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晚上21点刚过，突然惊闻白先生于当日19：46的去世消息。一时心乱如麻，悲痛哀伤之情久久不能平静。之后，向伯君老师询问了吊唁事宜，同时也告知了时常有联系、几位在线的圈内同事。无奈疫情特别时期，不能亲自赴京送敬爱的先生最后一程，留下遗憾。

这几天，回忆了一下在自己学习西夏文史过程中，拜读白先生相关论著和交往的事情。往事就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白先生的西夏学研究特点、贡献

上世纪60年代初，白先生受命担任我国著名西夏学家王静如教授的助手，是目前几位硕果累累的西夏学前辈之一。纵观先生的西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夏历史文化、文献文物搜集整理方面。作品有专著、合著、主编，有学术论述，也有普及读物和考察散记。其内容涉及党项西夏历史、人物、政治制度、民族关系、遗民后裔、雕版印刷、佛教与西夏文化（敦煌佛教）、学校科举、保定石幢、石窟壁画、啰兀筑城、官印钱币铜牌、西夏文与文献史料分析、《俄藏黑水城文献》述要、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西夏志略》《宋西事案》《宋史?党项传》《华严忏仪》考证，以及西夏文书法、学术史、学科建设、序跋、俄文西夏资料翻译等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刚踏入西夏文史领域，在前辈学者的西夏独立论著、编著中，白先生的《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无疑给我影响极大，也是桌头必备的书籍之一。尤其是《党项史研究》中第二章史料简介、第三章研究综述，开阔了学术视野，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国内外西夏学界学人、成果。

其后先生的每部（篇）著述是我绕不开的必读作品之一。他扎实的史学功底、清新的文风，高屋建瓴的原创建树，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尤其在2000年前后，在西夏学研究在宁夏遭遇外部因素影响值遇瓶颈，几乎整个学界噤若寒蝉之际，先生以真正知识分子的正直、良知和担当，著文《拂去沉积于西夏王朝的封尘》（《光明日报》2000年3月3日），大声疾呼“党项族与西夏族人的消亡是中国历史上古代民族相互融合与同化的生动例证，中国历史上以至现代各民族演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普遍的规律与发展趋势”，不能“任之泯灭于历史封尘”。

二、我和白先生的交往

2000年左右，值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白先生来学校访问并进行指导，我受单位安排负责接待工作。期间就西夏历史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一一做了解答。当时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伟岸倜傥的形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一种天然的信任感。

在我作《宋西事案》（校注）过程中，曾经向白先生电话联系其中的一个版本，先生寄来了他当年在南京图书馆手抄的书稿和照片，并赐《〈宋西事案〉考》作为笔者拙作的代序。在某次会议后，当我向另一位学者求助他的论文时，白先生在旁边请那位学者帮助一下。

2006-2009年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师从聂鸿音先生进修访学，这才算是真正与白先生有了更多次近距离交往。一般多在元旦前后或国庆前后，我和同事彭向前兄一同会拜访先生。每次都能聆听到先生谈及到以往在搜集研究西夏文献的体会。在学习结束的论文答辩会上，作为评委之一的先生，对我作的“国图本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法》整理研究”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该论文超过了某作品。当时我实感诚惶诚恐，知道这是先生对我的鞭策、鼓励和希望。此外先生书写赠送的西夏文条幅（上书“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也是我的最爱，更是弥足珍贵的文物。这是先生留给我的另一念想。

2016年是白先生的八十寿诞，我和诸多同门、同事等一道参加了庆祝活动。感觉先生身体已大不如以前。后面这几年，我虽从不同途径打问问候先生状况，但一直没敢电话叨扰，包括在年节期间。所以今昔农历端午前夕，忽闻噩耗，竟觉恍惚，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愿先生一路走好。您德高望重的人品、硕果累累的成果，永远是我学习、景仰的楷模。

愿先生在天之灵继续护佑西夏学发展。

2022年6月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