出来：“建雄军节度使，晋、慈、隰、汾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崇禄大夫、检校太师、左千牛卫上将军、使持节晋州诸军事、晋州刺史，知涿州军州事，兼管内巡检、安抚、屯田、劝农等使，御史大夫、上柱国、漆水县开国公，食邑七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五十户耶律观音太师之墓志”。还释出了“皇帝之胞弟”、“第三子孩邻”、“政事令”、“令公之长子留隐•海里”、“五院”、“黄龙府之事”、“都监”、“兴中府”、“中京”、“东京之同知”、“佛山”、“丹国（东丹国号）”、“敕葬使大理卿大公鼎、敕祭发引使太常少卿”等词语或词组。文章还附有音值构拟表，为189个契丹大字构拟了音值。把契丹大字的解读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确定了我在契丹文字学界的应有的地位。

邸：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研究契丹文字之路的？

刘：说来话长。不仅一般老百姓没听说过契丹文字，就是历史学者甚至辽史专家也多半对契丹文字感到陌生。我在大学二年级时，邓广铭先生给我们讲授辽宋金史，当讲到“乣军”一词时，邓先生说有人说“乣”是契丹字云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世间还有契丹文字一说。四年级时，向达先生给我们讲授史料目录学。当讲到辽代史料时，向先生曾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新出土的契丹文字碑刻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史料，可惜现在还基本没有被解读。如果彻底解读了契丹文字，必将改变辽史研究工作的面貌。我大学毕业之后，离校之前，曾于1962年9月16日晚上去燕东园28号翦伯赞副校长的家中向翦老辞行。翦老对我说：“你不要认为历史系毕业生就应去历史研究所，不应去民族研究所。我对这两个研究所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其实去民族所与去历史所没有多大差别，都是研究历史。而且民族所的老先生比较多，更便于向老先生学习。你到民族研究所之后，务必学习一至二种诸如契丹文字、女真文字、西夏文字之类的少数民族古文字。学了民族古文字不仅不会影响民族历史的研究，还会促进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国的民族古文字近年国内研究不够，国外却很卖力气地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翦老说这些话时，我当时并没在意。当我临走时，翦老送我至楼外，他又以史学家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对晚辈的殷殷关怀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定记住，去民族所之后务必抽时间学习一两门少数民族古文字。学了民族古文字说不定会对你终生受用无穷。”我一向对翦老很崇拜。我在回去的路上反复琢磨翦老为什么再三叮嘱我学习民族古文字。尤其是他那“终生受用无穷”六字叮咛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心按着翦老的嘱咐去做。这是我决心研究民族古文字之始。到民族所之后，我曾把翦老的的话和我想抽时间学学民族古文字的想法对导师陈述先生提过。陈先生说，不要好高鹜远，先集中精力把历史学好。其它的事情以后再说。我还拜访过王静如先生，向他提了翦先生命我学习民族古文字的谈话。我提出想向王先生学点民族古文字的想法。王先生说：“你是陈先生的学生应向陈先生学东西吧。”我立即感觉到向老先生学习民族古文字是此路不通。但我决不能轻言放弃。而要学习民族古文字，只有自学一条路可走。我决心按着这条路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于是我就在研究生的学习之余，时时不忘随时顺手收集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凡在期刊杂志见有契丹文字或女真文字方面的文章一律全文抄录，日积月累，积攒了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各一大纸袋。这两袋资料成了日后我步入民族古文字学术殿堂的奠基石。

1970年3月14日，民族研究所全体人员去河南省息县东岳公社走“五七道路”。1971年4月4日，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五七干校”迁往明港兵营。同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其后，干校的“运动”来了一个急煞车。除了每天一小时的“天天读”还在坚持之外，其它什么也不干，既不运动，也不劳动。纪律也有些松散。每天“天天读”完了就宣布“自学毛著”。所谓“自学”就是“自由”的代名词，下象棋、打扑克，或出外钓鱼、赶集，皆各随其便。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少有地充沛，令我极度兴奋。我不愿意白白浪费掉这些转眼即逝的宝贵光阴。我要把它充分地利用起来。历史是自己的科班本行，但搞历史研究必须翻阅大量史料，而在“五七干校”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况且“文革”就是先从史学界开刀的，不仅逼死了吴晗夫妇和翦伯赞夫妇，我所熟悉的汪篯教授和傅乐焕教授也均死于非命。实在令人有些谈史色变。这时我忽然想起了翦老命我学习民族古文字的嘱咐。语言文字无论如何也没有阶级性，民族古文字更是纯学术的绝学，与政治根本不沾边。为了便于操作，也为了不至于招来太大的麻烦，我决定立即上马自行搞业务，专心致志地自学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我决心自学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时候，我偶然发现我们研究所语言研究室的安俊同志把一部《女真译语》带到了干校，不时翻阅。我从他手里把这部书借来，用毛笔把此书全文抄录了一份，时时翻阅，这就是我自学女真文字之始。我用一段时间看了自行转录的《女真译语》之后，觉得仍不过瘾，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我的夫人李春敏，请她把我以前积累的装有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资料的两个纸袋子用包裹挂号寄来。我收到之后，如饥似渴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批资料，很快进入了角色。这两袋子资料使我很轻松地度过了“干校”生活的最后时光，也奠定了我今后终生学术道路的基础。对各家之说逐步提高了鉴别力，能够分辨出哪个人的哪一点是对的，哪一点是牵强附会甚至错误的，充分吸收前人的一切成果，以作为自己前进的基础。我还尝试着做些解读工作，对《郎君行记》中的人名“黄应期”和官名“尚书职方郎中”等契丹字已能确定。熟能生巧，笨鸟先飞，此之谓也。

1972年8月底，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学部干校人员连锅端式地全部撤离明港，返回北京。其后，虽仍为运动体制，但纪律仍比较松散。我经常借机可以去设在城内考古所院内的中国科学院社科图书馆借阅图书，继续翻阅和抄录我以前所不掌握的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国内所有的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资料可以说被我网罗殆尽。我又把我掌握的契丹文字资料分类编辑，油印散发给侯方若、翁独健、傅懋勣、道布、苏秉琦、夏鼐、金启孮、罗福颐、李文信、阎万章、陈述、王静如、李恭笃、郭大顺、林沄等先生，也散发给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社科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和我们民族所的图书馆。我散发这些资料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制造一种声势，公开宣布我已开始了地下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想试探一下本单位领导和外界同行对我这种在运动中抓紧时间搞业务的反应，当然也有与同行沟通，敬请前辈指教的想法。散发出去之后，反馈回来的都是正面反映，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先后共印了六本资料（后三册是我与于宝林合编）。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学部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步入正规，恢复业务工作。经个人申请，领导批准，我正式从事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从而走上了终生职业研究契丹文字的道路。

邸：有材料说您被国外同行誉为“契丹文字的首席学术权威”，我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评价。您发表的成果最多，质量最高，涉及的面也最广，在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方面都占领了制高点。请问在众多的契丹文字研究者中，何以只有您能独领风骚？

刘：机遇、勤奋、天时与人和。

邸：请谈详细点。

刘：如果没有陈智超同学一再鼓励，我就不会考陈述先生研究生，也就不会来民族所。如果我不向翦老辞行，也就没有“终生受用无穷”的叮咛。这许多的巧合凑在一起就是机遇。

勤能补拙。只有持之以恒地勤奋学习、勤奋研究才能取得一些成就。从1971年在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到现在的30多年间，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契丹文字方面。如果说天天都在看这方面的资料有点夸张得话，说每星期都在看这方面的资料一点也不过分。正因为看多了才能记住每件资料中的内容。例如萧袍鲁和耶律习涅都是既有汉字墓志，又有契丹大字墓志。当我看到汉字耶律习涅墓志中有地名“云内州”和人名“解里”，我立即想到汉字萧袍鲁墓志中也有地名“云内州”和人名“解里”。从他们的契丹大字墓志铭中的适当地方寻找，终于解读出契丹大字中的地名“云内州”和人名“解里”。我还想到汉字北大王墓志中也有人名“解里”，我也在北大王契丹大字墓志找到了人名“解里”。这样可以互相联想，互相验证。还要勤于出差去收集资料。资料是学术研究的源泉和根本。没有新资料就好比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契丹文字资料主要出土于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尤其是赤峰地区。为了收集契丹文字资料，我曾十一次去赤峰地区。

天时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这个单位和这块名牌。它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工作条件好，学术气氛浓。各级领导同志都支持和鼓励研究工作。姑且不说上级领导同志，就拿我的顶头上司我所的民族历史研究室历届主任翁独健、王森、侯方若、卢勋和罗贤佑等同志都积极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使我倍受鼓舞，永记不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这块牌子到各地办事特别好用。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在北京研究契丹文字不占地利。因为北京并不出土契丹文字资料，契丹文字资料都出土于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但勤奋和人和可以弥补地利的不足。如前所述，我长去那些地方，与当地有关同志广交朋友。去的次数多，交的朋友就多。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凡是出土契丹文字的地方，我都去过。那些地、县、市都广布了我的朋友。一有契丹文字资料出土，都会有人及时向我通风报信。并且最后搞到拓本。甚至授权我最先研究发表。这就是人和。是朋友使我及时占有新资料。我占有的资料比别人多，比别人快。当然捷足先登。华艺出版社最近将要出版我所撰写之书，名为《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里面详细叙述了我积数十年之勤去各地广交朋友和寻访契丹文字的心路历程。

邸：待该书出版后，我一定详细拜读。请问当地人为什么只向您提供资料而不向别人提供资料？

刘：关键在于要热心真诚地帮助人家，取得信誉。不能挖别人的墙角。为了搞到资料而不择手段只能得计于一时，不能持久。毁了信誉，砸了牌子，必然吃大亏。

邸：什么事情最能使您高兴？

刘：研究成果被内行人首肯的时刻。例如我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释契丹语“迤逦免”和“乙林免”》的文章。把别人认为不可考的“迤逦免”和“乙林免”释为已婚契丹族妇女在丈夫被封为王时所得的封号，义为“妃”、“夫人”之类。1980年9月18日，我出差去长春时顺便拜访吉林大学的罗继祖（罗振玉之孙）教授。一见面他就盛赞我那篇文章立论精辟。他说：“除非将来地不爱宝出土一部契丹语词典，词典中的说法与您的说法不一致才能推翻您的结论。否则，您的说法将永远是最令人信服的最合理的说法。”他对我的这番如实的赞许，使我感到特别高兴。

又如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于1997年征集到一件契丹小字墓志。当时该博物馆的范军馆长拓了一张拓片通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齐心所长请我鉴定。我根据墓志中出现的墓志主人的官职有永州同知、北院承旨、武安州观察（使）、长宁宫副使、六院大王、南京留守等以及墓志主人薨于大安八年（1092）正月二十三日，享年67岁等内容，我断定墓志主人为《辽史》卷96有传的耶律敌烈。这是我的第一点鉴定结论。墓志拓片方方整整，有边有沿，不残缺，共32行。但从解读情况看，墓志主人共娶了三个妻子。前两个妻子各是谁的女儿，各生了几个女儿，女儿又嫁给了谁，均详细叙述。还没有说第三个妻子的情况，志文就遽然而止，更没有墓志撰者的自谦辞和铭文。根据上述情况，我断定此张墓志拓片并没有把话说完。在墓志背面或志盖背面还应有后续部分。这是我的第二点鉴定结论。范军馆长得知我的鉴定意见后，打来电话对我说，第一点鉴定意见完全正确。因为志盖正面中央有篆体汉字“南瞻部州大辽国故迪烈王墓志文”。“敌烈”与“迪烈”乃同名异译。至于第二点结论则说不好，因为她没有发现志石或志盖背面有字。我说不可能。她说我若不相信，明天她派汽车来接我，让我亲自去验证。3月25日上午，我被接到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之后，当即请馆里的人把志盖翻过来让我看，只见志盖背面靠石边刻了九行契丹小字。第1行就说第三个夫人的情况，此夫人生了三个男孩，各是谁。也有墓志撰者耶律固的自谦辞和铭文。最后一行是年款和书写者的姓名及身份。加上这九行才使墓志形成共41行的完璧。范馆长对我说：“我把墓志运回来，装车卸车一直没有发现两块石头的背面有字。通电话后，我又伸手去两块石头的底下摸了一下。志盖背面只有右半边有字，我摸的正好是左半边，故没有发现有字。仅从拓片就能知道墓主人是谁，而且还能断定话没说完，缺了什么内容。您解读契丹文字的水平实在令人佩服。”范馆长为了答谢我对此墓志的鉴定意见，当日中午特设酒宴款待。几天以后，还惠赠我该墓志全套拓片一份 。此事让我兴奋得连续数日夜不能寐，只好借助安眠药入睡。

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课也是使我倍感欣慰的事。2004年上半年，我在北大历史系讲了整整一学期《契丹文字》的课程。契丹文字作为一门正规的课程在大学开设，这恐怕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作为这破天荒第一次开设课程的讲授者，虽然70岁了，然而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一点也不觉得累。原因就是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讲。我看着他们那聚精会神地听讲的样子，感到特别高兴。做自己高兴的事就不觉得累。

邸：您认为如何才能使您的毕生研究的学问得以延续？

刘：首先是我应做的事。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多为后人铺一条平坦的路。这就是我在院老干部局学习科研处和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申请的课题《契丹文字新研究》。该课题的内容是把契丹文字的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全部集中在一本专著中。使后来者手持一册即可起步。该课题的中期成果已经陆续发表。整个课题即将结项，也尽快发表。

其次是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后来者应做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否是历史系毕业的，但都要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学知识。因为契丹文字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事，严格说来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没有历史知识必然会闹笑话。例如某些人把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中的一个单词“解读”为墓志主人的名字。然而这个单词在墓志中出现了20多次，照这种“解读”，墓志撰者竟20多次直呼墓志主人之名，稍微具备点“史讳学”的知识就不会发生这种“解读”笑话。契丹文字是记录契丹语的。契丹语又属于阿尔泰语系，不具备阿尔泰语系的知识就不能使解读契丹文字的工作引向深入。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缺陷。遇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只能用笨办法，一页一页地翻阅相关的词典或请教相关的同志。如果自己具备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学知就方便多了。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后来者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肯定能够把契丹文字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最终达到把两种契丹文字彻底解读。

契丹文字研究的前途无限辉煌。因为两种契丹文字目前能解读者少，未解读者多。即使有汉字对译的仅有96个字的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也未能通篇解读。每一件契丹文字资料都有尚待解读的许多内容，何况契丹文字的资料还在陆续出土。进入21世纪之后，几乎年年都有新资料出土。等待做的工作很多，有工作可做，做出来就是成绩。越难解读，一旦解读出来就越伟大。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比我更乐此不疲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后来者，我更相信他们肯定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他们必将大有作为。

邸：您对青年学者的希望是什么？

刘：首先希望他们端正对学术权威的态度。既要向学术权威学习，消化吸收学术权威的成就。又要不迷信学术权威，任何学术权威都会有失误，要学会能够发现学术权威的失误，扬弃他们的失误。从他们的失误中吸取教训，从而超过学术权威，使自己成为学术权威。

其次是要发扬好的学风。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

第三是要珍惜时间。深圳人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我把这句话套用在我们之间，“时间就是学问，时间就是成就”。要珍惜每分每秒。

邸： 作为北大历史系校友，我为有您这样的杰出学长而由衷自豪；作为史学后进，为能您结识这样的学术前辈而深感荣幸。北大同学有这样一句口号：“今天我为北大而骄傲，将来北大为我而骄傲”。您以数十年之刻苦努力，雄据契丹学要津，无愧于未名湖水之滋养，燕园灵气之熏陶。我等定以您为楷模，自强不息，争取能无愧于自己的岗位和毕生之追求。最后，对您接受采访再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