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的藏史研究在利用汉文史料揭示藏区与内地不断深化的联系方面用力甚多，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是这种研究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者的关注点多在政治史、军事史或制度史领域，对社会、文化和思想的面向有所忽略；二是汉文史料对藏区的描述往往带有强烈的“他者”视角，如果仅凭此类资料，容易忽略藏区历史演变的复杂背景尤其是内部的动因。
近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吐蕃史、艺术史、史学史、宗教史和地方史研究都因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牙含章、陈庆英等前辈学者，在翻译和利用藏文传记文献上曾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但这个好的开端似乎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究其原因，可能与传统研究视角的局限有关。
基于上述考虑，2015年6月2日上午，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青年学者李晨升在本所进行了一场学术讲演，题为“藏文传记与藏史研究——以《工珠•云丹嘉措自传》为例”，本所民族历史研究室、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民族理论研究室、民族古文献研究室、民族文化研究室、新疆历史与社会研究室及所外学者共2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负责人秦永章先生主持。
李晨升相继受教于多位藏史学家，并曾经专门到四川省藏文学校学习藏文。他通过深入研读藏族高僧工珠•云丹嘉措（蒋贡康楚仁波切）的自传，发现该书不仅有助于理解19世纪藏区的宗教思想和活动，还在一定层面上揭示出康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面貌。
他的讲演经过充分的准备，发给每一位参会者的概要就有2000字之多。讲演共分为六个部分：
一、传统藏史研究模式及其局限性。李晨升认为，传统藏史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即以汉语写作、以中央和地方关系为重点的视角和以藏文资料写作的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的视角，二者各有建树又各有局限。他以《藏族简史》、《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和《藏区政治史》为例，揭示上述两种视角下藏史书写所隐含的“王朝中心观”或“卫藏中心观”，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康区的地位。
二、传记文献和工珠自传。李晨升认为，深化藏史研究，既要挖掘新材料，也要拓展新领域，藏文传记就是有待深入挖掘的资源宝库。他简单介绍了藏文传记的类型和工珠自传的内容，指出藏文的传记（rnam thar）一词带有“解脱”之意，所以藏文化语境中的传记文献与人们通常理解的传记在涵义和功能上有很大区别。以往研究者更多的是将传记文献用于“史料补正，而对其内在文化含义缺乏深刻的思考和发掘。
三、工珠与利美运动。利美运动是19世纪后半叶的“无宗派偏见”运动，在藏族宗教史上影响极大，工珠•云丹嘉措是组织者之一。李晨升认为，利美运动对格鲁派霸权的“反动”，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研究的对象。他以伏藏为例，阐述其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与文化诠释方式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
四、工珠眼中的“瞻对之乱”。19世纪中叶瞻对土司工布朗杰因武力扩张而与其他地方势力发生冲突，导致清政府的西藏地方政府介入，史称“瞻对之乱”。李晨升借用王明珂的表述，称“康在汉藏之间”。也就是说，康区是“边缘性的存在”：从甘丹颇章的立场来说，康区是野蛮的，需要格鲁派去教化；从清政府的立场来说，康区存在的价值也仅限于确保通往西藏的交通道路安全。康区的历史，是由“他人”来书写的。李晨升列举了各种视角下的“康区形象”，汉藏各方都将“瞻对之乱”视为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威胁。工珠以保护康人利益为归依，又是“瞻对之乱”的亲历者，他的立场也更为复杂，他对工布朗杰的行为是厌恶的，对藏军的进驻又有所戒备。
五、工珠传记中的社会史。藏文高僧传记反映的往往是传主对佛法闻、思、修的具体体验，向后来者展示成佛解脱的范例和正确方法。而从工珠传记中，还可以看到康区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例如，咒师和俗人僧衣寺所发挥的作用，似乎证明康区基层社会中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基础教育体制。宁玛派僧人的其他著述，也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另外，通过传记中关于工珠活佛世系的建立、寺庙之间的互动、管家活佛体制等记述，又可以从社会史的层面考察寺庙的活佛政治。
六、对使用藏文传记方法的一点思考。由于藏文高僧传记与一般人物传记在体例、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作为历史文献使用困难很大。李晨升结合自己阅读的体会，提出未来研究中或许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传记群集合研究法，即从一部传记入手，将同时代其他人的传记进行对比；二是传记文集结合研究法，即将个人传记与其文集对照参考、相互印证。
李晨升讲演之后，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东主才让先生、卢梅女士和民族理论研究室周竞红女士三位专家进行了评议。
东主指出，利美运动旨在消除宗教偏见，至今仍有意义。工珠在利美运动中贡献突出，编辑了宏篇宗教文集《五大藏》。对利美运动和工珠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他认为李晨升利用藏文文献进行研究，难能可贵。他还特别提示李晨升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探索，突破了“王朝中心论”和“卫藏中心论”的局限。他也赞同李晨升的观点，认为藏文传记的内容确实很丰富，而rnam thar与一般意义上的传记确实有很大差别。
卢梅认为李晨升的讲演很有新意，特点是对工珠传记“吃得很透”。尽管工珠传仍以宗教内容为主，晨升却读出了社会和文化的内容。她说李晨升对史料的解读，是有宏观视野的支撑。“瞻对之乱”是康区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将工珠的亲身经历与清朝官方文献及笔记野史进行比对，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李晨升提到了藏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卫藏中心论，是很重要的问题，以往人们可能有所顾忌，提的不多。西方汉学是从内亚史发展来的，一般不将少数民族民族史或汉族史归在中国史范畴，李晨升的方法为地方史研究打开了视野。
周竞红认为对工珠传记的研读是一项跨越时空和文化的艰巨工作，为深入了解19世纪康区宗教与社会、康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多重语境。李晨升的讲演虽然只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文本，但不论是利美运动、康人对瞻对之乱的态度还是工珠传记中康区的多元文化社会等信息，都丰富了今人对这一时期康区历史重要细节的认知。李晨升提到藏文高僧传除了史实补正功能之外还蕴含新价值，这说明他敏锐地感知到研究视角的转换对新价值得以展示的重要意义。藏文传记深藏着藏地观念变迁、社会生活运行的历史信息，值得深入挖掘。周女士还就工珠人名的翻译及传主对佛法闻、思、修过程所留下的历史著作对于藏文化的传承等细节提出了进一步的追问。
参加本次研讨的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民族历史研究室陈勇先生认为，李晨升所介绍的藏文传记仍有“史实补正”的功能和价值，只是不限于传统上所关注的政治、军事、制度史而遍及思想史、社会史各个领域，因此今后的藏史研究——不论是利用藏文还是汉文史料——是否可以采取综合的方法，即兼跨多领域而不是仅从单一角度切入？此外，他还认为研究利美运动、伏藏和工珠，不能离开教义本身的阐释，因为无宗派偏见运动最终离不开宗教的阐释，教义的无宗派取向、偏见排除，大概有其“内在理路”——教义上综合的依据或可能性。
民族历史研究室苏航先生认为，无派别运动主要针对格鲁派，僧人学法实际上具有多重背景，非常复杂。他关注过甘肃地区的咒师问题，大多只是粗浅的学习一些法术，以家传为主。而康区的咒师是否亦是如此？值得深入探讨。同时，他提出文献的甄别和使用需要认真推敲，例如讲演分析工珠的“梦”是一个特例，这类材料一般不容易为历史研究所使用。他对讲演涉及的宏大论题——方法论上的探讨也很感兴趣，对讲演者的思路表示赞同。
民族古文献研究室的孙伯君女士就文献的联系提到了故宫的一部明代典籍，并认为一定要关注西夏在佛教传承方面的作用。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学科的借鉴。她指出自己在进行文献考释时，必定会看相关历史研究的著述。
李晨升对大家的提问积极回应，互动十分热烈。中午12点已过，主持人不得不中断了讨论。
“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与前沿”系列研讨会至今已举行了三次，受到与会者普遍的欢迎并得到一致的较高评价。我们期望进一步完善这种多学科、跨领域的学术交流方式，使所内外同行在广泛、深入的学术探索中有更多的收获。
会议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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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少数民族与近代国家建构研究”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汉族群入主中原及官僚君主制的延续”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