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版《孝经》第一章书影

唐·杜甫《春望》诗意图

清末题材故事片《神鞭》海报

《神鞭》剧中人物“玻璃花儿”剪辫后之髪式

当代歌星刘欢垂辫照

若干年来，清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大行其道，有“清兵入关”之谑。只见众鬚眉前额锃光，后脑垂辫，一头两制，反差鲜明，颇显滑稽。无论观众是喜是恶，是贬是褒，然确属历史再现，是无法改变之事实。而清代男子选择此类髮式之原委，却说来话长。

对古人而言，衣冠髮式之选择，关乎江山社稷，绝非像今人之随心所欲。在“大一统”原则指导下，国人髮式求同而伐异，且历代相承，一以贯之。我国先民对毛髮重视程度极高，《孝经》有云：“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将护髮与孝道联系起来，作为道德规范的基准，从而显得非常郑重严肃。孔子以“被（披）髮左衽”（《论语•宪问》）来指代文化之丧亡，将髮式的更改与亡国联系起来，髮式之选择，被提到政治的高度。因此，历代中国人焉能不小心翼翼，护髮如命？他们把这宝贝头髮绾成髮髻，盘在头顶，上插一根长针，加以固定，称之为簪。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名篇《春望》中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诗句，说明杜老夫子时至暮年，仍须像当今不少女人一样梳洗打扮，好不麻烦。正因有此习俗，所以古人发明有髡刑，即剃掉头髮，作为对罪人的惩罚，而受刑之人，颇有受辱之感。现在想来，受此刑不痛不痒，有何不可？真乃今人思维，万难参透古人情感。历代祖先就这样惜髮如命，代代相传，悠悠千载，一仍旧贯。

天有不测风云。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连年，人民不堪其苦，纷纷揭竿而起。而此时一股新兴的力量也已悄然兴起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这就是曾灭亡北宋、建立金朝之女真人的后裔。他们于1635年改称“满洲”，即当今之满族，旋改国号为“大清”。由于其特殊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使之形成了与中原完全不同的髮式，概括言之，即“半剃半留”或“剃髮垂辫”。

此辈于额角两端引一条直线，将直线以前之髮尽行剃去，只留颅后之髮，编结成辫，满语称作sonchoho，垂于脑后。此俗承自其先----靺鞨。据史书记载，靺鞨人“俗编髮”，而至女真人，则“辫发垂肩”、“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大金国志》）。据专家分析，此种髮式便于骑射。前部不留髮，以免骑马驰骋时散髮遮住视线；而颅后留一条粗大的髮辫，在露宿时可充作枕头，借以安眠。真是兴利除弊，独具匠心。另外，满族及其先民信奉的萨满教认为，髮辫生于人体顶部，与天穹最为接近，乃人的灵魂之所在，故而髮辫备受其族人珍视。为国捐躯的将士，若其骨殖无法运回故土，则须将髮辫带回，亦可算是魂归故里。由此看来，满人对其髮式的重视不亚于汉人，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西元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明都，崇祯帝吊死煤山，明亡。清兵把握契机，挥师入关，“变虏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一举逐李自成而据京师。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对在关外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髮式，更换服装。对归降的明廷将士，也必须剃髮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引清兵入关的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即是入清营拜见清摄政王多尔衮后，“毅然”剃髮易服，以示降清者。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剃髮还是蓄髮，一场场殊死搏斗此伏彼起，令人不忍卒书。

清兵入关伊始，便迫不及待地颁发“剃髮令”，引起汉人群起反抗，不得不暂缓施行。至翌年，清军势如破竹，横扫中原，挥师南指，饮马长江。多尔衮踌躇满志，再度颁行严厉的“剃髮令”，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髮垂辫，不从者斩。当时传有“留髮不留头，留头不留髮”之谣，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汉族人民不甘受辱，拼死抗争，以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一时间凄风惨烈，日月无光，人头纷落，血流成河。怎奈强权之下，汉人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死者长已矣，活者还要偷生。很快就看到中原髮式尽改，面目全非。欲保完髮者，只得远避深山，或身厝窑洞，或栖身道观，甚至遁入空门，带髮修行。他们只能遥拜明陵，苟延残喘，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天崩地解”，徒垂几滴孤忠之泪。

清廷倚仗其金戈铁马，在汉人头上进行的革命，大获成功。从此中国男人发式即变为一头两制，像当今清宫戏中再现的那样。就清人而言，已鲜有从事狩猎者，故而此等髮式，应不具实用价值，而只是习俗而已，髮辫之具体功用，亦难予以开发。有电影《神鞭》，表现有壮士名傻二者，其辫甚粗，自幼习武，辫通气脉，劈木若斧，打人似鞭。后用之御外侮，抗强敌，败日本浪人于前，抽八国联军于后，终被洋鬼以枪击断，神鞭自此失灵，傻二改习手枪，百发百中，亦庄亦谐，大长国人志气，姑且一睹，而不必深究其真假焉。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洋务运动兴起，清廷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作为改革开放之先驱，此辈目睹了外面大千世界的众彩纷呈，自惭拖于脑后的猪尾（英语将髮辫称为pigtail，直译为猪尾），几欲断之而后快。不仅汉人回顾历史深以为耻，即使满人，亦不以此种形象为光荣与自豪。留学生中多有自作主张，快刀剪之者，如孙中山、鲁迅等人便是。回国后为掩人耳目，有假辫可敷衍一时。

转眼到了20世纪，清廷风雨飘摇，汉人民族精神复苏。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辈首倡剪掉髮辫，以雪旧耻。一时间举国上下，刀光剪影，髮辫成堆。欢呼雀跃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如丧考妣者有之，誓死不剪者亦有之。毕竟社会在发展，文明程度在提高，并无“留辫不留头”之苛令。又一次作用于人头上的革命，彻底改变了国人的尊容。

民国初年，颇有一些人誓保“命根”，命存辫存，万难割舍。前清宗室王公自不必言，就连北京大学名教授辜鸿铭、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亦是惜辫如命，与之偕亡者。蒋介石上台后，为推行“政令统一”，曾特别组织剪髮工作队，上山下乡，对顽固的留辫者，再次予以扫荡。其后，留辫者便成凤毛麟角，鲜见于域中矣。但笔者之叔祖，成分贫农，却不愿革命。直到“文革”前，仍留小辫，涓细灰白，然垂爱有加。“文革”乍起，红卫兵兴，指其辫为四旧，强行剪去，致其数日滴水不进，寻死觅活，怎奈生命可贵，以后便泯然众人矣。此当属硕果仅存之特例。

就满族人而言，辛亥革命时剪辫者亦为数不少。而汉族军阀张勋，却强令其属下不许剪辫，以示效忠清廷，人称其部众为“辫子军”，张勋为“辫帅”。1917年，张勋率军入京，拥废帝溥仪复位，尽行恢复清代衣冠髮辫，因头髮长至编辫诚须时日，留辫又成燃眉之急，致使假辫头套生意十分兴隆，各色“古董”怪物招摇过市，黄龙旗迎风飘扬，真是乌烟瘴气，令人啼笑皆非。岂料复辟仅12日，便宣告失败，张勋仓惶逃遁，假辫头套被弃之如敝屣，实为闹剧一出。日后连溥仪亦觉此辫甚丑，竟“违反祖制”，一刀断之，引得众老臣嚎啕大哭，群辫乱抖，涕泗横流，真可谓情泣鬼神，却换来溥仪一顿痛斥。从此，满族上下多剪断“命根”，开始新生。

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式已不再具有政治色彩，而完全成为个人爱好。当今之时，又见一些七尺男儿留起大辫，当不属眷恋前朝之辈，而是“明星意识”或标榜个性的具体体现。今人亦不必大惊小怪，慷慨激昂，而是顺其自然，各由所好，方为上策。

社会果真进步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