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少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团结的百年历程研究”（批准号：20AMZ006）阶段性成果。
【摘要】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各民族关系、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认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民族团结”是理解这个历史过程的基本概念之一。“民族团结”一词在长征过程中出现于党的文献，与“联合”“团结”等概念表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团结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本文聚焦于1934至1937年前后党的文献中民族团结相关的论述，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脉络。
【关键词】民族团结；团结；联合；长征
在理论、政策和实践各个层面，“民族团结”构成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概念之一。但是“民族团结”这一用词何时出现于中国共产党的论述，其早期的意涵是什么，尚未得到解决。“民族团结”及相关话语的使用与意涵，是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立足于长征前后中国共产党相关文献的梳理，试图指出“民族团结”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的过程。这一概念从前线到中央，从一般词汇到理论概念的演变过程，对于建党百年之际理解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具有一定意义。
一、从“联合”到“团结”的实践与理论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的源头是经典作家论述中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进而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延续马克思和列宁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中较多使用的是“联合”。早在1925年10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四届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关于蒙古问题决议案》中就提出“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
到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仍然沿用的是“联合”。决议号召“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的工农群众共同联合起来，打倒他们共同的剥削者与压迫者。”在确定了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之后，1932年2月19日中共中央致信四川省委，要求四川省委发表党对于西藏民族和夷民民族的宣言，来“号召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工农兵士共同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遵此要求，中共四川省委于1932年6月20日向西藏西康及川边的藏、夷、苗、瑶等民族的劳苦群众发出宣言，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的“共同联合”发展为两个层次，一是“为了你们伟大民族解放斗争赶快团结起来”，一是“联合为苏维埃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而只有后者的“联合”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
宣言发出四天后，中共四川省委还作出了《关于川西南北边区少数民族工作决议案》。在分析当时西藏、西康等地民族问题的局势之后，四川省委意识到“夷民群众必须和汉族的工农一致联合，打倒共同的敌人”。为了实现这样的“联合”，这个决议案提出了领导和组织夷民民族独立运动、号召夷民群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号召夷民群众推翻自己民族中的压迫者、拥护革命的武装斗争、反对汉族压迫者、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团结夷民中的先进分子等十项工作。
1933年5月，中共中央在给四川省委的信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联合”的内涵，要求“发动与联合少数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这项指示包含了组织与动员少数民族“为弱小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与“联合与援助这些民族去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两项工作。但不是把这两项工作割裂开来，而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动员与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推动它们走向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结合的前途。1933年12月上海中央局为五中全会所准备的材料中，根据民族地区武装斗争频发的局势，提出“加紧领导小民族的解放斗争，把这种斗争与中国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的任务”。立足于此类材料，1934年1月1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加强群众工作，并专门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一项任务是“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与自立”。当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指明，“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1934年6月，四川省委将上述五中全会的决议同地方的情况结合起来，把“发动”与“联合”两方面的任务具体化为“大胆鼓动苗民、夷民的自决与独立自治运动，扩大的建立苗民、夷民的自治团体”“加紧发动反帝国主义国民党、抗捐、反豪绅的斗争，建立少数民族的下层统一战线……打破汉夷、汉苗的仇视，变民族仇视为阶级仇视”两方面的工作。
中共中央认识民族团结问题的另一个实践经验来自内蒙古。1934年7月7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古党委员会写了一封关于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信，具体讨论了党应该如何推动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走向苏维埃革命。因为内蒙古民族运动特别是蒙古族自觉的高涨，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运用内蒙革命同盟的组织形式，团结群众在这些纲领的周围，从这一些个别的与细小的斗争中逐渐引导他们走向为总的纲领的实现而斗争，迅速的保证与提高内蒙革命运动走向更高的阶段。”基本的策略是“运用最大的力量从各种大小形式斗争中吸收内蒙劳苦群众参加总的革命斗争，建立内蒙民众与汉族民众反日反国民党王公的统一战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必须“经过与利用所有的一些关系，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在这一纲领（一个包含内蒙民族迫切要求的内蒙民族运动的纲领）的周围”。在具体的工作中，就包括“必须吸收蒙古民众来参加而且应有一切形式的斗争”，“从民众日常的抗捐款开粮吃大户，反对强征官差等斗争中，引导他们到没收土地分配土地的斗争上，来吸收他们加入一切党和群众的适当的组织”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族的实践不断丰富的同时，“团结”一词开始见诸中央层面有关民族问题的文件。1928年7月7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就已经出现有这样的表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这是“团结”一词较早的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3年6月1日发出的《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中，也提出“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是中国民族的主人翁……必须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发展民族革命战争”。1934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指出“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及其胜利的保证。”同月，中共中央有一封给各省委、县委、市委的秘密指示信，指出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之一是“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当时“团结”已经为中共中央所使用，但是“联合”的用法还是更常见，也有其他的表述，比如“结合”。毛泽东在1934年1月指出“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
在继承经典作家有关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自身的民族团结思想。特别是到了1933年、1934年左右，中共已经形成了两个层次的民族团结思想。首先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即少数民族社会自身的动员与组织，而民族之间的团结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的团结。根据在四川、内蒙古等地方民族工作中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必须通过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来实现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用来指导实践和表述策略的用词也从“联合”发展出“团结”。但尚未用“民族团结”这样固定的表述来描述当时党有关民族团结工作的实践和理论。
二、长征途中“民族团结”一词的出现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开始直接接触少数民族，民族团结由理论主张逐步发展为具体的实践活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此之前作为先头部队的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就已经开始转战湘桂黔交界地区。至10月24日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三军会师，红六军团已经转战湖南贵州近5000里，时间长达80天。这个过程中红六军团深入接触到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比如“通过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准备渡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
红二、红六军团向湘西进军途中，所经地区多为各民族杂居地区。在这样的多民族地区行军，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为凸显。10月29日，总政治部对于行军转移过程中的政治工作所提出的要求就包括“针对着各地不同的环境与群众状况，定出工作的具体步骤，避免一切伤害群众宗教的民族的感情之行动，肃清一切强迫命令的方式”。这是长征开始后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到需要注意民族问题。为了减少行军中的阻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贺龙曾命令部队“一是帮助少数民族剿匪；二是未经房东许可不得进屋；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干涉。”
对于湘西等地生活的苗瑶民族，中共并非一无所知。1926年12月，毛泽东出席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就曾提出解放苗瑶决议案。该决议指出“苗瑶是一种古代民族”，于汉族而言是“同国异族的农民同胞”，为了帮助苗瑶“解放”，会议提出了“严禁汉族侵占苗瑶土地”“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瑶的言论”等具有民族团结意涵的决议。年7月中共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也曾就苗族问题提出“联合苗族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的压迫”“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等主张。但是不同于之前以决议、布告、号召书、宣言为主的活动，长征后中共开始具体地执行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团结的探索实践。红军沿途写标语、张贴布告，行军过程中同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贸易、交流，大大增进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的了解。
各部队在长征开始直接接触少数民族群众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经验与教训，必然引起中央对于红军与当地少数民族关系的思考。在此背景下，1934年11月29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作出了一个关于开展苗瑶民族工作的具体指示。这个指示开篇就指出“我们对于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争取瑶民弱小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为了争取这样的“同情”“拥护”与“协同”，指示说明了中共联合苗瑶民族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民族矛盾的根本问题是“汉族的军阀、官僚、财富佬的民族的压迫”；民族关系的本质方面，“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众的敌人，瑶民与中国劳苦民众是兄弟”。对于中共同苗瑶民族的关系，指示也阐明了“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更进一步指出了“两种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团结的破坏作用，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在中国劳苦群众中间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利用中国民众来反对瑶民等弱小民族。同时揭发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害处，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瑶民民族同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联合。”
这份指示表明经过前一时期的直接接触，中共的民族团结思想已经进一步具体化和清晰化了。指示中仍然使用“联合”来概括中共的理论和政策，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首次提出了“民族团结”的表述。这里的“民族团结”指的是苗瑶民族“他们内部反对汉族压迫的民族团结”。由于苗瑶民族内部的“民族团结”，中共并没有推动阶级动员，而是强调“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群众心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他们依然还是瑶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者”，而且在反对民族压迫方面“这些瑶民的上层阶层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因此指示中提出加强中共与苗瑶民族关系的一个路径是“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密切的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这里比较明显的是，在民族团结的两个层次上，中共支持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希望通过少数民族的觉醒与自决来加强中国革命的力量。
配合这个指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还附上了一系列《对苗瑶民的口号》。其中就包括支持少数民族内部团结的“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己解决！”“苗民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不要国民党军阀委派！”等；主张汉族和少数民族团结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财富佬是汉族工农与苗族共同的敌人！”“苗族与汉族的工农起来共同扫平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等；倡议少数民族团结到中共周围，“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
红军开始长征之初所途径的省界地区、山区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这是中共开始大规模直接接触少数民族的开始。少数民族社会的陌生和转战突围的惨烈是促使中共急切思考如何发动少数民族，至少是如何缓和民族矛盾的重要历史情境。在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党在行军过程中开始了民族团结的具体实践，有关民族团结的政策主张开始细化和具体化。对于民族团结的敌人、中共的地位、民族关系、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等理论问题都有一些具体的思考。“民族团结”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中，指向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
三、遵义会议之后民族团结实践的深化
遵义会议在总结反围剿教训和长征初期挫折的基础上，决定了向西南地区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具体地要求“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自此开始了红军在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民族地区，以及后来向甘肃、宁夏等西北民族地区的行军。中共与少数民族大规模接触的展开，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也进一步深化。
1935年初，红军主要接触的还是苗瑶民族。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提出向川西进军，红军开始进入彝民生活的地区。根据这一变化，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同年4月发出了关于争取彝民的工作指示，指出“争取夷民群众，发动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是极端重要的工作”。1935年5月抢渡大渡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选择经冕宁县、大桥、拖乌到安顺场的道路，当时主要是彝民聚居区。由于历史上的民族矛盾，以及彝民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的压迫，对汉人极不信任，红军通过困难重重。中革军委已经意识到当地民族关系的紧张，1935年5月20日发出的训令中强调了“夷民与红军的隔阂”现实，指出“在这里夷民中的关系及其工作，更具有决定的意义”，要“争取夷（彝）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夷（彝）民游击队”。为配合强渡大渡河，红军总政治部曾要求“百倍努力地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与他们发生亲密的关系，激励他们反军阀的热情，组织少数民族游击队，团结他们在我们的周围。”进入冕宁县之后，朱德便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为核心，强调“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并号召“凡我彝人群众……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同年5月22日，刘伯承与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是这个时期民族团结的成功经验之一。
时任红一方面军九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的何克全指出“在这一带的汉人与夷人中的关系极端恶化，仇恨很深”的基础上，具体说明了在建昌六县一带的夷民中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是改善汉人与夷人的关系。“改善汉夷的关系必须一方面反对大汉族主义轻视夷民的观点”，另一方面要“反对夷人土匪式的抢掠”对于夷民内部的团结与动员，“要使夷民团结起来参加革命，必须在夷民中进行组织的工作，组织的方式依据于他们的需要和斗争而决定。”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也开展了广泛的民族工作实践。1935年5月20日，红四方面军以西北军区政治部名义提出《对番民十大约法》，通俗地号召黑水卢花番民老庚们“番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到成都去吃大米干饭，吃相因盐茶”。同天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发出布告，主张之一就是“回番夷汉穷人是一家人，大家共同联合起来，打帝国主义打国民党贼娃子蒋介石邓锡侯”。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在《回民斗争纲领》中提出“回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帝国主义国民党”。1935年5月由西北军区政治部发出的《少数民族工作须知》总结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十大诉求，提出了党开展民族工作的十大要点。要点之一就包括“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应当与红军和汉族工农穷人不分种族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统治地主发财人……）”。
上述各方的论述显示出中共当时对于四川的少数民族情况及如何开展民族工作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比较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有关民族团结的表述，都没有发现直接使用“民族团结”一词的文献。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当时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团结”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文献中用的更多的仍然是“联合”。
各方面有关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开始汇集，中共中央曾要求总政治部“搜集各地番民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教育自己的干部。”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中央层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此草案将康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作为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指出“康藏和松理茂七属民众的解放，是你们自己的事，只有你们自己团结一致，不怕任何的强固的敌人，都可以把他摧毁，只要那个同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都应当团结起来。”对于少数民族解放运动同苏维埃运动的关系，文件指出康藏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成为不可分离一部分，康藏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获得中国苏维埃的帮助，而且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将直接影响着帮助着康藏民族的解放运动”。
在理论发展的同时，团结少数民族的手段措施也更为细腻。红军大量人口进入经济滞后、粮食紧张的民族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为了争取夷民提出了“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夷民”“每个连队与驻地夷民举行联欢”。在番民地区强调“统一与有计划的收集粮食，不引起番人反感”。这些具体的措施显示当时各级党组织推动民族团结的政策已经相当细化。
在处理长征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民族问题的同时，因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遭遇到的外部压力愈来愈大，中共对于中华民族团结的问题也展开了思考。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这里的“全体同胞”包含了“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中共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振臂高呼“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初步形成。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前途下，中共中央明确了“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遵义会议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这个阶段，红军经过了彝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生活的区域，特别是针对前两个民族的民族团结工作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这个阶段党同少数民族的接触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民族团结的实践得到了很大发展，政策措施相应地更为细腻。因为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背景，民族间的团结，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成为中共关注的重点。随着整个民族外部压力的加剧，前一时期团结各民族于“苏维埃运动”开始转变为团结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之下，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在总结和表述这些理论与实践的文献中，“民族团结”的使用仍然很少见。但是“团结”一词已经广泛地见诸各个层次的文献，逐步实现了对“联合”的替换。
四、瓦窑堡会议之后民族团结理论的升华
1935年12月17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指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的阶段。会议确定了这个阶段党的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形成的决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而少数民族是作为同盟者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的。在民族团结实践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民族团结的理论思考也进一步升华。
中共中央在陕北扎根之后，妥善处理蒙古族和回族问题成为党中央关注的重点。瓦窑堡会议的决议首先影响到中共中央身边的这两个民族，围绕蒙古族和回族的民族团结实践得以明显发展。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提出“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战略方针之一即“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93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分析了党在内蒙工作中的原则是“一切民族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最亲密的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应当彼此帮助，以加强抵抗侵略者的力量。”就具体的措施而言，指示提出“必须根据具体情形，进行我们的工作，把蒙古人民吸收在中国苏维埃的影响下，利用一些具体问题如退还盐池等，进行两个民族的联络，互不侵犯，但不应拘泥于形式的书面的协定，就是口头协定或相互默认亦好，这样进一步走到蒙古人民与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公开联合”。
对于回族人民，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争取与团结回民首先要“在回民中广泛的发动反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压迫与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进攻，与回民切身利益和要求联系起来，来启发回民的民族觉悟与斗争”。次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发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在介绍中共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号召“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1936年9月3日，中共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在文章中提出“不要以为回民与汉人不同，仅是一个宗教的差别，就是这个宗教的差别，正成为他们的民族团结的轴心，胜过他们的阶级觉悟。”并专门指出“回汉团结”的基础有两点：一是“使回民的民族自决成为全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之一部”，一是“在苏维埃底下，回汉民族政治经济权利的完全平等，以及信仰自由”。刘晓11月发表的文章中，在论及“怎样培养回民干部”的问题上，指出“在回民中，因为民族团结关系往往在一个区域，都有几个群众所信仰有能力的人，这些人，群众都默认是他们的领袖，这样的人，应当成为我们训练干部的最好对象。”这是1934年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工作的指示后，再次使用“民族团结”的两个例证。虽然是个人的文章，指向的仍然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这些有关蒙古族、回族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瓦窑堡会议精神的明显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少数民族于中华民族之下的主要策略。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仍然活跃在西南地区。1936年1月，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在《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革命根据地纲领》中提出，“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这里主要讲的是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随后的2月，川滇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该《纲领》在“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苗、彝、瑶、回……）团结起来”之下，强调“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不久后的5月，川滇黔边区曾发布一份布告，动员“川滇黔边区爱国同胞，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这里前后的变化显示，1936年2月左右川滇黔边区革命委员会仍然是以本地区斗争实际为中心来开展民族团结实践，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最晚5月，他们已经接到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开始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的民族团结。
仍然在长征途中的红四方面军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也进一步发展。1936年5月29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一份供党小组内部讨论的提纲中指出共产党对于番民的基本策略有两条：一是“领导番民独立解放运动”，二是“使番民与汉族工农及红军建立抗日反蒋的革命联盟”。该提纲特别提出反对两种错误“大汉族主义的倾向，不相信和轻视番民”“狭隘的民族观念，如番族中的洗汉口号”。这份提纲内发展“苏维埃运动”同建立“抗日反蒋的革命联盟”两个路线并存，强调番民内部的团结与全民族的团结并举，体现了当时红四方面军内部路线策略的转变过程。到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开始进入回民区域，当时所发出的指示才明确了“同我汉族人民建立抗日反蒋的革命联盟，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和蒋介石及其统治，这也就是我们对回民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到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经接受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共推动民族团结的策略路线再次统一。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抓紧开展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努力。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团结中的核心作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外部侵略压力骤然增加，中华民族内部团结的呼声高涨。7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这是1934年之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再次使用“民族团结”一词，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团结，其基础是国共合作。8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十条“抗日的民族团结”沿用了这个表述。其内容是“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里“民族团结”的目标是“抗日”，基础是“国共两党彻底合作”，对象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形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团结中华民族抗日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了。
由此开始，至少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团结”有了较为确定的内涵，即中华民族大团结，但使用的范围仍然很有限。毛泽东在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虽然阐明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政策体系，但还是将这种团结关系称为“全民族的团结”“全国团结。大致在1939年前后，“民族团结”才成为较固定的用法。借助这个概念，王稼祥在1939年提出“这些制造摩擦的‘专家’，要就是蓄意破坏抗战与民族团结”，刘伯承在1939年提出“党的团结应该成为阶级团结与民族团结的核心和重心”等论述。但这个概念也没有扩展到去表述民族间的团结，此类关系被表述为“蒙汉联合”（1937年）、“亲密的联合”（1937年）、“民族联合”（1937年）、“被压迫民族的联合”（1937年）、“各民族团结”（1938年）等。
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中共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主张，自此中共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工作，并阐明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基础、核心、组织形式和政策体系等议题。在少数民族内部重视团结起来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求各民族的解放；在民族之间强调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以增强抗日同盟的力量；目的都是全民族有效的凝聚、组织起来。因为立足于一致对外的立场，中共对于全民族团结的重视超过了对少数民族内部团结的关注。1937年7月“民族团结”一词再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之中，其意涵也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团结”的使用也明显超过了“联合”，形成了对于后者的替代。
五、结语
上文利用党的文献梳理了长征前后，特别是1934年至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历程。中共很早就开始了三个层次民族团结的思考和探索，实践中存在各民族内部的团结、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三个层次的工作。但三者在中共的实践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且因为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主要问题的重点不同，三者的关系也不是一定的。中共推动民族团结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同“民族团结”概念内涵的发展是不同步的，“民族团结”概念的产生落后于中共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探索。“民族团结”一词于1934年首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中，1937年再次进入党中央的论述体系，但两次的内涵全然不同。以“民族团结”所出现的时间为节点，“联合”与“团结”等表述的使用、替换更为具体地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共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历程和话语脉络。中央与地方、理论与实践的往复，也是民族团结工作的“实”与“民族团结”概念的“名”不断交锋的过程。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才能揭示“民族团结”相关概念提出和发展的脉络。长征是中共深入了解多民族国情的时期，长征前后中国革命也从土地革命阶段逐步发展到抗日民族革命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工作一方面实现了具体化，一方面实现了转型化。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论述这两方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