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贡院之明远楼远眺

清末北京贡院考棚之一部

清末北京贡院之明远楼、文昌槐与考棚

清末北京贡院之考棚遥对西山

清代举子于贡院内号舍应试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主楼近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大楼周围，透过“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等地名便可获知，它是兴建在明清贡院遗址之上的“后起之秀”。或许是人意安排，或许是天意如此，中华文脉绝续，几个时代废兴之历程，竟可浓缩于京城建国门内这方小小空间。

提起贡院，今世之人大多已不知其为何物。但在明清两代悠悠五百年间，却是华夏莘莘士子梦绕魂牵之所，其一生之荣枯宠辱，皆系于斯。在这里，曾回荡着多少金榜题名者得意的欢笑，也曾撒遍了无数名落孙山者辛酸的泪水。此时此刻，穿越时空，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既难以割舍，又好梦难圆的科举时代。

贡院是专门为科举考试建造的考场，当时便布于全国各省，而北京贡院位居其首。每逢子、午、卯、酉年之八月，在此举行直隶与顺天府乡试；逢丑、辰、未、戌年之三月，则举行礼部会试，因而是全国科举考试之中心。其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因考试规模不断扩大，场所不敷应用，因而于正统三年（1438）、十一年（1446）曾两此增修扩建。万历二年（1574）再次大兴土木，气象一新。明清鼎革，烽火连年，但贡院未受兵燹之灾，完好无损。清承明制，科举更盛，朝廷对贡院多次予以增益。乾隆二十七年（1762）增南围墙二砖门，并扩充大门、二门等建筑；光绪初年，因应试人数大增，号舍（考场）拥塞不堪，遂将院址北扩，面积大增。

贡院建于原元代礼部衙门旧址，气势宏大，雕梁画栋，墙垣高耸，有围墙三重，瞭望亭六座，足见当年考试气氛之紧张与肃穆。其整体建筑布局严整，坐北朝南，大门五楹。内有二门、龙门、明远楼、至公堂、内龙门、聚奎堂、会经堂、十八房等配套建筑。明远楼前，有株古槐一株，名“文昌槐”，植于元代，历经沧桑，颇有阅历。贡院清末最盛时，共设号房114连（排），号舍达9000余间，可想见科举之规模。号舍亦称号房，高6尺，宽3尺，深4尺，是举子日间考试、夜间住宿之所，每人得居一间。举子应会试，需连试三场，每场三日。据时人回忆，举子应试入场前须经唱名、搜检等极其严格的手续，答卷时外有兵丁监视，形同罪囚；而稍有不慎，往往即被拖逐出场，时人多有“斯文扫地”之诮。

天有不测风云，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咆哮进京，慈禧老佛爷挟光绪帝仓皇西狩，京城大祸临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贡院被大肆掠夺，以致面目全非。加之乱民趁火打劫，纷纷拆房毁屋，偷取木石砖瓦，数月间已成东城墙边的一片断壁残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岁次辛丑），又逢大比，京师贡院无法再用，只得取消。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岁次癸卯）才得补行，却又不得不借用河南开封贡院，惨淡经营。真可谓文脉似风烛之弱，国家有累卵之危。未几，国内废黜科举之声日高，终于有光绪三十一（1905年）清廷“永停科举”之诏，持续千余年之科举时代，就此草草结束。“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自此贡院告废，“门”可罗雀，无人问津，渐被世人所遗忘。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政府无暇顾及此地。至民国十年（1921年），在贡院遗址上建起楼房，曰“模范商场”，未几改成民居。三十年代后期，故都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日寇竟于此处建造“神社”，以供奉亡灵。致我人文圣地蒙羞，其不良居心，可见一斑。为方便进出，并于“神社”东南旧城墙开凿一门，曰“启明门”。贡院故地凄风苦雨，神州赤县星月无光，中华文化跌至灭顶边缘。

古语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国家光复，“启明门”更名为“建国门”，所谓神社，亦灰飞烟灭。后部分房屋被用做国立北平艺专宿舍，渐复斯文之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国势日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依托此方宝地逐步发展，蒸蒸日上。1977年，又以学部为基础，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预示着中华国运大张，文化昌盛时代即将来临。不久，沐浴着新时期灿烂的阳光，院部大楼拔地而起，它面对十里长街，背靠玲珑花园；晨观”彩虹”映日，暮闻梨园唱晚；集天下之英才，迎四海之耆硕；承数百载之文脉，启新千年之灵光。无数先哲前贤如若有知，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文运系于国运，历朝历代盖莫能外。抚今追昔，感慨良多，特成此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