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培（以下简称王）：白老师您好！ 您做了一辈子民族史研究工作并颇有成就，可不可以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

白 滨（以下简称白）：好的。我于1936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城内学门街一户平民家庭。平定县历史上文化发达，据平定史志记载：自古“民风清简，好尚文章，科第蝉联”。清代中叶更以“文献名邦”之称饮誉三晋。时人所谓“山西文化数二定（平定、定襄二县）”。平定白氏家族于“宋末元初，从宦晋省，择地卜居石艾（平定）”，始以诗书传家。明、清时期“家世业儒，甲第联翩”，成为平定望族。清朝中后期亦商亦儒。大约到我祖、父辈家道渐次衰落。从我记事起，父亲便经常离家或在本地以“店员”或经营小商勉强维持家业，过着困顿的平民生涯。记得从我记事起便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家庭又屡遭变故。祖母、母亲、大嫂相继去世，至今在我的脑海中都找不到对母亲的印象。但从懂事起便深受地方和家族望子成龙思想的熏陶。堂屋中悬挂的条幅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我心灵的信条，所以在家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仍然坚持上学读书。我于1942年七岁入县城街道小学。1946年初小毕业后，入县中心学校读高小，时为国民党阎锡山统治时期。1947年5月2日平定县城解放后，又进入由县解放区迁入城内的平定第四高级小学继续就读。1950年2月毕业于高小二班，随即考入新建市的阳泉市中学中三班，时因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辍学半年。期间父亲病逝，我于1950年9月考入阳泉中学中四班，1953年毕业。同年九月考入山西省太原第三中学高八班。1956年高中毕业之际，我得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初次开设历史学系，在京、津和华北地区招收包括汉族在内的学生，并且最具吸引力的是，它的待遇比其他高等学校优厚得多，每个月有15元的伙食费及5元的津贴。一是为了圆自己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的梦想，二也是为了生计，我报考了中央民院，幸运的是我被录取了。从1956年秋到1961年夏，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奠定了我此生事业的基础。

大学生活适逢盛世，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倾斜，民族学院经过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集中了国内最著名的民族学与民族史专家授课。我曾经师从翁独健、林耀华和傅乐焕等学术大家，逐渐对少数民族历史以及社会学所必须的田野调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国家组织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史志丛书的编写工作，我有幸参加了两个调查组的工作。1958年夏到1959年夏，我参加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期间，跋涉于闽山赣水的畲家山寨，调查现状，搜集资料，参加撰写畲族的第一部史志。1960年春，当时平息西藏叛乱的硝烟稍停，我奉派进藏，参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昆仑山、藏北高原、山南的雅鲁藏布江流余等地都留下过我的足迹。两年的民族调查工作，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亲身经历和体验了最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艰辛在所难免，但现在看来对我未来的工作是有益的。

1960年，我大学毕业，时逢国家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编制在紧缩，全国各大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12名大学生有半数被另行分走了。由于我是学习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第一批毕业生，又有从事两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史志编写工作的经历，所以留在了民族研究所工作。当时，知识分子都要听从组织安排，积极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实践。我曾先后在机关“下马”的建筑工地喂过猪，在燕山深处长城脚下的梯田种过地，也参加过北京郊区通县和内蒙古大青山下土默特旗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工作之初，我对云南佤族等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做一名20世纪的摩尔根扎根边疆，为新中国的民族学做出贡献。没有想到的是，组织上却让我担任中国西夏学开创者王静如教授的助手。

王静如教授是中国著名的西夏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的三部西夏学著作名世，获得法国茹莲奖，在国际西夏学界享有盛名。此后三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西夏学的研究几乎销声匿迹。这个时候，由于国家对民族工作的重视，一些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民族所有一批对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如蒙古史学家翁独健，回鹘文专家冯家升，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辽金史学家陈述等等。帮助他们工作，向他们学习，继承他们的学问，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属下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我被组织上安排给王静如教授当助手，这是为当时民族所一些青年人所羡慕的，而我的心中充满了犹豫。但是我这个人有个好处，就是组织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并且还要干好。所以我虽然心有不甘，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开始学习和从事西夏学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初，我整日捧读王静如先生的成名作——三卷《西夏研究》，与形同鬼符的西夏文字和不知所云的佛经打交道，同时还搜集并翻译俄国学者的西夏学研究资料。从那时起，我了解到沙俄著名探险家科兹洛夫于上世纪初在我国内蒙古黑水城地区发现并带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和文献资料，它们具有巨大的学术文化价值，被学界公认为20世纪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第三次重要的古代文献发现。从此，我逐渐对西夏研究有了兴趣。

王：白老师，自六十年代初您首次接触西夏学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能否讲讲您在这一学术历程中的主要经历呢？

白：可以。那是在1964年，由于西夏研究资料的匮乏，在“反修”任务的名义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西夏调查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群的西夏洞窟进行系统考察。考察由常书鸿所长和王静如教授主持，宿白教授任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和我，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及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为调查组成员。这也是我对敦煌的首次造访。我跟随宿白先生，按照他指定的洞窟做内容记录与描绘洞窟布局、四壁图案、纹饰、藻井等。每日进洞，我都会带了绘图夹、铅笔、橡皮等攀登穿行在洞窟中，认真地记录临摹，工作单调而辛苦，我却乐此不疲。从此我学会了区别前室、后室、甬道、窟顶、人字披、佛龛、中心柱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的佛、菩萨、千佛、西方净土变、药师佛、说法图、十六罗汉、观音等，还描绘了无数的龙、凤、交杵、团花型藻井、平棋以及团花、几何、波状、忍冬、莲瓣、牡丹花、勾心花瓣等边饰和图案。当时我白天在洞窟中工作，晚上回到住处继续整理当日的记录，然后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对西夏洞窟边饰进行分类编排和制作造表等工作。其余时间用来抄写从敦煌文物研究所借来的有关资料。有时候还请敦煌文物所的专家为我们讲解敦煌石窟壁画艺术的知识。在近50天的时间里，我在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窟群内，记录了数百张卡片。十年浩劫中，这些卡片因保存于王静如先生手中，辗转得以幸存。经过这次实地考察，我们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了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四个增加到八十多个，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很多洞窟的西夏壁画是两层的，有的是三层。这样的洞窟壁画本是唐代的，画得非常漂亮。西夏占领敦煌地区时，在此壁画的基础上又绘制了虔佛内容的作品，画面相对简单。因此如果把西夏壁画去掉，下面一层就是唐代的壁画，非常精彩。此后，这次敦煌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便因遇上十年浩劫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这次活动对后来敦煌石窟中西夏洞窟的划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66年春夏之交，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了，我和亿万人民一样热情而执着地投入运动，却不料一夜之间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由一派掌权者“隔离审查”，持续了近十年之久。1971年到1973年，我被解送河南“五七”干校，渡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此后又被遣返北京，在北京印染厂接受了几个月的工人阶级再教育。最终当局者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给我“落实政策”，结束了我八年的“反革命”生涯。1976年夏，在全国百废未举之时，我踏上了赴西北六省考察的征程。此行从北京出发，首途晋阳，南下过黄河访古都西安，北上晋谒革命圣地延安；溯无定河而上，走“三边”，过不毛之地毛乌素沙漠，进入“塞上江南”。重游陇上，跋涉于陇山湟水间。翻越乌鞘岭，循祁连山西行，北达居延海，领略大漠风情。而后过玉门关，更西出阳关至伊州（新疆哈密）而归。行程上万里，历时3个月。此行收获颇丰，在我从事的学术领域拓宽了视野。对前人留下的史籍文献，有发现，有充实，有深入，也有修正。

大家都知道，出土于我国内蒙古黑水城的遗书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20世纪初运往圣彼得堡。这批珍贵的资料成就了许多俄国汉学家。最早的是伊凤阁教授，而后有聂历山、克恰诺夫、索弗洛诺夫、克平、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孟列夫等，苏联的西夏学名噪世界学坛。那时在“反修”的大旗之下，中国中断了和苏联的一切学术交流，中国的西夏研究与圣彼得堡俄藏黑城西夏文书处于完全隔绝状态。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苏联的汉学研究也出现了“对外开放”的迹象，两国西夏学者开始互访。90年代初，早已流失在圣彼得堡的敦煌和黑城出土的文物文献已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层人士的重视。鉴于中国敦煌学和西夏学发展的需要，我院五个研究所联合组织了访问团出访苏联，民族所派我参加，在即将成行时，因苏联解体未能实现。1993年3月末4月初，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副所长克恰诺夫来访，我们双方才达成了协议，决定编辑出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黑城出土全部西夏文、汉文以及部分其他文字文献，出版物定名为《俄藏黑水城文献》，并决定俄方于1993年内邀请中方人员6名，1994年邀请中方人员4名赴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此项目立为重点科研项目。经过1993年和1994年两次共半年的工作，已经拍摄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全部西夏文世俗文献和全部汉文文献以及西夏文佛经中的一部分写本和刻本精品，共12500拍，含文献约2万页（面），翻阅、整理文献的覆盖面达到3万页（面）左右。如果按我们估算的黑城藏品总数有15万面左右，我们已经整理文献近五分之一，并且拍摄回国的文献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

王：众所周知，西夏文献原件一大部分现存俄国，能否请您谈谈考察俄国的收获和感受？

白：说起俄国之旅，在此之前，我已经有过两次旅俄的梦想了，并且两次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在我高中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所在的太原第三中学根据我的出身、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等内定为公派留苏。这一喜讯使我着实兴奋了好几个月。快毕业时，国家宣布取消高中生出国留学计划，我的留苏美梦随即告吹。第二次就是1991年夏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团，我也名列其中。然而那年却发生了苏联解体的事情，访苏计划因此取消。当我真正登上飞往俄国的飞机时，已经是1993年秋末了。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黑水城发掘的西夏文献就藏于俄国圣彼得堡的东方学所。东方学所中收藏的黑城文献究竟有多少，可以说家底还不太清楚。黑城文献主要是西夏文和汉文文献，还有相当数量的藏文、蒙古文和其他古代文字文献。当时我们工作的范围所接触到的只有西夏文和汉文文献。

黑城藏品中的西夏文文献属于世俗著作已经编目的有60种。其中有西夏文字典词书，比方说你们最熟悉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宝韵》、《文海》、《音同》、《义同》、《纂要》以及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书等。还有西夏时期的历史法律文献，如崇宗时期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仁宗时期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及后来的《新法》、《亥年新法》等。其他的还有《三才杂字》、《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以及西夏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类林》、《十二国》等。西夏文献还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书，以及医方、历书、占卜书等。这些西夏文献藏品中佛经为大宗，占总数量的90%以上。已经编目的计345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克恰诺夫的佛经续录400多种，还有数以千卷的尚未刊行。西夏时期用西夏文大量译经、刻经，这些珍贵的西夏文佛经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给西夏和中国佛教史、出版史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珍贵资料。如佛经中的序、跋、发愿文、题款，记载了西夏佛教的流传、译经、写经、刻经、印经和施经的情况。西夏文佛经的书写、雕版、装帧、纸墨又提供了研究西夏书籍雕版乃至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实物资料。

黑城藏品中的汉文文献据已出版的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著录，已经编目的有488件，内容也以佛经为主，其次为汉文世俗著作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书，以及医书、历书、占卜书、纸币等等。其时代包括了宋、西夏、金、元等朝代的作品。其中有西夏时期由国家或私人刻印的各种汉文佛经；儒家经典《论语》、《礼记》，道经《庄子》、《吕观文进庄子义》等，医书有孙思邈《孙真人千金方》、写本《神仙方论》，有刻本与写本宋朝历书残卷、刻本占卜书《六壬课秘诀》、刻本《新唐书》残卷、《汉书》注释本和《金史》残卷，字书《广韵》、《礼部韵略》、《一切经音义》等刻本残卷，还有文学作品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新雕文酒清话》、童蒙读物写本《杂字》等。文书中最有价值的是109纸、30余件宋朝鄜延、环庆二路和西夏边境发生关系的军事文书，文书背面是被西夏人用来刻印的西夏文韵书《文海》。

当时我们的整理和登录工作基本上是按照东方学所已编目著录的文献进行的。我们对有些未登录和新发现的文献也进行了登录和拍摄，如失而复得的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新发现的加注释的西夏文字书《音同》、多种药方和告状文书等。我们还发现了新的法律文献《法则》和《天盛律令》残卷。整理的汉文文献中，有一部写本《周易六十四卦》，已粘连成块，不知内容，俄藏序录都未收入，我们也都拍摄携归。1994年夏秋之时，我又一次来到俄国，对黑水城文献进行整理和拍摄。此次工作中我发现经折装函套装裱的衬纸利用了大量的西夏文和汉文的文书，经过我的初步辨识，有多种是宋夏进行贸易的经济文书，还有一份是伪齐刘豫阜昌年间的军事文书，十分珍贵。可惜我们无法将所有佛经函一一打开整理，不然不知能清理出多少有价值的西夏文和汉文文书来。此外我记得初来俄国时，克恰诺夫教授领我们在二楼库房参观收藏黑城文献的12个大木橱柜，指着边上的一个说，这里都是还未清理过的文献残卷。他打开橱门，我们看到紧紧塞满柜子的一捆捆书籍经卷，真说不清楚其中还蕴藏着什么珍贵材料。实际情况也说明，在我们整理登录文献时经常会发现新的资料。

此外，与东方学所仅隔一箭之遥的冬宫博物馆（爱尔米塔什）收藏了黑城发现的绘画艺术品和部分珍贵文书。因为不包括在中俄两国的合作协议中，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去参观过两次。这里收藏着丰富的中国瓷器、绘画和艺术品，仅清代的年画就有5000幅之多。陈列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展室有25个，里面有中国的青铜器、瓷器、漆器、玉雕、木雕、丝织品、硬木雕花家具等等。我重点参观了冬宫博物馆收藏的新疆、敦煌和黑城文物。敦煌文物很丰富，据说居世界各国收藏量的第三位，并且具有代表性。特别是收藏的西夏时期的唐卡、绘画、卷轴、雕塑像都是举世无双的精品。已经公开发表过的宗教绘画精品有“弥勒佛图”、“观自在菩萨像”、“阿弥陀佛接引图”、“普贤图”、“文殊图”、“舞乐图”、“木星图”、“土星图”、“月图”、“圣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十一面观音图”、“密宗锦画”、“男女供养人”、“坛城木板画”、“降魔成道图”；世俗的有素描“鹿图”、“山羊图”、“四美图”、“义勇武安王图”都是稀世珍品.雕塑品中泥塑双头佛像及多种泥塑佛像世所罕见，堪称极品。

王：您从事西夏研究学术活动多半生，治学的主要体会是什么？

白：“体会”这个词有些宽泛了，如果非要我讲，我主要有这么几个体会。一个是我对“西夏学”这个名称的看法。我认为“西夏学”这个学科名称是值得斟酌的。这个名称并不是我们的名称，所谓“学”的名称实际上来自西方，是西方的称谓。作为一个学科，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现在所谓的“西夏学”在早期是可以称之为“学”的，因为那个时候主要做的是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西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属于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称为“西夏语文学”或简称“西夏学”尚可。而今人们把“西夏学”扩大到了西夏考古学、西夏文献学、西夏历史学、西夏艺术学等等，那么这个名称就值得考虑了。比方说西夏历史学，西夏时期没有留下过一本史书，只是在《宋史》、《辽史》、《金史》，或者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元史料中存有关于西夏的记载，所记西夏历史都是从本王朝的正统观念出发记录的，如果用这些资料研究西夏历史，这能叫西夏学么？这是个问题。又如属于断代为西夏时期的考古学称为“西夏考古”就是了，不必另立什么“西夏考古学”。再比如说西夏艺术学，敦煌西夏壁画的内容不是有关藏传佛教的就是有关汉传佛教的，虽然是西夏时期的，但并不是西夏独创的东西，又怎么能称之为西夏艺术学呢？所以说，正如宁夏老一辈西夏学者韩荫晟提过的，不用叫什么西夏学，称西夏研究就可以了。包括敦煌学在内，过去就有个敦煌专家也曾经说过“敦煌学”应该称为“敦煌研究”。现在一般把西夏研究工作称为“西夏学”，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名称，因为它的内容太宽泛了。如果称为“西夏学”，就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界定。所以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我在这个方面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仅仅是我的一点体会。具体的工作还要后面的学者开展。

第二个体会就是从事西夏研究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过去人们都把西夏学称为绝学，这是有褒有贬的。说其贬义是指西夏是个冷门，没有人做相关的研究。好听点的就称其为绝学，古人不是说过“为往圣继绝学”吗？绝学在某方面讲就是对前人没有继承下来的知识的继承。我搞了一辈子西夏，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人们为什么认为它神秘呢？就是因为西夏文字在发现之初，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又无人能知晓它的意义、特点、语音等等。由于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人们过于看重它的价值。直到一本夏汉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被发现之后，西夏文字的解读才有了重大突破。所以说在当时文献缺乏的条件下，称西夏为绝学是情有可原的。当然，西夏文是死文字，需要人们下死功夫学习，只要下功夫就会有成果。为什么呢？别人没有涉及过的东西是最容易出成果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吧，早些年西夏历史没有人写过，我一接触就可以写文章。历史所一位专家评论我写的一篇关于西夏政治制度史的文章时，还惊讶我能把西夏政治制度史写出来。这并不是我有办法，而是大家对西夏历史不了解。所以说研究西夏并不神秘，它是一个很平常的学问，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正常的学问，不要认为它困难而对它产生畏惧。

第三个体会是西夏研究是可以做的，也容易出成果，但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西夏必须要深入，不能总维持在三、四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的水平，西夏研究有很多问题都需要深入，这也是其难点所在。比方说对于西夏历史前人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但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讨论，《西夏书事》就是一个例子。曾有人评价《西夏书事》是一部西夏百科全书，实际上就我看来，这本书的问题很多。它是清人吴广成排比西夏史料编撰的一部编年体史料集，约有三十万字，书中所有史料都没有注明出处，我们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注释，找出此书史料的来源、出处，以及此书存在的问题等，避免其中有很多臆造的东西被后人当作信史引用。又如上世纪80年代我发现有人抄撮清代类书中的西夏史料，利用已亡佚的《西夏志略》书名，另成《西夏志略》一书，这些都是研究西夏史需要清理的课题。可以说科学是需要发展的，需要深入的，西夏研究也不例外，许多问题有待后继者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王：请您对中国的民族研究现状作一个评价，并请告诉我们您所从事的学科中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白：过去我们成立的民族研究所可以说基本上是为国家的民族政策服务的，现在改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就需要引进相关的研究人员。对于我们所来说，我们既需要民族学研究人员，也需要人类学研究人员，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结构，这样才能与这个所的名称相匹配。就目前民族所的藏族研究人才来说吧，现在的藏族研究人员寥寥可数，急需引进新的研究力量，这样在我们参加或者主持藏学国际会议的时候，才能与国际研究接轨。再一个，我们现在选择课题可以与时俱进，也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能忘记传统学术与基础学科的建设。不能因为哪个课题赚钱，我们就只做这种课题。

关于西夏研究，我想说，老一代的西夏学者了不起。在过去西夏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如今黑水城文献问世已历经百年，而国人仍无缘接近。即便是国家使用外汇于九十年代初买回的文献照片，在渡过了十四五年之后还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束之高阁。如我亲手参加整理、拍摄回国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极其珍贵的数百部西夏文佛经还待字闺中，千呼万唤，没有动静。令期盼他们公开出版的西夏学子们嗷嗷待哺，望眼欲穿，只能在拣拾的残片碎屑中讨生活，怎不令人心痛！所以我呼吁，尽快公开出版已经拍摄回国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佛经文献，尽快出版1983年到1984年内蒙古考古队发掘出土的，列为“七五”全国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拨发专款资助的“黑城出土文书”（民族文字文书卷）和“黑城遗迹与出土遗物”卷，取之于公，用之于公么！

再有，所谓的“西夏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过去有所谓“绝学”之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西夏研究形势大好，成为热门话题，研究者趋之若鹜，也有赶时髦，当作敲门砖者。一时间花样翻新的“发布会”，炒“剩饭”，做“回锅肉”，重新包装的“巨型”项目，一批批摆在桌面上，让媒体炒得热火朝天。近来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又制造西夏“分裂祖国”之言，企图在西夏故地封杀西夏研究。在我看来，当今小小的“西夏学”界假繁荣的背后，存在着真危机。希望卓有成就的“西夏学”界同仁们，应当以学术为重，应当花力气培养“西夏学”合格的人才，这样“西夏学”才能后继有人。

王：您能对刚进入这个领域的青年人提些建议吗？

白：首先要强调的是青年人要对自己的研究感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的动力。有了兴趣，踏下心来，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会出成就。俗话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只要肯干，就一定会有收获。再一个就是青年人做学问要先把人做好，做研究要遵守学术规范，遵守学术道德，这个是很重要的。任何研究都不是从今天的某个人开始的，很多问题都是前人研究过的。没有看到别人的东西，就不够一个学者的身份。我们要学会继承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必须在研究之始了解我们研究的问题，前人对于哪些问题已经解决？那些问题尚未解决？那些材料前人已经用过？哪些资料没有用过？只有真正了解前人的研究才能对前人的研究有所超越。现在有个别青年人在这方面就不太注意。开始引用了别人的文章或者观点写成了自己的文章，当再写文章和著书立说时引用同样的观点或内容时就不加注释，变成了自己首创的东西，这是很不规范的，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不尊重。这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王：虽然您已经退休多年，但您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您将来还有哪些打算？

白：七八年前，曾经应季羡林先生之邀参加他和汤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国佛教史，共十二卷，我主要做西夏佛教的部分。敦煌我调查过，此方面相关西夏佛教的材料都是现成的，还有俄藏汉文的西夏佛教材料我也都准备齐全，就等着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文献的公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原定2000年前出版的俄藏黑水城的西夏文佛经部分迟迟不见出版的迹象，使此项课题就此搁置，而季羡林先生看重的正是西夏文佛经部分。出版社也多次向我询问课题完成情况，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在我有生之年也许有机会完成此课题，然而现在看来，希望渺茫。几百部的佛经，别说现在都还没有公布，就是立马公布了，有相当大的工作量，一时又怎能干完呢？因此，这项工作就此放下了。另外，院里我还申报有一个叫“西夏学通论”的课题。各类西夏研究的门类及其研究成果都已准备就绪。但是关于“西夏学”名称定位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所以我迟迟没有动笔。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要出点什么成果的话，我想改称此课题为有关“黑水城文献”的综合研究。此外，我剩下的工作就是“打工”。我在民族所之外还有八个兼职职务，比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特邀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特聘专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会顾问等等，谁向我约稿，要我讲课或要我干事，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乐意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