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一层会议室举办了民族史论坛和人类学论坛第四十六次讲座。民族史论坛由民族所陈勇研究员做了题为《非汉族群入主中原与官僚君主制的“初始化”》的报告，人类学论坛由民族所邸永君研究员做了题为《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之解读与思考》的报告。

《非汉族群入主中原与官僚君主制的“初始化”》，  陈勇研究员

《非汉族群入主中原与官僚君主制的“初始化”》报告摘要：

中国的帝制时代，由秦始皇推行至中国全境的官僚君主制，反复经历了从摧毁到重建、断裂到延续的过程，不绝如缕，大致与王朝的兴亡、更迭同步，构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特殊的景观。

在此过程中，以北方游牧族群为主的非汉族群则屡次入主中原。按其时间顺序，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段落：

1．十六国北朝时期，主导者为匈奴、羯、鲜卑、氐、羌诸族；

2．辽、夏、金时期，主导者为契丹、党项、女真诸族；

3．元朝时期，主导者为蒙古族；

4．清朝时期，主导者为满（满洲）族。

（小的段落还有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主导者为沙陀族。）

问题在于：非汉族群入主中原，与汉族官僚君主制的重建、延续一再交集（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重要的联系？换言之，非汉族群入主中原，对于汉族官僚君主制的重建、延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因此而改变了中国帝制时代发展的轨迹？

几点见解：

1、北亚草原及东北亚森林草原地带，在中国帝制时代不断孕育出强大的游牧族群；以北方游牧族群为主的非汉族群一再入主中原，将其粗放的政治组织与汉族复杂的国家组织相嫁接，造成汉族官僚君主制的反复“重启”和“初始化”，为该体制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或潜能；

2、征服王朝官僚君主制的“初始化”，是指在前朝官僚君主制的框架内，杂糅大量该体制的原始成分或元素，其基本特征是“朴素化”，主要指简单化（分工粗放、专业化程度低下）、军事化（军政合一、武官或功臣主导）、地域或族群化（地域或非汉族群认同、结盟、分治）等，关键的一环则是专制化（君主或专制权力加强、制衡削弱）；

3、非汉族群强力介入造成的官僚君主制的“初始化”，与非汉族群社会组织的“朴素化”密切相关；非汉族群社会组织的“朴素化”，使其在重建官僚君主制的各类竞争者（包括汉族、非汉族各阶层、各种政治集团）中往往捷足先登；

4、官僚君主制是中国大一统国家组织的核心，官僚君主制的重建与延续则是中国大一统格局得以维系的政治基础；以北方游牧族群为主的非汉族群，对官僚君主制乃至大一统国家组织的重建与延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5、中国北方的广阔牧场和生生不息的庞大游牧族群，是中国与欧洲地理、人文环境的主要差异之一；以北方游牧族群为主的非汉族群屡次征服中国，使中国的商业经济（资本主义）遭遇了与欧洲迥异的命运，古代中国与欧洲历史的演进，也因此形成两种不同的路径。

《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之解读与思考》，邸永君研究员

《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之解读与思考》报告摘要：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需求、实践总结和冥思升华的结果，同时又必然是对其他相关理论的借鉴和吸纳。费孝通（1910—2005）先生创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就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着一条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实践证明，上述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者，便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并在指导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费孝通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但对中国史学界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论”观点一直怀有反感。如何跳出这一窠臼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昨天，如何能够公允、客观地描述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历史，一直是萦绕在先生心头的重大问题之一。从中央访问团回京后，先生参与筹备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他以学术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建议，聘请一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来民院执教，以形成合力，推动民族研究事业。这个建议得到上级领导首肯，一批学有专长的各类专家聚集在先生麾下。不久，先生又建议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一门综合性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课。却未能找到愿意承担该课程的学者。因为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皆无讲授该课程的学术积累和准备。的确，过去从来就无人从民族角度有系统地讲授过中国通史。无奈之下，先生只得亲自出马，登上讲坛。这门课程讲授一个学期，并形成一本讲义，并有幸在文革期间得以保留下来。

1988年夏，先生已年近八旬。出于对民族研究的留恋，老问题又涌上心头。他利用去威海度假的机会，带上这本幸存的讲义，打算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重新把这20多年来的思考结合这本讲义，整理出一篇文章。恰在此时，先生接到Tanner讲座之约，赴香港中文大学作一次学术讲演。利用这次机会，先生将作为数十年思考与研究成果的文章作讲稿，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约26000字，分为12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不少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理论体系的诞生。

在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结构的研究领域孜孜以求的同时，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也在思索和探讨着同一问题，陈连开先生即其中之一。陈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就读于中央民院，他沉潜典籍，勤于思考，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于受命参与在清末学者杨守敬主编《历代舆地图》基础上编写《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开始思考“如何从总体上评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问题，并有机会向郭沫若先生请教。郭老认为是“北方防御，南方浸润”，初步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南北农牧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陈先生深受启发，不断探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将中华民族概括为“多元集合体”，并得到费老的关注。在不久后的约见过程中，费老认为“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很不好理解，不如概括为“多元一体”。费老在参考陈连开先生研究成果的的基础上，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将中华民族结构作了高层次阐发，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堪称杰作，并在香港Tanner讲座上首次发布。至此，一个中国学者通过亲身实践、长期思考而形成的民族理论呱呱坠地，并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深远影响。而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费老作为学术大师和社会学家，以其发达、缜密的逻辑思维在构建理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等宏观方面颇多贡献；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陈连开先生，则以其对史料的整理和对诸多细节的描述，在微观层面为这一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