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22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次著名讲座。他的演讲稿在次年由《北京大学学报》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题发表，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及我国民族工作实践开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连开(1992)认为这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含义与起源、结构与层次、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进行了纲要性阐释，开辟了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周星(1990)认为，这为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组有力的认知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该文发表30多年来，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主要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的民族观、国家观、认同观的角度进行进一步阐发，并在“两个一百年”交汇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历史性进展的背景下，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一些认识和看法。

一、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认同观

民族作为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特征之人的共同体，是自古就存在的社会现象。近代以来，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现代话语。伴随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中，民族与国家之间似乎成为同一件事情，民族既是国家，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与古代一般包含诸多不同特征的群体或民族组成的王朝国家有很大不同。民族主义浪潮的不断发展导致很多传统的王朝国家解体，追求单一性民族建国似乎成为一种潮流，实在无法融为一体的多群体(或多民族)，往往由于各种原因纷纷解体，新涌现了很多“民族国家”。

作为最后封建王朝的清代中国，也在这种潮流中逐步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已经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很多特征。但是，伴随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步步紧逼，中国不仅要向现代国家转变，而且还面临如何维护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多民族和已经建立起来但还不稳定的中华民族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切入点。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国家，还是在各种内外势力的作用下解体为多个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十分重大而又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不论是国内盛行的“五族共和”理论还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或者是影响深远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或民族平等理念，都反映出理论界、政界如何看待和处理“多民族”与“一个国家”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1939年费孝通回国还不久，由于与古史学者顾颉刚先生发生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问题的讨论，很早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后，费孝通先生参加了中央民族慰问团、民族历史语言文化调查和民族识别等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民族状况特别是民族工作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他既看到甚至参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生动实践，也看到了在民族识别、制定少数民族政策过程中的过多强调差异性、特殊性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国家统一问题带来的问题和隐患。改革开放初期，他以“民族识别”为题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评述和反思，这为他形成比较系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铺垫。特别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在民族地区“行行重行行”，看到祖国大家庭各地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人才大量“孔雀东南飞”的状况，提出了“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和主张。他在1988年的演讲和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然散发着真理的光芒。

多元一体在国内外学术界作为独树一帜的民族理论，提出了很多振聋发聩的新见解和系统化的理论主张。在民族观、国家观方面，他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为线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民族过程论”“民族融合论”“民族实体论”“民族自觉论”“民族结构论”。他认为，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自发融合成中华民族，并自近代以来完成了从自在实体到自觉实体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费先生没有停留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是“实体”还是“组合体”等概念的讨论中①，而是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正式确认56个民族，即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分层，提出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共同组成“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划分既解决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层面的“民族”与56个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的“民族”的概念混淆问题，也指出56个“民族”层次的“民族”不具有“中华民族”那样的“国家民族”属性，因而不可以按照“民族自决”的理论寻求独立建国、成为国际法意义上“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避免了概念的繁琐论证，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也充分照顾了历史发展、认知状况和不同群体的情感，是科学的、辩证的，也是包容的、高明的。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国家的张力得到理论上的解决，为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的民族结构论，并不拘泥于把民族的结构只是局限于56个民族与一个中华民族两个层次。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民族圈层”和“民族认同”等许多理论问题。他认为，“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论述就是“多圈层”的“差序格局”理论，用在形容不同的层面的民族也是很贴切的。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认同”问题就不是僵化的或者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人们的民族认同、地域认同，乃至国家认同都有可能随着不同场景而发生改变。这对正确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内在紧张或对立、建设多层次认同和谐共处的理论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世纪是民族国家理论盛行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后众多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标志着民族主义运动的高峰，但也暴露出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理论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内在缺陷。自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今，全世界2500多个民族群体生活在200个左右的国家实体之中。没有一个国家是由纯而又纯的单一民族组成的。特别是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日益打破传统“民族”封闭居住地及国家疆界的发展趋势下，民族国家理论有其“一族一国”主张的空想性甚至危害性。事实上，多民族国家是常态，这也说明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因而是更具生命力的民族理论。习近平总书记(2019)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不仅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而且指明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机制。

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使费孝通先生把民族国家理论提炼与升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实际出发完成了对上述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升华与超越。该理论不仅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政策意蕴，而且可以较好地解释世界上大多数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症结与根源，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产生于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不应该局限于中国，而是应该成为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流派。

二、强化国民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尽管出现了许多超国家或全球性的机构与组织，但当今世界的基本框架中，仍然是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国家依然是一个区分全球居民、群体和民族的基本单位。除了极少数的无国籍或跨国籍人士外，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个具体的国度或国家中。国民身份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社会身份之一，也是凭借该身份享有某国家权利义务的基本依据。虽然说这个身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可以改变的，但绝大多数国民的国籍是无法改变的。对于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来说(99.99%以上)，这种身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变的甚至世世代代延续的。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离不开社会现实，尤其是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性别、年龄、地域等自然身份之外的多种社会身份。国民身份作为公民个人的国家身份，超越了个人所属的家庭、邻里、社区、地域、文化、信仰习俗等身份属性，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人口基础。不同国家的国民或公民具有不同的的国民身份。国民意识就是这种不同国民身份的主观意识和国家认同，是形成或建构个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关键环节。

国民意识也叫国家意识，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国民意识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具备的最主要的内在特征。国民意识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最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可以依赖的最深厚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国民意识教育或塑造，对于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增强“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国民意识教育就是形成现代国家认同、夯实国家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塑造国民意识是形成国家意识的主要途径，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一要求在党的重要会议和文献中多次得到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党和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更是各级党委政府推进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精神层面的现象，如何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做牢抓实，要全面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部署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工作要求。加强国民意识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和有效抓手之一。

以国民意识教育为抓手，可以把“深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做实，同时摆脱由“民族”概念的多重内涵引发的误解、歧义、混乱和内在紧张。从全球角度看，民族是影响世界许多国家各族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从理论上阐释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对立的道理，但在实践中人们一般把“民族认同”理解为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认同”而不是“中华民族认同”。“五个认同”其实包括了上述两个含义，即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从逻辑、事实和实践的角度看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分析，当前民族工作的重点显然更强调推进“中华民族认同”而不是泛泛的“民族认同”。并且，“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一旦误用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比如，如果对国家内部的民族或地区，不恰当甚至别有用心地滥用“民族自决权”概念，对国家统一与主权都会带来巨大危害，甚至成为国际敌对势力进行瓦解、破坏另一个国家的主权、统一和稳定的借口，“民族牌”就成为国际强权干预别国内政的工具。类似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推进国民意识教育，显然更有利于把“五个认同”更好地贯通起来。国民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暨所有认同中国为自己祖国的“中国人”的共同身份。这样一个共同身份，是所有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是最大的公约数。这为强调各民族之间的亲和性、共同性、一体性奠定了最根本的身份属性、政治前提和法律保证。国民意识可以把“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可以更好地从国家的角度、法律的角度、国际比较的角度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夯实“国家认同”为基础的“五个认同”教育，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可以实现“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的辩证统一，进而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增强共性、增进一体”有机结合起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盛行带来的动荡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对我国打压不断加码，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恶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各族人民尤其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可以使14亿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世世代代在东亚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岁月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入侵压迫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实体”到“自觉实体”的转变，也使中国完成了从古老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人民的每一个成员成为法律地位平等的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和平等的国民。这样的历史性转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依靠团结的力量，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迈过了道道沟沟坎坎。越是艰难险阻，越是奋勇向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并且一步步为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各族人民群众依靠不怕困难和不怕牺牲的艰苦奋斗换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进一步增强了各族人民都是中国人和一家人的意识。在与外国的比较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也不断提升。每个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之外，“中国护照”“中国公民”“中华民族”的身份标签都日益强化。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增大，大批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务工经商、旅游购物，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强化了“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国民意识。对内，大家属于56个民族的某一个民族;对外，大家都是中国公民、中国人、中华民族。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和依托，基于国民身份不断增强的国民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并在全球化时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力量源泉。不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辉煌时期，只要人心不散，中华民族就能生存发展。这里的人心，就是国民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国民意识或国民性。塑造和培育国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纽带，也是一个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民意识不断发展变化，走向价值理念和公民身份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国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又可以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和标志。

三、加强“五个认同”教育，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具备共同的思想基础。“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作为56个民族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知道和掌握的最基本的共同思想。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条例》，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五个认同”。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根本。深刻理解“五个认同”，有助于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华大地上已经消失的历史民族和今天56个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在这样一块广袤的东亚大地上的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帝制，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从此之后，“中华”成为现代中国的代名词，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及后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群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程中，中华各民族实现了完全自觉，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的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文化调查，加之科学的论证，我国共识别出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民族领域的基本国情，56个民族共同组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守护的世世代代赖以生存和繁衍生息的这块疆土，叫作“中国”。“中国”一词的内涵尽管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以清中期疆域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地理空间，作为现代中国领土的基础一直未曾改变。这就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祖国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各民族都是这块祖国大地的共同主人，每个个体都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近代以来也把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个人称为公民。

正如“中国”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一样，作为中华民族总称的“中华”，先秦时期主要指中原居民或称“华夏”，秦汉隋唐时期又被称为“秦人”“汉人”“唐人”等。在很长时期内，封建王朝的汉人政权往往以“中华”正统自居，对周边少数民族存在歧视性称呼。到清晚期引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后，不同地区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居民，往往被称为“××民族”。辛亥革命胜利后，如何在传统封建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面对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压力，革命党人将“恢复中华”转换为“五族共和”，建立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中华民国”。在这里，“中华”一词已经从“汉族”之意转换为包含了中国境内的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乃至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提出“全民族”抗战，并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里的“全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境内的56个民族，而且在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地区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陆续建立了5个省级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和一些民族乡。且不说古代的汉族就是中原居民在与周边少数民族居民相互交融的“滚雪球”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当然汉族也不断充实了周边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了中华大地上许多民族的成分。至少自中华民国以来，“中华民族”就不再单指“汉族”，其内涵逐步向中国境内各民族总称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现在指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中华民族”，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自外于“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就是包含56个民族的大家庭即中华民族共同体。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既然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也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即“中华文化”。与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是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伟大祖国和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关联在一起的“整体文化”或“国家文化”。其包括了56个民族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中华文化往往与正统政权尤其是大一统政权联系密切，拥有国家法律法规、意识形态等“政权文化”的特征。疆域之内每个地区、每个国民皆须服从于国家的法律法规，也要受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影响。比如，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四书五经成为全国各地学子入仕必读的官方教材。今天的高考制度等一系列国家制度，也是各民族都遵循的通用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既是包含各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又是高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的国家文化。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原则下，56个民族是平等的，相互之间兼收并蓄、相互依存，各民族文化拥有平等的政治法律地位。但是，各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均不能外在于、等同于更不能高于全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文化”。

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一般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组成部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制度文化尽管在近代经历了现代化、革命化的转型，但依然保留着整体大于部分、社会大于个人、个人价值在于奉献的基本理念和价值遵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华文化精髓相结合，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探索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在近百年的实践中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产物，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备受外国列强侵略、欺凌、剥削、压迫的中国，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在百废待兴、经济凋敝的薄弱基础上，经过70多年的发展，2020年我国GDP将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成为近代以来最接近美国综合实力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旗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实现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得到民众支持的现代政党，是团结人民、凝聚人心、领导国家前进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70余年，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而且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面对几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成为全球取得抗疫成效最好、最早恢复经济增长的大国。事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作为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和并不安全的国际环境中迈向现代化，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已经实现民族自觉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形成“五个认同”并且将其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五个认同”从民族的视角把56个民族统一为中华民族，并逐步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