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民族学家满都尔图先生诞辰90周年，对于他的学术贡献，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纪念其诞辰8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学术界已有比较充分的讨论。百年来，中国民族学的学术之林闪耀着一批民族学家，满都尔图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崇尚中国社会实践，探究中国民族学规律，可称为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者。

中国民族学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传入中国后，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学学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民族学的诞生，离不开具体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需完成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结构研究等基础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民族调查工作。这项工作培养了大批民族学家，满都尔图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1956年10月，在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任教的满都尔图先生被抽调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两年后他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由此他走上了民族学研究道路。立足田野调查开展民族学研究，成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立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满都尔图先生先后赴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青海、新疆、云南、海南等7个省区，深入28个县旗市农村牧区实地调查。对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蒙古族、赫哲族、朝鲜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傣族、景颇族、拉祜族、德昂族、黎族等民族开展调查，写下了5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其中，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调查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先后编制了五种达斡尔族社会调查专题报告，主编了《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额尔古纳旗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补充调查》《木奎、新生、新鄂村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补充调查》。他主编的《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成为达斡尔族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民族学术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田野调查研究，注重调查民族地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注重点面结合综合分析调查方法，为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满都尔图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性特点。他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来发展中国民族学，认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奠基性著作，他曾全面阐述《起源》的贡献，重点强调要学习《起源》的方法论。同时，他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而是继续深入研究原始社会史分期问题、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问题、父系家庭公社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满都尔图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论父系家庭公社》《论农村公社》《试论商品交换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家长奴隶制探析》等系列论文中。在这些论文中，他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学术立场，深入分析中国少数民族的典型案例，深入总结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形态面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中国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民族学学者的田野调查发现了丰富的民族地区民间文化，如何认识和总结民族地区民间文化是摆在中国民族学学者面前的重任。满都尔图先生在田野调查及其氏族制度研究过程中，关注到原始宗教问题。他在《原始宗教与氏族制度》中提出了氏族制度是原始宗教发展的社会基础、原始宗教是维护氏族制度的精神支柱等观点，深入阐释原始宗教与氏族制度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重点研究萨满文化，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文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东北到西北，覆盖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蒙古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尤其体现在其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锡伯族、满族卷》上。满都尔图先生的萨满文化研究没有局限在某一个民族或某几个民族上，而是从宏观上探究我国萨满文化的特征。他在《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一文中认为，萨满教的形成应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晚期。在《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教》中对萨满教发展演变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并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满都尔图先生进行萨满文化研究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形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视社会历史存在，努力探究民族地区民间文化的走向，提炼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而正确引导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满都尔图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民族学研究。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是对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批判性考察吸收的过程。中国民族学术界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满都尔图先生的民族学研究，没有拒绝西方民族学有益的成分，而是批判地合理吸收。他的论文《家长奴隶制探析》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观点分析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特征时，对比分析古代希腊和罗马社会，吸收了西方学者的合理论述。而对于西方学者的不合理论述，他也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批驳。他研究恩格斯的《起源》，不是停留在《起源》产生的1884年，而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学者的原始社会研究成果，用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辨析资产阶级思想界的学说并进行有力的批驳。同时，他也并没有重复《起源》的论句，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分析调研资料，提出新的认识。满都尔图先生始终坚持我国民族学的中国化并明确指出，只有坚持我国民族学的中国化，才能为推动民族学这一世界性学科发展添砖加瓦，才能在世界民族学阵地中占有一席之地。 

满都尔图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努力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代表。他积极构建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对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有自觉的担当。1980年参加中国民族学学会的筹备创建工作，学会成立后历任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顾问。他特别重视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跨世纪之际，他先后撰写了《中国民族学的黄金时代》《中国民族学百年概述》等论文，全面总结了中国民族学的产生、发展与现状。他指出，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发展方向，应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加强应用研究和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注重人才培养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2004年，他与宋蜀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出版，他在“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一章中，结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对少数民族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种形态的典型案例作了系统介绍和分析。这部著作被称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具权威性的一部中国民族学史著作”。满都尔图先生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满都尔图先生作为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者，其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远大的志向。满都尔图先生是达斡尔族人，20世纪50年代社会调查伊始，就从事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后来扩展到东北其他民族的调查。他的学术道路完全可以在达斡尔族及其东北其他民族当中展开，但他没有这样发展，而是关注到中国边疆各民族地区，并且将调查到的资料运用到他的宏观的学术研究当中，这都是源于他有志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二是做有根的学问。他绝不浅尝辄止，而是追根溯源。这个根基是社会历史调查之根，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之根。这种追根溯源，建设有根的学问，是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三是深度的思考。满都尔图先生的文章并不是资料的整合，或者对问题的并列排序，而是环环相扣、层层展开，直至把问题引向最深处。我从其著作中能感到，他的学术风格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这说明其不断地学术思考，是把想清楚了的问题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四是简洁有力的语言。读他的文章，总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深厚的学术支撑，可见其简洁语言的背后是对调查研究内容的熟悉以及深刻的思考，因此才有语言的力量。据满都尔图先生的中学同学讲，他刚刚从内蒙古莫力达瓦到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读书时，还不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可见，他从达斡尔族的母语思维转换成汉语思维并能熟练地运用汉语表达，这其中下了多么大的功夫！ 

满都尔图先生是从我国东北达斡尔族村屯走出来并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民族学家，这既有其个人的努力，也有时代的机遇。时代的机遇就是国家的培育。1952年7月，他从黑龙江省民族师范学校毕业，被保送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54年7月毕业回到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任历史课教师。1956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他被抽调任达斡尔族调查分组组员，至此走上了民族学研究道路。从这一历程不难看出，没有国家的培育，就没有他后来的学术成就。我想，满都尔图先生对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探索，对学术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和敬业精神，以及刻苦自学、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就是对国家的培育最好的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