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那斯图先生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专访

照那斯图先生解读碑文

照那斯图先生接受永君专访

当代著名民族语言学家、八思巴字顶级专家照那斯图先生，蒙古族，汉名佟书田，男，1934 年 5 月 11 日，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力板镇五台营子。至祖父时，家族已靠务农为生，尽管家境贫寒，父辈却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故节衣缩食，供其读书。先生七岁入私塾，交替学习蒙古文与汉文，博闻强识，品学兼优。1951年，考入乌兰浩特兴安中学；1952年，破格升入内蒙古师范学院；1953年，被保送至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蒙古语言学；1954年毕业，后任教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得以实现植桃种李、教书育人之夙愿。

然世事多变。任教甫半年，先生即接教育厅之命远赴北京，加入“蒙古语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其间，接受专业培训，转益多师，边学边干，悟性绝佳，被视为可造之才。1957年，先生奉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62年归并于民族研究所），主要从事土族语、东部裕固语等蒙古语族语言之研究。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虽难免政治运动之干扰，然未曾稍懈，勤奋进取，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并排比爬梳，整理归纳，独力完成《土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出版）、《东部裕固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两部专著，分别对土族语和东部裕固语之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要素进行系统准确之描写，堪称上述领域之奠基性成果。

1966年，文革乍起，研究被迫中断。先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饱受迫害，艰辛备尝。痛定思痛，先生幡然猛醒，不再甘心任人摆布，消极顺从，而是表面不动声色,但积极思考，力图把握自身命运。1969年，先生于五七干校某同事手中，借得外国学者所撰《方体字》之蒙古文译本一部，如获至宝，每有闲暇，即认真捧读，兴致盎然。所谓“方体字”，即“八思巴字”，曾为元朝“国书”，后被废弃，成“死文字”。因当时严禁阅读业务书籍，不得已只能于劳作之余、背人之处，偷偷研读，形同做贼一般。因先生同时具备蒙古文、汉文之坚实功力及语言学、音韵学等相关学养，故如鱼得水，进步神速。不久即通过背诵、默写，不仅初窥堂奥，且已获得对本文字体系之整体把握。为其后登堂入室，成为当代“八思巴字”顶级专家，完成了必要的兴趣激发、方向确立与学术积累。

1976年10月，春江水暖，百废渐兴。先生于完成既定之蒙古语族语言科研任务之后，立即全身心转入八思巴字及其相关文献之搜集、整理与探索。先生深知，搜集资料，乃一切研究之前提，故先在本所，继而于北京市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复扩展至全国乃至海外，探寻线索，查阅文献，摹写资料（当时尚无复印设备，拍照因成本太高而无法承受），乐此不疲，如醉如痴。经数年努力，已是抄件云集，碑拓充栋，尤以元朝官印拓片最为完备。

1977年底，先生发表《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载《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此文共收录印蜕95方，大部分为先生首次发现、破译、释读，于文物、考古、史学及语言研究等多个领域，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兹文为先生于本领域之处女作，然出手不凡，气象万千，先声夺人，士林瞩目。

元八思巴字官印，均属篆体，不具多方面专业素养者，辨识不易，几近“天书”。先生敏而好学，知难而上，百折不挠，苦苦求索，终于掌握全部字母之篆写规律，完成并发表《八思巴字篆字母研究》，载于《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获学界高度评价。

同年，先生于《民族语文》杂志刊出《论八思巴字》，是为全面探讨八思巴字系统理论之经意之作。兹文提出八思巴字字母表可分为“原字母表”与“总字母表”之新概念，并通过严密论证，于展现各自内容之基础上，确定二者之界限。

作为学科构建与发展之要素，工具书之编纂与整理，至关重要。先生深明此理。乃与杨耐思先生合作，完成《蒙古字韵校本》，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为八思巴字与汉语音韵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其于资料之可靠性、校勘之精确性等方面，均得到业内专家普遍好评。而作为考释八思巴字文献、文物不可或缺之工具书，为后学筑路架桥，功莫大焉。同时，先生对多种幸存于世之八思巴字《百家姓》版本，进行认真校勘，发表《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载于《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二十二年之后，由文物出版社于2003年推出《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将每个姓氏逐一编号，配以八思巴字与汉字索引，便捷实用，以期造福于读者与研究者。

先生于八思巴字及相关领域之研究成果，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海内外学界高度重视。1988年9月，先生应邀东渡扶桑，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为期一年。此间，推出专著两部，即《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 研究文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 文献汇集》，由该研究所正式刊行。书中资料，大多为先生亲手收集，并首次面世。不仅刊发图片，且逐一进行考辨，附有拉丁文撰写、蒙古文转写、及汉文（文言与白话）译文，并撰写题记，不仅是多年心血之结晶，亦是学养与境界之体现。日本著名学者小泽重男先生曾评价云：该著“无疑为各国学者、尤其为日本学者提供了珍贵文献资料”。二书之问世，标志着先生之声望与成果已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之著名学者。

历史上，八思巴字不仅用于蒙古文，且可拼写一切文字，故其影响远远超越蒙古史范畴。随着研究之深入，先生之视野也拓展至更加宽阔之领域。先生自是冉冉不知老之将至，而世界于不自觉中，已跨越世纪，更始千年。2001年，先生与宣德五先生合作，发表《训民正音和八思巴字关系探究——正因字母来源揭示》（载《民族语文》该年第3期）。此前，学界对“训民正音”之来源，众说纷纭，其中即包括“源于八思巴字说”。然而，尚未有以翔实史料严密论证二者之相互关联者。兹文明确指出，“训民正音”5个基字、3个无加画字母之基本符号，与八思巴字相应字母之间，存在有机关联；不仅具备形式上的一致性，且其内容方面也存在有机联系，所表示的语音，几乎个个完全一样。两种文字之间对应关系如此整齐、系统，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存在有机联系的客观反映。因此，“训民正音”字母表的来源，是八思巴字。言之成理，足成一家之言也。

在研究蒙古语与汉语之关系领域，先生亦曾积极参与，影响深远。20世纪90年代初，语言学界曾出现汉语“胡同”一词的语源之争。先生发表《胡同的语源和语义》一文（载于1991年7月14日之《北京晚报》），支持“‘胡同’源于蒙古语‘水井’说”；并推出学术论文《论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胡同”》（载于《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详细考证并论述“胡同”源自蒙古语“水井hudug”之理由多种，翔实、深入、细致、透彻，论点论据完整、充分，无懈可击，使汉语“胡同”源于蒙古语“水井hudug”，几成定论矣。

于从事研究工作之同时，先生一向关心国计民生，投身社会工作，积极参与科研组织与管理，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民族语文》杂志社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主任、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理事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民族研究规划小组副组长、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常务理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中国地方志民族组指导小组成员等多项重要学术职务，备受信任，贡献良多；晚年，曾不遗余力，促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绝学抢救工程”之立项。在浮躁已成主调，学术品质低迷之当今时日，无异于清风一缕，令人心旷神怡。

1986年，先生以骄人成果与丰厚学养，获评研究员；2006年，先生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可谓名实相符，众望所归。

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少有闲暇，操劳过度；晚年罹患胃癌，医治无效，于2010年4月9日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76岁。作为学者，往往对尊严之珍视甚于生命。然而，疾病的长期折磨，足以使不少人精神崩溃，理念尽失。能在生命之最后时段，一直保持清醒头脑、豁达气度和高贵尊严者，如凤毛麟角，而先生乃其一焉。临去世前三个月时，先生已自知来日无多，便亲赴万安公墓，自选吉地，借以长眠。复郑重托付其子佟兴安曰：“尔祖父为吾取名曰百岁（照那斯图在蒙古语中乃长命百岁之意），然活到百岁者能有几人？即使活到百岁，终归仍不免一死。杜甫诗中，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我能活到七十六岁，已心满意足。古人讲求寿终正寝，而吾患此症，不打点滴则无法医治。看来，只有求其次，那就是一旦有一天，我昏迷不醒，须马上放弃抢救，不许电击起搏，不许上呼吸机，更不许割气管，让我平静且有尊严地离去，尔定遵嘱而行，吾心方安！”先生昏迷后，兴安向医生转述此嘱，未作无谓之“抢救”，先生得以安然逝去，保持了一位哲人之从容、宁静与尊严。

至此，先生从事民族语言研究近一甲子，沉潜于八思巴字及相关领域凡40年，收集资料数百种，印玺拓片近千件，出版专著6种，发表论文30篇，量大质高，难以逾越；后学仰慕，难以企及，享“当代八思巴字研究第一人”之誉。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故无人可与之争也。

永君按：照那斯图先生乃我所老所长，当代著名民族语言学家、八思巴文研究领域顶级专家。先生与永君志同道合，因携手呼吁并成功实施“特殊学科扶持工程”而定忘年之交。十年前，永君曾撰写《照那斯图先生访谈录》，首发于《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并收入《民族学名家十人谈》，自是，对先生执弟子礼。不久，先生驾鹤。奉师母之命，永君曾为先生润色碑文。此番应香港高端学刊《国学新视野》之约，特为先生作传，已刊于2016年秋季号。本传以浅近文言，3600余字，计4整页，用繁体版，并配发旧照三张。图文并茂，效果上佳。聊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附：《国学新视野》2016年秋季号刊载《照那斯图先生传略》之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