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是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美建交，中国形成了研究美国的热潮。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霸权霸道及其对我国和平崛起的无端打压遏制和一系列无理霸道行为，又激起了对美国的愤恨。如何看待美国，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议题。2019年，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国文化调研组去美国考察，深刻感受到美国人对中国人认知与情感的剧烈变化。这反过来促使我们思考美国人行为变化背后的文化原因。结合考察与相关研究文献，梳理了当代美国文化的一些特点，试图解析美国文化特性对美国人行为的影响。文章认为，美国文化其实是一个万花筒，内在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一般印象。作为一个以欧洲移民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为主导的美国现代文化，由于人种、民族、宗教、语言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美国其实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和世界。但是，不论美国的构成多么复杂，理解美国不得不从美国白人文化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清教徒文化中寻找源头。这个源头既是美国当代文化的起源，更是其主流和主导。当然，美国文化内部也存在紧张与冲突，加强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与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意义重大。

关键词:美国文化;复杂性;多元性;主导性;文化行为

当今中国对于美国的看法、或反过来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都是相当复杂的。中美关系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是敌对的，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和最近一段时间;但在一些时期又是合作的，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早期。在一定程度上说，中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重要而复杂，很难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中国国门重新开放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关注最多的还是美国。”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第一、第二位的经济体，中美关系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敏感复杂的新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美国之所以能够崛起的文化根源，理解美国人行为方式背后的文化基因，无疑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现代性文化的历史久远

与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历史似乎很短。从1776年独立建国开始至今不到250年的历史，从1620年“五月花号”的第一批殖民者在马萨诸塞州的新普利茅斯登录算起刚刚400年的时间。再往前推算一些时间，从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开始算起，也仅仅只有500多年的时间。更准确一些说，以1497年英国人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到达拉布拉多海岸作为美利坚民族的起源算起，现代美国的开发与发展历史不过区区520余年。与四大文明古国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内(从18世纪后期独立建国到19世纪末期发展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仅100余年)成长为世界头号强国。人人都可能获得成功的美国梦，对于美国人是一种激励。美国也成为世界各国移民趋之若鹜、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平等不公正》的作者亚龙·布鲁克作为以色列的移民，谈起他选择移民美国的决定时这样说:“我们能去哪儿?我们选择美国，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也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世界的走向。

现代美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奇迹。整个世界对美国的研究充满兴趣，成为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今世界最吸引人们关注的现象和领域。关于美国崛起的原因有很多分析，比如，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资源，奠定了美国农业和工业发展的良好基础;世界各国各地劳动力和优秀人才源源不断的迁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大发战争财，为美国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环境。利用“二战”后自己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并在冷战中拖垮主要竞争对手苏联。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为首的西方宣称“历史的终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

虽然当代美国史学家也可以把美国历史延伸到殖民者进入新大陆之前的阶段。但总体而言，人们还是更加关注早期欧洲移民进入之后的美国历史。这也是美国现代化的历史。我们知道，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源头在欧洲，不论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这一系列重大事件都起源于欧洲。与欧洲相比，美国说不上是源头，但是美国却利用自己远离欧洲、源自欧洲的先天优势，把欧洲各国有利于现代化的相关因素汇聚起来，逐步形成美国化的东西，在美国的土地上不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以最有利于促进现代化的新教伦理思想为例，“新教徒”在英国受到巨大的迫害，他们在17世纪初期到达美国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不断发扬光大，成为美国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根基。

新大陆发现之前，北美印第安人像很多土著居民一样信奉原始宗教甚至巫术，其信仰状况与世界其他宗教几乎是隔绝的独立系统，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伴随着殖民者的不断到来与定居，移民们不仅与当地土著人接触，而且还带来自己的信仰。“五月花号”的移民主要是受到宗教迫害的“独立派”清教徒，来自西班牙、法国的移民带来了天主教，犹太人带来了犹太教，中国人、日本人、东南亚移民带来了各式佛教，印度人带来印度教，西亚北非移民带来伊斯兰教，非洲的黑人带来一些原始信仰。伴随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移民之间的迁移混居，这些宗教相互影响，在美国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宗教和教派，“构成了美国宗教教派繁多、宗教机构林立的局面”。在林林总总的各式宗教派别中，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带来的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第二类是来之世界其他地方的各式宗教，主要包括亚非移民的东方宗教及土著居民原来的宗教;第三类是在美国独立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新宗教派(至少有三四千种之多)。其中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占据美国宗教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美国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天主教基础”和“新教主流”。

在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陆之际，特别是后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欧洲移民来到美国时，他们原来具有的“天国信仰”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依然产生影响。在宗教信仰的作用下，欧洲移民具有与印第安人原始宗教不一样的“宗教使命感”，就是用自己的信仰取代印第安人的信仰，促使印第安人改变原始信仰，接受他们带来的天主教“文明”的改造，按照天主教徒的模式思考和行为。在这些行为中，宗教使命感把“宗教视为至高无上的观念”，并且建立宗教与征服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使命感也促使传教者认为自己有权把这种信仰强加于人，这对美国的征服活动乃至后世的扩张提供了信仰依据和使命基础。中国文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种“己所欲施于人”的天主教信仰和基督徒使命“至今仍然存留于美国文化的许多方面”，成为美国宗教文化的底色。

基督教清教徒对于美国文化的塑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仍是美国宗教乃至美国文化的主流。清教徒总体上与天主教徒的信仰和学说是一体的，他们同样信仰天主教教义的许多内容。但由于遭受宗教迫害的原因来到美国寻求宗教自由，争取改善经济状况，他们依然相信自己宗教(清教徒上帝)的优越性并极力尊崇和推广“新教伦理”理念:他们更加坚强、更加虔诚，意志更为坚定，更相信通过辛勤劳动改造自然环境，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把积累的财富不断投资扩大再生产，通过辛勤的耕耘而不是像西班牙天主教徒那样简单地依靠采掘或者强占掠夺资源和财富。清教徒还从犹太人那里引进了“契约”观念。这个契约就是上帝与他们这些负责任的平民之间达成的一种条约或协议关系。他们更加看重日常的辛勤劳动，并认为这是他们实践上帝旨意并与上帝沟通的通道。这些精神恰恰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出来的积极进取精神与资本主义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这种新教的伦理精神，使美国人更加具有创新、理性、勤俭节约意识，把不断地劳动、创造、收获、捐赠作为自己内在的追求，尽量使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一种获得上帝认可的意义与价值模式”。清教徒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很多美国人。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美国没有清教徒的智识和道德贡献，美国历史的进程可能会全然不同”。

清教徒还从犹太人那里继承了契约精神。契约意识为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相对和平共处提供了范例，因为这把宗教教派之间的竞争从信仰强制转变为吸引信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宗教服务。这为美国在启蒙运动影响下实施理性主义的宗教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启蒙运动时代为美国把新教改造成为一种新型的宗教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神权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不同，清教徒迁徙美国之际正是启蒙运动兴起之时，17、18世纪的欧洲盛行的启蒙思想不仅促进了宗教改革，对大革命时代政府采取理性主义的政策对待宗教也发挥了促进作用。启蒙思想家的重要贡献是科学主义占据上风，提倡用科学取代宗教信条、以理性取代宗教教义，有思想的人都可以领会神的意志，不必一定通过牧师或者传统教义的传递才能接触上帝。启蒙运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领会宗教教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宗教信仰适用于所有的人，人们必须对待不同信仰的人持有宽容、包容的态度。由于不同教派甚至同一教派不同流派之间在法律面前是具有同等权利的，这就为促进宗教自由、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提供了理论前提，做好了思想准备。

美国独立之后起草的宪法修正案，正式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启蒙运动思想家和美国开国元勋们，把宗教多元主义引入宪法和国家宗教管理之中，在宪法与法律至上的原则下，“确保法院能够保证各种(宗教教派等)团体在多元社会中享有的权利”。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明确提出，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原则。这是美国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理解美国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建国后的美国来说，处理好政治、宗教、法制、传统价值观之间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对于政教关系问题的处理，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价值标准，反映了美国的法制与道德、世俗与宗教既统一又矛盾，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特性”。

从美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美国近代化的历史从起点上看，并不比欧洲滞后多少。同时，由于美国传统的天主教和社会氛围影响比较小，新教伦理和契约精神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美国现代化的文化因素，源自欧洲却因为缺少羁绊成为美国的主导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虽然没有发达的古代文明，但是其开启现代化的历史并不短。反过来说，美国文化的现代性不仅历史很长，而且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有利于推动美国建立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文化基因。

二、美国文化的多元来源与基本特点

谈到美国文化，人们一般把其作为西方文化或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代表，并且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甚至把这两种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其实，东方与西方只是相对的概念，我们对美国文化的认识，也不能局限于美国属于西方文化类型的角度去理解。因为美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也很鲜明。尽管古代美洲是印第安人的故乡，印第安人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是，今日美国主要是伴随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特别是对美国殖民的结果。

现代美国文化的直接源头应该是欧洲，特别是英国“五月花号”的清教徒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当代美国文化是多元文化混杂的结果，来自欧洲的移民是美国移民的主体(黑人作为奴隶被贩运到美国，拉美国家进入美国的移民相对较晚一些，亚洲国家的移民总量不多)，也是美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其中来自英国、爱尔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其主流。这也是我们所研究和介绍的美国文化。当然，这不能代表美国文化的全部。

现代美国文化的源头无疑是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清教徒，美国与英国甚至欧洲大陆国家同属西方文化体系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西方文化到了美国，逐步在美国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日益“美国化”，成为“美国文化”而不同于英国文化、欧洲大陆文化等传统的欧洲主导的西方文化。如果说是西方文化，也是美国化之后的“西方文化”。同时，伴随美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日益上升，美国文化作为新大陆的新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差异日益显著，成为与欧洲文化不同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新类型。美国文化中过去不是那么鲜明的特点越来越鲜明，影响力不断上升。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崛起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美国文化反而成为西方文化最典型的体现。

来源于英国与欧洲的美国文化，在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孕育发展出来一些与欧洲文化不同的新特点，其最突出的特点已经被很多文献归纳概括过多次。比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和陈序经分别介绍了美国文化的特点与精神，其中就对当时美国文化政治、经济、信仰、婚姻家庭、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示。费孝通从“人生的另一条道路”“贫困的早年”“自由之邦的传统”等解释美国文化的渊源，自由、平等、进取的精神，从“幸福单车的脱节”“劳资的鸿沟”“经济的修正”等揭示美国经济自由的演变、劳资关系的对立、经济民主的出现，从“鬼的消灭”“眼睛望着上帝”等剖析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从“老而不死”“男女之间”探讨美国人的养老、婚姻与家庭状况，从“民主的沉睡”“平民世纪在望”等介绍美国政治上民主参与的消极表现与平民政治崛起的新趋势。随后的《美国人的性格》则专门从源头与现实表现方面探讨美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陈序经陆续撰写了20册“文化论丛”手稿，《美国文化观》为其中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出版，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涉及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当时对美国人文化特性的相对系统全面的社会学观察，尽管两人的出发点和结论并不完全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很长时间内中美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中国人对于美国人文化特性的研究和论述在不同时期看法不同，甚至观点迥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文化自信增强，中国与美国的接触日益频繁，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观察美国文化与美国人的角度在这种背景下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美国的看法日益多元化。虽然无法说有多少中国人就有多少美国观，但今日中国对美国看法的纷纭复杂甚至观点对立超出了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在这里介绍美国文化与美国人的特性，显然也只能代表一种看法。同时，作为东西方不同文化类型的两个大国，中美会时不时拿出来进行对照。

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或者说是核心理念。当我们谈起美国文化与美国人，一个不能回避的概念是个人主义。如果说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崇尚自由主义，来源于欧洲同属西方文化类型的美国人崇尚什么?美国人显然奉行个人主义，崇拜英雄。好莱坞的故事充满个人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个人英雄。个人主义、英雄崇拜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符号。在集体主义语境下，认为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而且一般把个人主义看作贬义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自身的视野越来越宽，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不仅仅是好与不好的道德评价，而且具有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如果抛开对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道德评价，紧紧叙述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对于个人主义的看法会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个人主义或者个人至上作为美国文化价值理念的重要特点。我想这也许是大家认可的观察美国文化的一个角度。

美国是一个移民为主形成的现代化国家，在开拓美国边疆和开发经济的过程中，来到美国大陆的移民把勇于冒险、开拓创新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美国，宽松的创新环境、不断满足市场和社会需要的创新产品及其带来的丰厚利益，激励着人们在生产经营、科技发明、社会服务等领域开拓进取。在美国，新的意味着进步，新的才是好的;老的意味着失去价值，老的是不好的。老年人的价值就没有年轻人的价值高，这与乡土社会中老人意味着经验，老人受到尊重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文化崇尚个人奋斗和勇于创新，其目标固然也可以赋予很多丰富的内涵，但主要的目的确实简单明了，那就是追求财富和成功。追求财富和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全世界各国、各类人群的共同愿望，美国人却把财富和成功作为社会评价标准，尤其是人们的成功与否及成功程度的大小，直接用金钱多与少作为标准来衡量。市场为个人价值进行赋权和定价，这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特点在美国体现得最鲜明。美国是用金钱衡量个人地位与价值的非常典型的社会。

当然，美国人在追求财富和成功的过程中对于过程与手段是否符合法律和规则也形成了内在约束。我们会看到一些不择手段追求财富的富人会转向慈善、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以祈求内心的平衡，并获得社会的赞誉。同样，美国为了使竞争更加充分，对于追求垄断地位和破坏规则的行为也不断通过立法加以限制。美国不是成文法的国家，却出台了世界上最为烦琐、细致的法律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规制多，违法成本高昂，导致美国的律师职业高度发达。鼓励人们创新、追求财富和成功，但是所有过程不仅要有宗教信仰形成的内心自律，更要有实实在在的各种法律条文的约束。自由是你的权利，但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后果。由于执法力量强大，信用体系健全，监狱和惩罚措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不仅在政治上通过“三权分立”加以贯彻，而且成为人们的信仰。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没有遵守法律的强制性更加重要。美国更加注重精神、注重法治治理。这在美国是非常典型的。法治精神与契约理念密不可分，由于契约并不完全遵守“平等”“合理”的理念，通过签订对自己有利契约获益成为美国人的一大特点。与美国人谈判，必须据理力争，靠道德感化签订契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契约不仅你是吃亏的，而且不能体现你的能力和价值。从道义角度而言，美国文化也不会把这种让步视同谦让，而是无法维护自己利益的无能的表现。这也体现在法律诉讼与国际关系层面。

美国文化里面存在着追求力量和强权的英雄崇拜情结。其实，西方文化从源头上看都是崇尚力量和武力的。不论是航海精神还是十字军文化，都离不开力量。近代以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应用到社会领域构成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近代西方文化崇尚的基本理念。美国把这种理念发展到极致，特别是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后，以力服人、以硬取胜，靠拳头硬征服对方，用强力迫使对手屈服。美国人看重的体育项目如拳击、篮球、冰球、橄榄球等，特别崇拜战无不胜的“英雄”，用精细无比的各种数据把“英雄”神话。电影《超人》中那是把英雄形象拔高到无以复加的拯救人类与地球的高度。这是人世间的“圣人”，成为世俗化美国“造神”情结的典型事例。

由于是移民社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繁文缛节、虚头巴脑、形式大于内容的文化表现方式在美国社会并不盛行。这造就了美国文化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特点。美国人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说空话、说大话等方面，而是追求实际效果。美国人看重实际利益，做事情看重看得见的实际效果。功利主义、实用至上，看问题讲实质，不给你绕弯子(这不意味着没有战略或谋略)。为达到目的可以给你讲很多道理，但目标一定要看实质和实际利益。美国人崇尚现实利益的主张背后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由于美国自认为是天选之民，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国家，是世界的霸主和唯一强权，追求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是对世界最有利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美国文化的价值观与主导理念

我们还可以把美国文化的特点罗列出很多条，甚至刻画出很多细节。但是，有一个自始至终存在的难题，就是我们罗列的这些特点是否能够概括美国文化的全部，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崇尚上述的理念，并在上述理念指导下行动。这显然是很难回答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美国文化与美国人，到底是指哪些美国人的美国文化特性。在美国实地调研期间，我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美国文化中的美国人是谁，什么样的美国人是美国文化的代表者。这对于追求思考严密性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很难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正如我们开头谈到的当地美国人是一个多元的存在，除了土著的印第安人和相关古代居民，近代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把美国社会装点成一个人种、语言、文化的万花筒和“大熔炉”，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美国体现得最丰富、最完整。美国是一个文化类型非常多元、包容性非常强的国家。用包容形容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立得住的。如果抓住每一种移民文化的细节描述美国文化与美国人的特点，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克服这样的难题，我们只能重点描述美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或特点，尤其是把来自英国的白人基督教清教徒的移民文化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表，适当舍弃其他地区移民如华裔、拉丁美洲裔的文化。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美国作为移民文化的“大熔炉”，美国人文化中没有纯而又纯的单一文化类型，必然融入了不同文化类型的复杂元素，只不过白人基督教清教徒移民文化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在美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移居美国的清教徒的思想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追求并日益演变成为美国文化的根基，那就是对“自由”的渴望与实践。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持枪权力，美国人诠释了“自由”的内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所著的《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是以“自由的故事”为主题思想编写的美国通史著作。他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历史:理想与现实》则把美国历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个人、主题用“自由”贯通起来，用争取自由的理念和实践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当然，“自由”一词也是充满争议的概念，自由的内涵不断变化，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自由观并不一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关于“自由”内涵及实质的辩论仍在继续。尽管如此，方纳仍然认为，“自由的思想在美国生活中占据了极为中心的位置，如果不了解自由在美国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便无法懂得美国社会”，因为“在美国的政治语言中，‘自由’是一个核心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纳把“自由”“作为美国人判断和界定个人和民族的第一个概念”，并且认为自从获得独立之时起“就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民族，有责任把自由的恩惠带给全人类，为那些在美国之外逃离压迫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矗立在纽约哈德逊河口的“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自由是了解美国历史和美国人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词汇，也是美国文化中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自由是美国奉行的核心价值，自由主义是美国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作为立国之本的《独立宣言》是自由主义的宣言书，1787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确立了自由主义在美国国家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在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美国最为典型。自由主义是她唯一的主义、信念和制度，自由根植于美国文明的基因之中。”

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美国是奉行“自由”旗号的代表，既要在国内维护《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又要在全世界以“维护自由”的名义(比如在中国南海实行“航行自由”)行使美国的超级霸权。人类如果真正实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那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所有国家、群体和个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是很难的，这不仅存在对“自由”的各种限制和约束，而且就像其他类似的口号(比如说民主、人权等等)一样，“自由”本身也隐含着一个哲学上的“二律背反”的悖论问题。崇尚“自由”甚至“绝对自由”与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

以政治自由权利中的结社自由为例，托克维尔将政治结社称为“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自由”。在当代美国确实如此，因为所有结社必然以参与结社的人放弃个人的适当权利为代价的。不同社团之间的边界也阻挡了其他成员的进入和实现权利的“自由”。同样，目标相互冲突的社团在竞争政治权力(总统、议员职位等等)的过程中相互攻讦、诋毁甚至利用法律漏洞采取各种非法活动，对所谓的“绝对自由”也形成了天然的限制。即便已经认识到这种自由的危险性，美国人仍然推崇自由至上。美国人公共参与的最大驱动力之一就是以自己的社会参与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可能是危险的。而美国人之所以能实现如此活跃的公共参与，也源自全社会对个人自由的保障。

个人自由至上，可能导致一个群体的自由与另一个群体的自由冲突时，政府决策效率低下。这里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枪支控制步履维艰与枪支暴力屡禁不止的并存。个人无限自由的最大危险，是可能造成失序和混乱，比如被称为“合法的贿赂”的政治游说。美国政治游说的初衷，是由特定行业、企业和个人的代言人，提供影响决策的专业信息，避免决策者的信息不充分。水门事件后，美国规定一定个人在为期两年的选举周期内给联邦候选人或政党捐款的上限，以规避富人或大财团以大额金钱“贿赂”候选人。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就将政治捐款视为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只要企业和团体不直接将钱给候选人，而是用于支持候选人的各类活动，就可以不受数额限制。2014年4月2日，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取消了对捐款上限的规定，并声称这是保障有钱人行使“言论自由”。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存在，独立于候选人的正式筹款委员会，使得许多富人和各大利益集团可以绕开这些规定，使其早就名存实亡。发展至今，游说中的贿赂等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富有阶层以金钱左右政治亦成为事实。即便如此，若为自由故，社会秩序混乱也好、价值理念冲突也好、个人其他利益受损也好，美国人都始终将自由作为第一价值观。

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美国容忍国内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程度提高以及在国际上实行霸权主义、干预别国内政甚至国家领土主权和尊严的工具。发达国家中美国对于经济活动中私人权利的维护是名列前茅的，金融家们利用“自由市场”原则和监管漏洞谋取大量财富，同时又把金融风险及其后果(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不过是最新的例证)让普通民众承担。政府救济金融市场的税收资金首先用来发放给金融市场大鳄、投资人、职业经理人的“契约”收入，这种自由引发的民众抗议之声尽管很强烈，但也无济于事。可以看出，美国的“自由”更多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民众的平等权利和社会福祉。美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财富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社会阶层分化程度、种族问题等社会矛盾程度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与美国奉行“自由主义”原则有一定关系。至于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人主张的所谓“自由”，往往也成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赤裸裸的“霸权主义”。

四、美国文化特性的悖论与内在冲突

在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力量和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通过好莱坞的反映、宣介，让世界各地尤其是能够进入美国的移民对无所不在的“美国梦”充满憧憬，进而充斥着对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的向往赞许，因为这一切似乎都是被历史已经证明过的。但是，认真思考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不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个人，美国文化与美国人的性格在世界民族之林之中，真的是那么卓尔不群、独树一帜吗?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那么理性、符合逻辑和道德高尚的吗?美国发展道路之中难道没有经历过波折、曲折乃至错误教训的事件吗?这些问题在中美交往过程中不断困扰着中国人，我们从中国人百余年来美国观的变迁中能够体会到局外人的困惑。其实，认真梳理美国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当然为自己短暂而辉煌的崛起历史和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人(当然包括外国人)针对自己的反思性思想甚至批判性主张。上述主张并不认为美国是“灯塔之国”和“历史的终结”，而是充斥着外部世界的威胁，尤其是内部社会的撕裂。诸多社会问题，不仅让美国成为与不少国家相比“很不平等”“很不幸福”的发达国家。特别是作为世界唯一超级霸权，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包括经济竞争)充斥着谎言、欺骗、偷窃，让世界日益看清了美国以霸权谋取自身私利的本质。这似乎与历史上的帝国也没有什么两样。

仅仅是从文化起源及特点的描述，还无法看清美国文化的全貌。与其他文化体系一样，美国文化在塑造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面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美国文化内部也充斥着矛盾性、差异性(多元性)和变动性。

下面我们再介绍和分析美国文化中的矛盾与冲突方面，展现美国文化的多重面向，揭示美国人在处理矛盾与冲突时坚持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观点，不会为了所谓抽象的原则放弃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同时，展现美国人经常奉行的政治正确的言论和原则，比如自由、诚信、法治等。美国人在实际操作中绝对追求本国当时利益的最大化，既包括原则也包括实利，从实际出发去实现美国“坚持原则”与实际利益的“双赢”。如果不讲原则，美国就成为仅仅追求利益的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者;如果不看到美国的利益追求(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有可能矛盾和冲突)，对美国的认识则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幻想之中。美国人的文化是丰富复杂的，总体上看具有思维方式的一致性，但没有单一直线式的思维方式;思想与行动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舆论导向与社会行动之间关联性很大，但在很多场合也存在言行不一、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存在严重矛盾冲突的行为逻辑(在国际场合美国人两边下注的特色十分鲜明，比如在日本侵华初期一边声援中国一边向日本卖军火材料，抗战胜利之后针对国共两党态度问题既主张和谈又大力支持国民党;对待塔利班、库尔德人问题也是一边支持与政府军对抗同时又以恐怖主义之名进行打击;等等)。

(一)个人主义与崇尚自治

与自由主义紧密关联的是主张个人独立的个人主义。朱世达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代表个人主义的政治语言，是美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自由主义的遗产是美国唯一的遗产。”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说过，“美国的历史始于对志愿者的召唤”，对这句话的理解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的那天。从那时起的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并不存在于当时的美洲大陆上，美国人就依靠自助与互助开辟新生活，那时人们缔结的“五月花号公约”就已经包含了志愿精神的核心要义:自愿、自治以及遵守契约。在无政府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人们遵循着此精神，组建了农场主协会、教会、消防队、城镇会议等。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早于政府存在，并解决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和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自治也构成了非营利组织自身的本质特性之一。自治对非营利组织意味着它们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商业部门，还不受制于其他非营利组织。

慈善捐赠事业中的一个现象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美国人崇尚自治。美国人更倾向于为医疗、教育、智库建设等发展性项目持续捐款，甚至向艺术文化和国际事务领域捐款，而较少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正如美国慈善家卡内基120年前在《财富的福音》中给富人的忠告，“与其给一个人施舍，不如帮他攀上通往生活之峰的梯子”。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事业中心2007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在美国，捐给慈善组织的善款只有不到1/3真正惠及弱势群体。2005年，美国全国的个人捐赠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只有190亿美元直接用于帮助弱势群体，满足其基本需求，不到善款总额的8%。该报告还发现，富人们很少将扶贫列到自己的资助范围内，已投向扶贫的善款相对也非常少。这说明美国人更倾向于投资发展性项目，让社会全体通过受益于医疗条件的改善、教育进步和公共服务的平等来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而非直接将钱捐赠给穷人。这也反映了美国人崇尚个人自我负责、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美国保护个人权利和崇尚自治不仅仅是理念层面，而且还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与确认。一是以立法和制度保护公共参与的权利。无论是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还是政治参与自由，这些都写入美国宪法及其他权威律法中。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未直接写入结社自由，但是在1958年“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诉阿拉巴马州案”(NAACP v．s．Alabama)中，最高法院裁决结社自由属于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1964年《平等机会法案》进一步提出“最大限度的可行性参与”，即联邦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地方层面让穷人尽可能多地参与影响他们自身的公共政策。二是以立法和相关制度激励公共参与的热情。仅以志愿服务和捐赠的制度激励为例。美国制定的《国内志愿服务修正法》《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全美服务信任法案》以及《志愿者保护法》在大力支持志愿者活动的同时，对志愿者的各方面权益进行保障。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总统义工奖，褒扬志愿服务贡献突出者。各级政府每年有大量专项基金对志愿服务进行登记、评估和奖励，保证志愿服务时间和内容得到认可，个人可自愿地将其用于升学、就业、升职加薪等场合。

(二)“政府恐惧”与分权制衡

公共参与常常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在崇尚自由主义和个人至上的美国，人们能保持政治和社会参与热情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怀疑政府使用权力的正义性和能力，希望以参与式治理来唤起政府对民众的注意，来消解政府行为的负效用，来实现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行为边界的制约。

美国人怀疑政府、恐惧权力由来已久。“五月花号”的移民本身是逃避宗教压迫和政府暴政迁移到新大陆的。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们对英王及其在殖民地历任总督的暴政深恶痛绝，对于启蒙思想家“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人们，政府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的学说十分欢迎”。美国独立之后，为防止新成立的政府滥用权力，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宪法对政权进行授权的同时也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约束和制衡。立法(国会)、行政(总统)、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限制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也进行分权和制衡。“联邦的每一个州在诸多事务上享有完全自治权，有独立的立法院、财政系统和司法部门。较低级的行政机构复制了这一模式，只是程度略有减弱。每个州、城市、乡镇、村庄都精心守护着自己的权力，痛恨一切来自外部或上级的干涉。”分权制衡、分级治理、依法治理、人民自治形成了美国政治层面的治理模式，对最基础的个人自由和自治权力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点与中国社会治理的传统是很不相同的。

在经济领域，美国深信并且践行亚当·斯密的“干预最少的政府是好政府”，“政府只是一个守夜人”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在美国更加盛行。这与“资本”寻求最大限度的自由及美国人希望独立自治、自治管理的社会传统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每个个人发财致富的愿望，为资源富集、人力短缺的美国实现经济崛起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只要个人努力奋斗就有可能成功的“美国梦”，使美国人认为成功源于个人奋斗而不是政府干预、社会帮助，对政府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消极负面的。虽然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经济运行，但是在理念上、心底里，美国民众并不认同政府对于社会治理和个人生活的过多干预。

根据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调查对自1958年以来历史上各种调查收集而来的民调数据做了一个趋势统计，发现美国政府赢取的公众信任度在约翰逊政府时期最高，是1964年的64%;最低值则出现在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时，为2011年的15%。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与爱国主义并存。美国人相信，“一个爱国者，应该时刻准备着为了自己的祖国对抗自己的政府”(“A patriot must always be ready to defend his country against his government．”)。因此，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同，并不等于对政府的认同。相反，美国人常常批评政府，调侃包括总统在内的公职人员，这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尤甚，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民众否认当前的美国政治体制或者不爱当前的美国。相反，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普遍而深沉，只是这爱国与爱政府之间是不画等号的。

在对权力的猜疑和防范中，有限政府和主权在民的理念成为美国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动力。为了形成非政府的力量制约政府，美国人结社无论是参加社会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社团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独立，即便接受政府资金等各种形式的援助，社团也要尽量保持与政府的独立关系。由于相信权利和义务对等，美国人甚至宁愿减少从政府获取公共保障来限制政府权力范围。以慈善捐赠为例，美国的医疗和教育是全世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医疗的可及性和可承受性也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但是美国人宁愿自己向这些领域捐款来改善不平等等问题，也不愿意建立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体系，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府有更多理由去征税、去建立对公民行为的管理和控制体系，政府的触角会越深越广。这反映出的典型观点是，“一个依靠中央政府的资助和补贴而生活的人民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

由于美国人青睐“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角色在许多其他国家通常由政府来执行，比如提供医疗和教育。而许多非营利组织又往往掌握巨额财富，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专业和效率要求就更高。美国的公共参与不仅重视形式，也十分注重科学化的管理，表现为即便在开展公益慈善行动时，“效率至上”的原则也时隐时现，许多商业理念和思考被带入公共参与尤其是社会参与中。例如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管理问题。美国的非营利组织都强调组织内部管理，包括筹款、人力资源管理(含志愿者管理)、项目设计和评估，等等。仅志愿者管理就有非常规范的体系，从项目设计———需求评估———岗位描述到志愿者招募———甄选———培训———督导———评估以及对志愿者时间和能力付出的认可和奖励，这些过程都体现出非营利组织的专业性，从而增强它们的竞争性。这种竞争性既有利于提高它们的募款吸引力和对志愿者的吸引力，也有利于提高收费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最终是保证组织资金来源的稳定和持久。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有许多看似跟“慈善”背道而驰的特征，比如工作人员工资体面、比如有大量的服务项目向受众收费。这是因为深谙非营利组织长久的生命力在于其专业性和独特性，美国的非营利部门从业者尤其是管理者虽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也执着于提高本组织的运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以此来换取更多的资金回馈社会。

但是，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仅拥有强大的市场、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而且拥有日益强大的政府。政府在美国发展中的作用决不能忽略。事实上，自独立建国之后，尽管美国从理念、制度、法律等方面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和制衡，但是美国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政府雇员日益庞大、公共支出迅速增长、政府地位与作用日益强大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论在美国崛起过程中保护本国市场不受欧洲列强的肆意进入，还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列强竞争，尤其是在大危机后奉行凯恩斯主义实施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最典型的是“罗斯福新政”)，直到冷战时期与苏联全方位进行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计划，都体现了美国政府在全球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能力。现在已经不能再说美国是一个“小政府”和“弱政府”。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救市”政策恢复经济秩序，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单边主义、贸易战、极限施压等一系列政策甚至不惜武力威胁(最近的例子是暗杀伊朗领导人苏莱马尼将军)。说明美国绝对不仅仅是大市场、大社会，而且还是强政府。

(三)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争

一般而言，美国的政治民主有相当的精英主义成分，是精英性质的代议政治。但是特朗普的胜选和“桑德斯旋风”显示出，美国的政治或者公共生活版图正被民粹主义改写。

民粹主义缘于一国社会中相当规模的平民团体对其他特定群体或对象(如精英、富人、大公司或其他阶层和族群)的不信任与仇视情绪。美国的公共参与中体现出的民粹主义思潮或运动形式，则表现的是对政府及掌握着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的不信任。从19世纪末期的“人民党”运动，到当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桑德尔旋风”甚至特朗普的当选，无不显示民粹主义思潮在美国的涌动。特朗普和桑德尔虽分属不同阵营，但都是通过试图声援平民对抗精英和建制力量来获取选民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政治体制纠错功能十分强大，其选举人团制度、高度的法治、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和强大的民间自组织能力一起，维护着精英治国的基本格局。具体到微观层面，比如陪审团制度，既让平民可以与专业人士平起平坐，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又以随机产生众多陪审员的形式防止腐败。此外，因为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判例法的国家，让平民参与司法审判，有利于在产生原则性影响的案件中倾听和采纳民意，而非仅仅体现包括律师和法官在内的专业人士的意志。

至于社会参与领域，也体现着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交缠争斗，主要是美国人不服从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等在内的权威的统治。近看美国的大型基金会，其董事们多出自名校、掌握巨额财富的社会精英和技术官僚们，这些领域的精英通过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对政界精英的游说和潜在培养、对媒体等话语权的掌控，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最终维护的是自身利益。而以中下阶层或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它们则扮演着多元化价值观捍卫者的角色，致力于保护弱小和边缘群体，为他们增权、赋能，以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传递、利益能够被重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公民权，包括女性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残疾人保障权利、高等教育场所中的学生言论自由权等，多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改革的成果，而少数群体的婚姻自由权利的实现则经历了来自民间力量更漫长的权利争取。

(四)使命意识与理想主义

约翰·肯尼迪在1946年美国独立日庆典演说中这样评论:“美国人民具有这样几个特性:对宗教有深刻的感受力，对理想主义有深刻的感受力，对爱国主义有深刻的感受力，对个人主义有深刻的感受力。”美国人的公共参与热情和实践中就体现着他们强烈的使命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这种使命意识，不仅有对本国的使命，还有对全世界的使命，归根结底就是捍卫和扩展美国的价值观。对本国的使命十分好理解，无论是通过慈善捐赠改善他人境遇和社会整体福祉，还是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来制约政府和实现民主，都是出于对美国及其子民的责任感，或者个人英雄主义式的通过帮助他人获取成就感。而美国人对美国以外的使命感则表现为一种很自然的“己所欲则施于人”信念的驱使，将本国奉行的核心价值观传播至世界各地。美国慈善事业中，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凯洛格、麦克阿瑟等大基金会先后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开展国际援助和文化交流活动。2017年，在全美基金会捐赠款项中，对这一领域的捐赠金额为229．7亿美元，占全部捐赠的6%。福特基金会培训与研究部主任曾经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

这种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来自基督教信仰，又被美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荣誉感强化。从17世纪初登陆北美大陆时期，作为清教徒的美国人就认为他们有救赎世界的使命，决心“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的生活，并把基督带到这个遥远的世界”。而美国自二战以来睥睨世界的经济繁盛和政治强大让美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作为“天选之国”，美国被国民视为“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是所有人的“彼岸”，让其他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共享美式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就成为他们的责任，成为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救世情结”，体现出一种“牧师原则”。

从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实现政教分离原则，美国人的社会生活是“世俗化”的。但是，由于基督教伦理特别是清教主义的影响，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很突出的，属于“内核的”宗教化。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这句话精辟地总结了美国的一个现实特征，即表面“世俗化”和内核的宗教化。从公共参与的角度来看，表面的世俗化起码表现为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社会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规戒律束缚等，但宗教信仰和组织行为又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国民意识，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多有体现。这里说的宗教的影响，主要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信仰的影响。美国社会当前的主流人群是所谓的“WASP”人群，也就是既具有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血统(White Anglo-saxon)，又是“新教徒(Protestant)”的人群。

美国清教徒文化基因对美国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法理和伦理支撑。由于新教文化内在地结合了理性的世俗精神与宗教的超越意识，使美国的价值观体现了普遍主义的宗教性的救世色彩，并用普世性掩盖了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美国人认为，基督教文化尤其是新教伦理文化提倡的自由独立、个人奋斗等理念感召着世界各地的移民汇集于此，实现了“美国梦”。这种崇尚通过自我奋斗实现幸福理想的个人主义特点，为美国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扩张传播蒙上了理想主义的、神圣化的特点。美国的新教价值文化宣扬救世思想为世人描绘了美好生活的理想蓝图，向世界推广西方价值文化，让全球信奉西方价值理念、遵循西方生活方式、感受上帝的恩泽，向世界推广西方(尤其是美国)价值观很自然地成为美国人的重要使命。在上述价值观推动下，美国文化“充满着冒险、开拓、竞争、掠夺、征服、恃强凌弱等英雄主义、功利主义和霸权主义等特征”。

应当指出，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并不能一直勇往直前，有时也会遇到阻力，尤其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领域，美国的理想主义也会碰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可能实施战略收缩，退回到现实主义甚至保守主义。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美国政府时而持进攻态势，积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时而退回美国本土，不愿为解决国际问题过多投入，奉行“孤立主义”。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不断摇摆，成为美国参与、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特点。

(五)爱国主义与国家认同

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没有像中国那样“家国同构”的爱国主义传统，似乎美国人不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国家也无足轻重。其实不然，正因为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组成的新国家，正式移民来自世界各地，美国十分重视爱国主义与国家认同教育，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尽力把所有美国公民培养成为效忠美国的爱国主义者，并把这作为法律义务规定下来。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人群来自世界各地。虽然这里有实现美国梦的吸引力，但前提是对于美国的国家认同。外来移民入籍美国仪式(Naturalization Ceremony)中必经的一道环节是公民宣誓(Oath of Citizenship)，宣誓内容包括断绝和放弃祖籍国的国籍和情感以及愿意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公民宣誓中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是最后一句“请上帝协助我”(so help me God)，不论新入籍者是否信仰宗教，信仰何种宗教，在决定成为美国公民之时就必须接受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历史很短，美国缺乏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土壤。为了内部的团结与融合，美国自独立之后，高度重视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无论是政治参与还是社会参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参与，这实际上也是美国人爱国心的体现。美式爱国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日常性，体现在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动中。游历美国的人会发现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除了政府部门、学校等场合，美国家庭门口窗前也常可见美国国旗。

每年亿万人关注度“超级碗”赛前都有一个环节是全体高唱美国国歌《星条旗》，而星条旗也可算是被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国旗了，美国随处可见标价销售的星条旗元素的大小商品，衣服、水杯、墨镜等不一而足，对这些商品的消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人对国旗和国家的喜爱。美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骄傲感情受到普遍认可，超越了种族和阶层的多样性。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不爱国”甚至“叛国”的标签，会被他人排斥和非议。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美国获得女子体操团体金牌，黑人运动员———名将道格拉斯因为没有像队友们一样在升国旗过程中将手放在胸前而受到美国网民攻击，道格拉斯为此不得不公开道歉。

美国的爱国主义不意味着爱某个统治者或爱某一任政府，而是认可、遵从和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美国人从小被培养成身为美国公民的自豪感，被灌输爱国就要承担相应的国家和社会责任的观念，同时要尊重和拥护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热爱美国的民主自由……这些都构成了美国人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念基础和行为依据。以美国最大的青少年组织———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BSA)为例，该组织成立于1910年，美国总统会在其任期内被委任为荣誉主席，当前共有超过240万名青少年成员和近100万名成人志愿者，至今已经约有1．1亿美国人曾经是该组织成员。美国童子军的誓词如下:“以我的荣誉起誓，我愿尽力为神和国家尽责，遵守童军守则;随时扶助他人;并力求自己体格强健，心智清明与道德正直。”可以看出，其中强调的是对上帝和国家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这些责任在童子军训练中被具体化为参加各类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活动，或者参加有助于社会公益的工作培训，美国社区街头常见的女童军义卖饼干活动就已经有逾百年历史。这一青少年组织的宗旨和活动内容无疑显示了深厚的美国爱国主义价值观。

五、全面客观理解美国人文化与行为

世界很多学者都希望弄清楚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美国人具有哪些民族特性?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更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课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国门重新开放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关注最多的还是美国。”我国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没有理由不搞好关系。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看法，而且也是世界很多国家和学者的共识。比如亨廷顿就认为，“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

但是，纵观中国人美国观的百余年来的变迁，中美关系时好时坏，虽有一些时间关系还说得过去，但总体上看双边关系似乎不那么融洽，有时甚至成为敌人。中美双边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往往不那么令人满意，其中原因的确十分复杂，几乎无法说得清楚。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两个国家不论是民众还是官方，没有充分理解和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表达方式，在现实利益与相互沟通过程中存在大量不准确的信息。

美国有一大批“中国通”，相对而言，中国的“美国通”明显不足，我们对美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不深不透，对于美国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逻辑缺乏系统的把握，这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在中国即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了解我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对象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