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7日下午，《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调查》项目贵州组主持召开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座谈会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会议室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大调查》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贵州调研团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所长助理、科研处长扎洛、贵州四个调研组的组长和调研组主要成员以及贵州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副院长宋明，贵州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文化研究所、社会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以及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民族研究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20余人。
座谈会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主持。首先，王延中所长介绍了《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调查》（以下简称“大调查”）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本次座谈会的目的。张昌东书记补充了“大调查”项目的意义、主要调研对象、调研目的。随后，贵州社科院院长吴大华、副院长宋明介绍贵州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问题，同时介绍贵州社科院近几年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贵州民族研究院的韩荣培研究员、贵州大学的张晓教授、杨茂锐教授分别发言，介绍了贵州近年来各方面发展的相关情况：
一、贵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吴大华院长介绍，近几年来，贵州省经济发展提速，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位发生变化，各级干部干劲十足。贵州省将2012年设为“改革开放年”，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如“改革发展大会”、“招商引资大会”、“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等等，以前这些大会都不会单独召开，现在都是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可以看出省委省政府的重视程度。中央各级领导到访贵州频次增大，体现了对贵州的重视。
宋明副院长介绍，贵州虽然不是自治省，但是和青海省一样享受自治省待遇。贵州省是国家扶贫攻坚区，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深圳、宁波、青岛和上海等东部城市的对口帮扶下，近几年，贵州省不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展进步明显。比如，贵州校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另外，交通得到巨大改善。交通是一个整体的规划，效果明显。贵州经济发展提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交通的改善，包括高速公路里程增长和高速铁路网络的逐渐形成。高速铁路的规划对贵州经济的发展是颠覆性的，这些加强了贵州与成都、重庆、贵州与上海等地区的联系。贵州2012年实现“县县通高速”的背景下，在交通、水利和石漠化治理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在电视也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公共服务、文化等设施也有改善。可以说，社会发展的改善比经济发展更加明显。而且相比之下，社会发展较发展经济要容易。他认为，以上所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单纯依靠农业发展是很难实现的。但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很多不足。首先，贵州最大的困难是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的提升。其次，贵州还有不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尤其是三个民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一些民族自治县，一些住在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依然非常贫困。当然，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的绝对贫困，现在的贫困可以说大部分是相对贫困，至少缺衣少粮的现象减少。尤其贵州将扶贫和低保政策结合实施，能保证绝对弱势群体的吃饭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农村住房条件有很大改进，变化非常大，哪怕是一些偏远地区，也能看到危房改造后的民居，这些民居建设过程中也会尊重当地民族特色等等。
二、贵州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自然生态、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
贵州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及与自然生态、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是参会专家学者发言涉及比较多的问题。
宋明副院长认为，贵州全省人口4100万左右，常住人口3800万，只有实行城镇化和工业强省战略，才能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紧密，缺一不可。贵州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发展滞后，就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人口占到了70％。但是，贵州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如贵州国有企业改革的遗留问题－破产程序复杂；政府换届导致的政策不连续和不稳定容易导致政策间孤立。另外，工业园区建设在引进外来资金的过程中同时还引进外来技术人员,那么本地人才如何利用就是一个问题。同时，贵州省的本地优势如较好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如何得到发挥，如何避免引进的项目是东部发达地区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吴大华院长补充说明，近几年贵州省政坛更迭导致的工业发展政策重点的变化，从“保住绿水青山是最大政绩”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转变，许多县市都在上马工业园，形成了一些问题：有些工业园建成之后无优质企业入驻、有些工业园区建设未考虑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等。
张晓教授表达了文化研究者对于贵州省的工业化推进战略所怀有的担忧。她曾经做过一些对贵州本地农民的调研，所以对此次“大调查”特别的期待，希望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对贵州本地的发展有新的发现。她觉得要明确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发展，怎么确定先进和落后？不可否认的是，贵州发展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要发展贵州的经济不要完全引进东部地区落后和淘汰的工业。她认为贵州的工业化发展之路可以是有贵州特色的道路，能够因地制宜，如利用贵州本地原有的工业基础的产业等来发展工业。她强调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利弊应该得到充分比较，要避开“三化”的负面因素同时改进农村的不足，走“适度城镇化”道路。以西江千户苗寨开发为例，是否可以给农户选择权，在苗寨的旁边建立新型社区给农户选择在旧区或者新区居住？是否可以在改善苗户内部生活基础设施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持苗寨风貌？
韩荣培研究员介绍，贵州的工业化最开始是说后发赶超，后来又从“又好又快”转为要“更好更快”。现在几乎贵州所有的县城的工业园区和城镇人口规划都非常大，如果贵州省所有的工业园区和城镇都建成起来，可能可以容纳1亿多人口，这意味着纳入贵州全部农村人口都不够，甚至还要从外省吸引人口，这明显和实际脱节。以黄平县为例，它的城镇化规划实现的话要容纳32万人口，但是黄平总人口都没有这么多；毕节地区则需要100多万人口，它可以有这么多人口，但是吃水又成为问题，因为是山地，不仅是工业用水成问题，连居民用水都成为问题。另外，贵州的生态环境不仅惠及贵州地区，还惠及珠江下游地区，也就意味着如果破坏也会殃及下游地区。但是如何处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他认为在大方向上是盲目的。
杨茂锐教授是贵州黔东南凯里人，此次参加了张继焦负责的凯里组的调研，作为少数民族科研人员，他一直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他认为，贵州省要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大家都是支持的，但是政策不应该千篇一律。比如，剑河县是苗族和侗族聚居的县，由于修了370电站淹没剑河县老县城，在整个县境里找不到一个可以修建新县城的地方，最后只好将毗邻的另外一个县的一个镇划过来建新县城。试想一下，一个县里都找不到一块稍微大点、平整的地方建新县城，如何有土地条件搞工业化、建工业园？另外一点，在开发工业园区的过程中，对民俗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以凯里经济开发区为例，它建立的地点恰好是凯里师专附近，那里传统上是凯里和麻江交界的地方，二月节的时候是兔日和马日，是年轻人对山歌唱情歌、老年人看斗牛的地方。现在开发以后，把少数民族赶上楼了，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譬如说少数民族跳板凳舞没地方了，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如何处理开发与保护的问题。民族建筑和环境保护比较好的地方能不能就不要用作工业开发？
宋明副院长表示贵州省委省政府已经意识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直是在发展中调整。政府正在宏观、全面考虑各种问题。比如，正在统筹规划建园区，具体来说是从市州一级统筹规划建园区，而不是一定要县县建园区，剑河县工业园建设最终还是没有搞。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是大势所趋，如何在这个大背景下保护民族文化是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贵州省“五个一百”工程中的民族特色镇建设尊重当地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民族条件，兼顾当前经济发展和未来发展。
三、贵州民族教育、人才培养与任用
民族教育、人才培养与任用，也是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内容。
宋明副院长介绍，县级干部交流包括从东部发达地区县市引进干部挂职交流等，是贵州省近年引进管理人才的一个常态，目前已经引进了两批。前一阵子省委提出引进乡镇干部，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忧本地人才的任职机会将会减少。另外，他认为，贵州劳动力素质不高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较前几年已经有比较大的提升，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都读了至少初中，多数是在没考上高中后就直接去沿海地区打工的。
张晓教授介绍，最近我们国家在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普查，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的重要性也得到领导层的认可。以此她考虑到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是少数民族孩子接受平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现在愿意接受高等教育来实现阶层上升的孩子，包括一些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之后的孩子，无法适应再回到土地的生活，如果不能继续上学基本上就是进入打工生活。现在考硕士和博士基本上是在考英语，英语不好再有其他才华都无法进入高等学校。但是少数民族群体学习英语有自己的困难，能否考虑在此类考试时设立其他类型的语言考试，而不是千篇一律地都考英语。对于贵州本地人才的培养和利用问题，张晓教授认为，外出打工的人群很大地缓解了贵州的贫困，同时他们的视野也更开阔。建立贵州本地的工业园区除了要和本地传统工业或特色工业对接起来之外，还要考虑如何吸引那些以前出省出市打工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文化素质已经有所提高，如果能通过培训等方式留住这些人，将有很大裨益。根据她们以前的调研，在广州已经形成了一个雷山县务工者的联谊组织，这个组织起到了很好的沟通连接广州和雷山两地的作用，他们回到雷山也协助当地政府组织很多类型的活动，因为这个联谊会的组织能力和意愿都很强。这些本地出去务工又提高了能力的人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建立工业园区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留住这些人才。
杨茂锐教授提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交流问题。目前，贵州主要是外地干部交流进来，很少有本地干部交流出去。另外，领导干部以及关键岗位干部的比例与所属少数民族的人口数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在许多部门少数民族干部录用讲竞争轻照顾，但是民族地区院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基础素质相对较差，面对省内外其他高校毕业生时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现在干部录用过程中的人情往来是少数民族群体不能适应的，在这方面吃亏的他们更难进入干部队伍，这些对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来说是不利的。
韩荣培研究员认为，中央出台的每一项民族政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政策在地方的理解和执行并不到位。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例，此法提出民族地区要实行民族教育，但是贵州并没有推行真正的民族教育，实行的仍然是民族地区的汉化教育，即便是双语教学也不算民族教育，其目的实际是在让学生更好的接受汉语文教育。反观新疆、内蒙古和西藏以及朝鲜族教育，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语言，民族教育贯穿小学、中学和大学，而贵州的苗族、侗族和布依族的民族语言文字只有小学有，初中和高中都没有，然后又在大学冒出一些此类教育，中学中断在大学又接起来有没有用处？所以说，许多中央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在执行时全是一刀切就会有问题。
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
吴大华院长介绍了贵州省社科院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借着贵州省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势头，贵州社科院的科研势头也跟了上来：2010年贵州省直接批示进行研究的课题有16个，2011年是26个左右，2012年是32个，2013年是44个。虽然课题费用不算多，但显示了省领导的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些形成了上报省委省政府的内参，获得了省委省政府的认可。贵州省委省政府亦将贵州发展战略研究委托给贵州社科院。贵州社科院与贵州地方高校合作成立了十余个研究中心，如地理标志研究中心、和谐社会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等，这些中心的经济、社会效益不错。与此同时，贵州社科院也加强与贵州省地方政府的合作，包括帮助建立六盘水社科院、遵义社科院等市级社科院以及与毕节市政府合作开展本土研究等等。贵州社科院目前也形成了包括皮书系列在内的一些学术品牌，并加强“政院合作、院院合作、院企合作”等等，在引进多专业高素质人才以及继续培养本单位现有人才等方面不遗余力。同时，他们加强了与贵州省委省政府、中国社科院、地方兄弟社科院的合作，形成社会科学联盟。
吴大华院长认为，制约贵州社科院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高素质人才的短缺，比如引进博士困难。在继续培养自己的人才方面也面临具体困难，如考博士时的英语依然是个阻碍。同时，贵州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在信息获取尤其是前沿信息获取方面存在劣势，参与国际会议进行交流等经费不足。另外，贵州社科院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将来会继续加大对重大研究成果的投入，包括与中国社科院加强院所合作。
座谈会进行了一个下午，“大调查”项目组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座谈会有助于贵州调研组宏观地把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为调研组下一步开展深入调研奠定了基础。
（供稿：刘小珉 责任编辑：马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