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正门

康熙御题“避暑山庄”匾额

避暑山庄正殿澹泊敬诚殿内景

避暑山庄寝宫烟波致爽殿内景

避暑山庄烟雨楼外景

避暑山庄全景图

在今河北省承德市，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它依山傍水，气势恢弘，见证着清廷当年的文治武功，这就是名闻遐迩的避暑山庄。在清代，它是皇帝的行宫即离宫，专为其消夏避暑之用。因离宫所临之武烈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

避暑山庄是清代最大的皇家园林，总面积约５６４万平方米，为北京颐和园的两倍。其整体设计体现了“集天下景色于一园，移天缩地于一方”的思想，兼具南秀北雄之美，蕴涵中华一统之意。自康熙至乾隆年间，历时８９年，建成１２４组建筑，其中由皇帝命名者有七十二景，总建筑面积约１０万余平方米。其内部分为宫殿区、湖泊区、山峦区、平原区。宫殿区位于避暑山庄南端，主要由正宫、松鹤斋、东宫和万壑松风四组建筑组成。宫殿区已辟为博物馆，以展出宫廷艺术品。区内青砖素瓦，不施彩绘，加上苍松掩映，虬枝如盖，显得格外清新淡雅，古朴自然；湖泊区现有水面５００亩，被岛、堤分割为“澄湖”、“如意湖”、“银湖”、“镜湖”等景观不同、面积不等、形状各异的小湖，湖面上还分布着“青莲岛”、“如意州”、月色江声”、“环碧”等洲岛。湖区内碧波荡漾，岸柳低垂，莲菱蒲苇，随风摇曳，一派江南秀色；平原区位于湖区北部，占地５３公顷。主要有万树园、试马埭、永佑寺、舍利塔等，清帝常在万树园召见各少数民族政教首领，举行野宴，伴以烟火、河灯、音乐舞蹈等；山峦区占地４２２万平方米，最高点海拔５１０米，与平原区高差１８０米，康乾时期在山区修建了４０余处楼、亭、庙、舍，有游览御路和羊肠小道相通。山区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林木茂密，山涧清流，四季景色各异。登上山顶，至四面云山、北枕双峰、南山积雪等处居高四望，景色极为壮观。

广义的避暑山庄建筑群落，还包括坐落于山庄东部和北部丘陵起伏的地段上，如众星拱月之势环列着的十二座色彩绚丽、金碧辉煌的大型喇嘛寺庙宇。这些寺庙建筑精湛，风格各异，是汉、蒙、藏文化交融的典范。在这里可以瞻仰西藏布达拉宫的气势、浏览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雄奇、领略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风采、欣睹新疆伊犁固尔扎身的身影、还可看到世界最大的木制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清代，这十二座庙宇有八座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于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的办事处，又因此八座庙宇均在古北口外，故统称“外八庙”即口外八庙之意。久而久之，“外八庙”便成为这十二座寺庙的代称。

“外八庙”中，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十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清帝兴建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来“柔远能迩”，以达到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鼎盛时期战胜国内分裂势力，加强民族团结，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

从外形上看，避暑山庄内建筑无论是庄严肃穆的皇家宫殿，还是游玩欣赏的亭、轩、榭、阁，一律采用青砖灰瓦，显示出一种古朴自然的风格；而在其周围建造的“外八庙”，则采用彩色的琉璃瓦，有的甚至用镏金鱼鳞瓦覆顶，远远望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这与古朴典雅的避暑山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不难看出，清代康乾二帝匠心独具，艺术造诣之精深。

“外八庙”建筑，风格上有汉式寺庙、藏式寺庙、汉藏结合式寺庙等三种形式，表现出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和丰富多彩的多元特点。“外八庙”的建筑、园林以及大量的碑刻、雕塑、壁画、佛像祭器等文物是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文化宗教艺术、园林艺术以及形象地认识二百多年前国人智慧才华的难得瑰宝。

回首当年，清康熙至乾隆时，圣祖玄烨、高宗弘历几乎是每年五月必驾临山庄，秋后才返回京城。山庄不仅是其避暑消夏的胜地，同时也是处理政务的场所。此间，它实际上起着清代第二政治中心的作用，充当着事实上的陪都的角色。

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且得以长治久安，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其以全新的角度思考民族事务，以灵活的手法处理民族矛盾，因而成功地解决了满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过程中，清廷十分注重笼络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收纲举目张之效。而避暑山庄就是上述既定国策的具体产物。

蒙古族是我国古代最为彪悍骁勇的草原游牧民族。其横空出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灭亡西夏、金朝和南宋，一统华夏；继而横扫欧亚大陆，称雄于世界东方。明承元祚，取而代之。但蒙古残余势力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草原。他们与明朝形同世仇，征战不已。有明一代，中原王朝一直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以应对一次次来自北方劲敌的困扰。

迄至明末，努尔哈赤乘时而兴，创建后金。而与之毗邻的蒙古各部仍十分强大。他一面与蒙古族中的敌对势力展开争夺；一面又必须分化并争取部分蒙古部族与之合作。由于措施得当，后金赢得蒙人之助，使其在同明廷之博弈中逐渐处于有利地位。皇太极继承乃父遗志，建立大清，他继续结好蒙古，扩大双方王公贵族联姻，创建蒙古八旗，广泛接纳蒙古人加盟政权，给予特殊礼遇，此乃“屏藩蒙古”之策也。旋漠南蒙古悉数归附，漠北蒙古俯首称臣，远处西北的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也闻风而动，于清崇德七年（1643年）遣使朝贡，以示归服。这使得清廷在问鼎中原，驱逐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诸政权的军事进程中，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蒙古族逐渐成为满族最重要的助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清廷亦将蒙古族置于独特地位，给予其有别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优厚待遇，即所谓“满蒙一家”。

定鼎中原后，如何经营北方，如何处理好与蒙古各部之关系，关乎清廷的成败存亡。纵观历史，边患大多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之袭扰。北方无事，则中原安宁；北方失控，则国无宁日。为此，历代中原王朝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起横亘万里的坚固长城，以阻止游牧民族的袭扰。但此举并未解决根本问题。无论是汉武帝的“北击匈奴”，还是后来的“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的“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的“驱逐靼虏”，南北双方在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时空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但长城隔不断中原与北疆的联系，战争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历史似乎在呼唤等待着一个新兴民族的出现，来完成将南北两大民族融为一体的重任。历史选择了满族。清廷以第三方而入主中原，它借鉴历史的教训，时刻关注着北方的安全，不断探索着化解矛盾的良策。为结好蒙古，康熙帝“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行”。为给巡狩活动提供理想场所，清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两盟之牧地周围千余里，设“木兰围场”。“木兰”者，满语“哨鹿”之意也。由皇帝亲自统率八旗王公贵族及将士马甲，在围场内围猎以鹿为主的各类动物。每年秋季在围场举行的围猎活动，称为“狩猎大典”。

在和平年代，武备极易废弛。而围猎实际相当于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作为被围猎对象的各种动物狼奔豕突、东躲西藏，与敌兵无异；而八旗将士在方圆百里的围场内纵横驰骋，刀光闪闪，万箭齐发，一派沙场征战的壮丽图景。而更为重要者，康熙帝设木兰围场之政治立意高远。其真意在联络蒙古，巩固国家的安定与统一。清廷由塞外入主中原，蒙古王公贵族则须不断前来朝贡，但因未曾出痘（天花），“以进塞为惧”。当时，天花乃最为可怕的疾病。生长在塞外，已习惯凉爽天气的蒙古人，最怕进入关内而感染。尤其尚未出痘者，更将此视为畏途。他们殷切盼望皇帝能够临幸塞外，以使之一睹“龙颜”。因此，康熙帝为满足内外蒙古王公贵族的愿望，以体现对蒙古实行怀柔与优待之策，设围场秋狩大典，吸引内外蒙古贵族广泛参与。皇帝亦可借出塞秋狩之机，接见各部落蒙古王公、台吉，设宴共饮，大加赏赐，广行施恩。同时对各部之间发生的矛盾和纷争予以调节和裁决，以体现清帝“天可汗“的绝对权威。当然，满族亦来自北方凉爽之地，对夏日京师之炎热很不习惯，避暑于热河，的确也是逃避炎炎苦夏的最佳选择。真可谓一举而三得者也。

由此可见，康熙帝创设木兰围场，频繁出塞，每年秋举行“秋狩大典”，其用意不可不谓深远。乾隆帝曾评价曰：此即“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放言今后不再修筑长城，废弃以长城来作茧自缚、消极防御的传统作法。他认识到，“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关键是“控驭蒙古有道”。治国之道在德而不在险。要实行“中外一视”，即长城内外为一家，对蒙古施以“厚恩”，使之“众志成城”。

康熙二十八年（1669年），西蒙古叛乱，西北地区烽火遍地，清廷朝野惴惴不安。康熙帝对怀柔蒙古之重大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为保持与蒙古各部的联系渠道畅通无阻，为坚持木兰秋狩，使会见地点固定化，遂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亲自选定在京师与木兰围场之间的热河兴建行宫。以便为木兰围场主持狩猎活动的皇帝及其随从提供住所，使得避暑山庄应运而生，并不断扩展。

可以认定，康熙帝创建山庄并非完全是出于娱乐享受，而是为国家久远计，为笼络内外蒙古王公贵族做出决断。当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大张，为山庄的兴建提供了物资条件。此时的清王朝，政局稳定，国库充实，清朝已稳步进入繁荣。

其后的百余年间，，避暑山庄一直在扩建之中。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自康熙四十二年始建至四十七年（1708年）初具规模，为第一阶段；五十二年起建“外八庙”的大部分庙宇，为第二阶段；乾隆时，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山庄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扩建，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主要工程最后竣工，为第三阶段。至此，前后历时88年。随着山庄最后建成，清王朝也达到鼎盛，可以说避暑山庄的兴盛正是清王朝兴盛的一个缩影。

山庄初建伊始，西北地区边事未竟，当地回族及青海蒙古诸部与清朝的关系尚未达到密切无间的程度，山庄聚会不甚频繁。到乾隆时，先后平定西北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阿睦尔撒纳叛乱、和托辉特部台吉青滚杂卜叛乱与新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国家空前统一，山庄聚会频繁，来朝者争先恐后，络绎不绝。西北诸族之回、维、青海之蒙古，西南之藏族，南方少数民族的上层王公贵族、台吉、僧侣、土司、酋长等，纷纷前来山庄朝贡，觐见皇帝，并扈从木兰秋狩。乾隆帝分别予以接见，设宴款待，并封赐爵号，颁赏银两、缎疋等。乾隆十八到十九年，杜尔伯特部落长车凌台吉、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来山庄，要求归附清朝；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向清朝投降。其后，又有准噶尔部各厄鲁特台吉、宰桑进山庄朝觐；达什达瓦部众6000人入迁内地，其中有2136人被安置在热河，乾隆帝特为其建安远庙，供其举行宗教活动提供场所；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之乱后，当地各城伯克赴山庄入觐。三十一年，为表彰来自天山北路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哈萨克与布鲁特（即柯尔克孜族）向朝廷朝贡，乾隆帝下令修建普乐寺。三十五年，恰逢乾隆帝六旬万寿，蒙、藏王公贵族齐聚山庄朝贺，乾隆帝决定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此系藏语“布达拉”的汉语意译。次年落成之时，流徙于伏尔加河的原土尔扈特渥巴锡率部回归祖国，到山庄觐见乾隆帝，并参加了落成典礼。乾隆帝一时文思大发，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与《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记此回归盛事，并刊刻两巨型石碑，以示纪念。四十五年，乾隆帝七旬万寿，西藏班禅六世、内外蒙古、厄鲁特、青海蒙古各部宗教领袖及各部首领云集山庄祝寿，盛况空前。乾隆帝特为班禅仿其世居在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形制，建造“须弥福寿之庙”，即藏语“札什伦布”的汉语意译。

由于清廷长期实行满蒙联姻，故而清皇室与蒙古王公贵族多有姻亲关系，蒙古贵族入觐山庄参加木兰秋狩，兼有探亲之意义，所以尤其频繁。由于清廷鼓励弘扬喇嘛教，终于促成居处僻远的喀尔喀蒙古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自乾隆四十六年后不惧路途险远，多次亲来山庄觐见乾隆帝，乾隆帝亦优礼款待，赏赐无数。

古语有云：盛极而衰。乾隆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清王朝开始呈现衰落之势。但各族聚会山庄之传统仍在进行之中。不幸的是，嘉庆帝驾崩于山庄，为山庄蒙上一层阴影；至道光、咸丰时期，内忧未竟，外患频仍，列强纷至沓来，清廷任人宰割。咸丰皇帝亦驾崩于此，使山庄由万方乐奏变为阵阵哀歌。同治以后，清廷式微，已无力举行秋狩大典，更无心巡幸避暑山庄。从此，曾经繁荣了一百五十余年的第二政治中心被逐渐废弃，这里荒草萋萋，昏鸦盘旋，再现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惨淡凄凉。

值得庆幸者，这座大型离宫和皇家园林经磨历劫，最终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19９４年１２月，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此时此刻，面对胜迹，抚今追昔，颇有感慨，特撰此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