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林则徐手书对联 

 翰林大画家董邦达山水

 邸永君学书

 翰林总统徐世昌四时山水条屏  

 邸永君篆刻 翰林是前身

今年2月2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院部社科书店举办“贡院学人沙龙”，推出我的新书《百年沧桑话翰林——晚清翰林及其后裔》，这是我研究清代翰林相关领域以来所完成的第三部著述。我作为主题演讲者，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万语千言，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现稍加梳理，拟就四个方面予以展示，以冀同道正之。
一、 哲人指点 勤而力行
光阴似箭，此言不虚。自1992年我选择清代翰林为研究对象，对作为其重要分支的清代庶吉士制度进行探讨以来，19载春秋忽焉而过，虽绿水长流，青山不老，然人间俗界却已跨越世纪，更始千年。往日情景恍然如昨，历历在目，而当年少壮却已年过半百，一脸沧桑。
作为中国古史研究者，我认为其基本素质，便是对祖先、前贤和文化遗产怀有敬畏之心。我是孔子的崇拜者，经常体味留至圣先师留给我们的谆谆教诲，并勤而行之。其曾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应理解为发自内心的敬畏与服膺，而不是强压之下产生的畏惧。所谓天命，主要是指个人的天赋、社会环境与事物发展规律，带有不可选择性与不可替换性，是每个人寻求发展时必须承认、接受并考量的前提；大人，即有德有位之人，主要是师长与领导，必须予以充分尊重，不可轻易违抗；而圣人，是指德重才高之智者，其言往往一语中的，使人受益终生。我是带着朝圣般心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的后知后觉之辈，所以自得入燕园那一刻起，便以“三畏”为圭臬，遵从师命，毕生不逾。
曾记得，导师袁良义先生在确定我的论文选题时，曾点拨我道：“规模要适当，太小不足以作为硕士论文，太大则过犹不及，难以完成；且要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这样可与你今后的研究进行连接，不断累积叠加，以自成体系，开拓并占据一个领域。”根据这个思路，我在广泛阅读史料并进行梳理和思考之后，将“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的选题报告内容分意义和前景两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证，我当时的出发点一是认为我国应有类似于当今研究生教育的相关制度，而新科进士经过朝考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再经过名为“散馆”的考试，合格者留馆成为正式翰林，余者外委为部属州县的庶吉士制度颇似当今之研究生教育制度，二是觉得其依托的翰林院制度规模不小，将来作为博士论文亦足以支撑。此论证有幸得到导师的首肯。在写作过程中，我曾请教过周一良先生。他对我说：“翰林的选题很好，但文化含量太大，层次很高。你也知道，北大历史系教师有温柔敦厚、不为难学生的悠久传统，且在当今学术标准宽而无当的条件下，交差拿个学位应当不难，但要做得漂亮，且要不断深入、拓展，悟性不够、基础不牢的人，恐难写得到位。我不知你的基础如何，旧学功底怎样，玉堂前辈的那些修养和艺能掌握多少，但你自己应当心中有数。你既然选定这个题目，就要尽力而为。当然，你还年轻，只要在写论文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这个题目也可作为不断提升完善自己的动力。我不是你导师，不好多说什么，好自为之吧。”我闻罢此言，才认识到此课题的难度，未免心中打鼓。的确，进士已居于明清科举三级人才结构之巅，而庶吉士都是进士中经朝考而胜出的佼佼者，翰林官主体又是庶吉士当中经过散馆考试的中试者。在传统社会文化本位和科举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他们无论从智商、修养和艺能等方面，都是人中之杰，且一般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地域的文化积淀，同时兼有官员、学者、文人和雅士等多重身份。而当今时代，环顾左右，此等人物已难以寻觅，鲜见于域中矣。过去无人做此题目的主要原因，可能便基于此也。再想想自己，难免顾影自怜。除志大才疏、兴趣庞杂之外，身无长物；家学渊源方面，上溯八代，从无拥有任何功名之人，且无些许崇文重学之家族价值取向；地域因素方面，作为家乡的河北固安虽距北京不足百里，然文风不盛，清代从未出过一位状元甚至一甲，翰林仅有二人，进士也寥寥无几。自己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知识贫乏，虽喜读书，但东鳞西爪，杂乱无章。与作为研究对象和往圣先哲的翰林前辈相比，真乃“以腐草之萤光，对中秋之皓月也”。然已选此题目，退却则招人耻笑，只能像过河之卒，硬着头皮往前拱，能拱到哪步算哪步也。
如此这般，从那时到当今，我一直在从事翰林研究，在硕士生导师袁良义先生和博士生导师王钟翰先生的指导下，从庶吉士制度入手，又扩展到翰林院制度，使我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在此过程中，我经常感觉到自己已融入翰林群体之中，产生时空交错之感。曾记得，春映北海之碧波，夏临辟雍之泮水；秋对西山之霜叶，冬踏燕园之晴雪；拂不尽厚重之尘封，展不完泛黄之古卷。品味着先哲们的雄文宏论，鉴赏着前辈们的峻美书法，我似乎看到了他们奋笔疾书的身影，听到了他们如数家珍的吟哦。当时民大图书馆藏有《大清历科状元策》，收集清代数十位状元与一甲及第者所撰策论，并附有当时阅卷官之评论批语，弥足珍贵，堪称奇珍。我昼夜捧读，如醉如痴，进而刻意模仿，不无小获。同时，我亦研读吾师钟翰先生所著《清史杂考》多遍，体味先生写作风格，渐有心得。加之博士论文由钟翰先生亲自审阅，经先生字字推敲，逐句润色，不知不觉中我的文风已悄然改变，逐步形成了自身风格。
本研究也影响到我职业的选择。我博士毕业后首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是因为我已有一种“翰林情结”，又认为其为翰林余绪，我悠游其间，可发思古幽情。由于我就职于民族研究所，决定了今后的研究主要应从民族史角度切入。所以，我开始关注翰林群体中的满蒙成员，完成并推出了《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一书，这也是当今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高级知识分子集团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发轫之作。这个群体近六百人，占清代翰林总数的十分之一，且独具特色，但就翰林群体研究的整体性而言，仅可管中窥豹。而要全面深入，则不能不向其他占群体九成的汉族翰林领域扩展。为此，我曾设计过对清代汉族翰林群体进行研究的框架，但因题目太大，一时难以完成；便思分阶段、分地域或分层次对课题进行分解，一步步设计并完成，最终整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可供我忙碌一生。而我十年来因从事科研管理，整日坐班，无暇蹲在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也就意味“徒有登山意，而无一身轻”。只能望青峰而浩叹，思绝顶而长嗟。
无奈之余，我只得另做打算。因杂志约稿，我陆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晚清翰林及其后裔的文章，应约稿者要求，篇幅一般为五千字左右，史料不加注释，文笔相对活泼，在不失严谨的前提下，注重可读性、知识性和启发性。陆续发表以来，得到不少同道的关注与鼓励。日积月累，现已完成三十篇，近二十万字，与真正的学术研究相比，难免失之于浅显，但就赢得读者而论，或可各有所长。
良史之范，讲求不隐恶，不虚美，客观公允，娓娓道来。我崇尚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持“国民应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之理念，更何况史家乎？不敬畏先贤者，必被后世所鄙夷。所以，我是怀着温情与敬意讲述诸位前辈的故事，钦其才华，慕其幸运，分享其成功，悲悯其遭遇，优游其间，心驰神往。为寻觅知己，在将上述系列文章罗列汇集之后，我决定按通俗读物体例推出，配上图片若干，相映成趣，可定位于学术领域个案研究的科普化表述，以期赢得更大范围的读者。文稿结集后，我一直奢望由我院下属的出版社推出，以成翰林佳话。天不负我，在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曹宏举副总编辑的约稿雅命后，我将拙稿奉上，幸得缪爱，得以由签版税方式出版。人海茫茫，知己难觅，今朝邂逅，何幸如之！此乃本书成型之原委也。
二、坚守领域，见贤思齐
遵周一良先生提示，我一直仿效翰林前辈为国分忧之使命感，从事科研管理近十年，不辱使命，尽职尽责，先后在《科研管理与评论》杂志发表管理论文五篇，三次在我院“科研管理论坛”上做主讲人，介绍管理经验；最值一书者当属首倡并积极促成我院特殊学科（绝学）扶持工程之设立，其间几经挫折，然屡败屡战，在全院上下有识之士大力支持下，终告成功。而作为学者，我深知聚拢精力之重要。东坡《赤壁赋》云：“寄浮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诚良言也。学者作为个体存在，一生苦短，才具受限，只有坚守一个领域上下求索，矻矻穷年，方可有获。尤其是资质鲁钝如我等者，再思四面出击，东游西荡，则此生必废无疑。我谨遵师命，自觉抵制经费、虚名等诸多诱惑，一直坚持在翰林及其相关领域深化拓展，颇有斩获。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各类文章三十余篇，我提出的“明清科举制度是四级人才结构”之新观点，已被学术界初步接受；2008年，《百科知识》发表我所撰《翰林院与翰林》一文后，至今已连续三年被用做全国高考语文模拟试题阅读范文，产生了一定影响；2007年，我所撰《清代翰林院制度》获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使多年夙愿变为现实。在当今“仅论文可算成果，余不足道”的大环境下，仍以文人自命，撰写并发表各类成果之外各类文章百余篇，其中十篇被先后被用做高考语文试题阅读范文；自2002年即戊午马年发表《马年说马》起，连续十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撰写春节专版生肖主旨散文；由于研究翰林，使我对学界翘楚的引领作用有深刻认识，自1999年起，连续十年访谈并撰写民族学界巨擘十余位，连载于我所主办的《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以《民族学名家十人谈》书名推出，而出版时，受访者有六位先后作古，成为绝笔，访谈价值不言而喻。雅士方面，我重拾早年各种雅好并知耻后勇，不断钻研精进，于琴棋、书法、篆刻、京剧等领域不断探索，曾参加北大民乐队并担任首席二胡；至今仍是京剧铁杆票友；以雅趣为纽带，与书法绘画篆刻戏剧等不少领域之成功人士交游切磋，成为挚友。同时，利用手中之笔，致力于对各种载体背后所依托的文化精神之发掘与归纳，并提炼升华。先后展示传统文化点30余个，其中20篇展示文章于2008年由中华书局以签版税方式推出，书名为《品物记：重温古人的优雅生活》，得到不少同道认可。同时亦不断体味、实践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在翰林领域连续推出著述，便是受围棋“做眼”之法的启发。2007年，时值院庆三十周年，我所刻“三十而立”篆印，有幸成为被刊发于《院报•院庆专版》上的唯一篆刻作品。此外，此番出版《百年沧桑话翰林》，我专为此书刻篆印五方，仿翰林对联之成法，撰写并手书对联一副，但未敢配于正文，而置于后记，以表对前辈之敬慕与服膺。近二十年之塑造，我已于不自觉中将自身融入翰林群体，我所刻并附于书封底之“翰林是前身”篆印，便是真实情感之流露，“翰林”二字取自徐三庚；“是”字取自赵之谦；“前”字取自吴昌硕；“身”字取自邓石如，可谓字字有法，冒昧奉上，而不惧“大言不惭、疏狂无忌”之诮也。
三、前贤引领 后昆效之
翰林院制度自唐至清，历经十余朝代，行之千三百年，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学术、文化及艺术等诸多领域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与此同步，亦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最高层次的知识分子集团即翰林群体。其在辅佐国君政务、传承学术文脉、提升文化品位、确立价值取向、引领乡里风俗等方面发挥过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此时此刻，发前辈之流韵遗响，展先贤之潜德幽光，至少在三个领域对当今时代的我辈有启示作用：
（一）先师曾孔子主张“君子不器”，其内涵是“有教养之人不应只局限于掌握一种技能，而应多才多艺，有全面良好的修养和宽阔无垠的视野”。的确，由于上述价值取向深入人心，形成历史惯性，致使传统社会士大夫也就是当今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大多具备通才素质。前已述及，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翰林前贤是其典范，同时拥有官员、学者、文人和雅士四种身份。所以进则出将入相，辅佐国君之政务，退则含饴弄孙，引导乡里之风俗。偶有闲暇，则兴会雅集，鸿来雁往，或曲水流觞，登高作赋；或填词绘画，切磋鉴赏，吟风弄月，把酒高歌，优游其间，物我两忘。而当今之我辈，却大多只有单一身份，不少官员无心读书，品学兼劣，终日营营，其俗至骨；一旦乌纱不保，便成拔毛之凤，落汤之鸡，百无聊赖，苟延残喘。学者除在自身研究领域索尽枯肠，推出“成果”之外，往往目光呆滞，华发苍颜，身无二技，情趣全无。文人无文，语言干瘪，境界低迷；雅士欠雅，志在稻粱，匠气难脱。先辈前贤之睿智洒脱，博学风雅，于俯仰之间，已成陈迹。必须承认，现代化是世界潮流，中华民族在复兴过程中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此过程中所失去的文化清单之中，有不少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颇具魅力、很有价值的精华与瑰宝。回首当年风华，忍见当今沦落，足令人慨然长叹，扼腕顿足。国人自古向往文人学士不仅要有德有才有貌，更应有情有义有趣。而趣从何来？无疑当出自琴棋书画印等艺能雅趣，乏艺能而思有品，无异缘木求鱼也。
（二）古代中国与欧洲各古老王国拥有稳定的贵族世系的情况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伴随着周期性政治危机的爆发，往往导致王朝更替，玉石俱焚，千古一系的贵族如凤毛麟角，只有被历代统治者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家族可算是跨越朝代而经久不衰者。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又无成熟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今日得势，刮地三尺，明朝被逮，物尽充官。所以，绵延千载的富家巨室也鲜见于域中。但对文化的推崇，却是一以贯之的传统，若想让家族跨越王朝更替而经久不衰，就必须让子孙读书应举，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也。至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已非常稳定而成熟，对社会生活影响之大，实难以形容。在汉族甚至少数民族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科举世家甚至翰林世家。这些家族中拥有科举功名、翰林头衔者绵延不绝，形成了厚重的尊师崇文的家风，在传统社会中享有崇高声望，产生过巨大影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科举世家的绵延不绝事实上是为中华文明延续着火种，等待着时机。当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来临之际，他们以超常的智慧与才干，与各民族各阶层的同胞一道使祖国逐步摆脱着危机，继而重新崛起。从林则徐到曾国藩，从李鸿章到蔡元培，救亡图存的行列中到处闪现着翰林及其家族后裔的身影。
    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这种尊师重教、绵延不绝的传统一直持续到近代。如俞曲园、俞平伯曾祖曾孙，商衍鎏、商承祚父子，周福清、鲁迅、周作人祖孙，张佩纶、张爱玲祖孙等。然而，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古老的文化传承体系出现了断裂，学术文化世家已泯然不存。这是当代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导致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近几十年之中，种种变故接踵而来，批判矛头首先指向文化学术领域。直到“文革”，人文知识分子累受重创，一日数惊。在这种情况下，国学大师莫说学术文化世家之承传，就连自身亦难保全。再传学术，不仅自己获罪，还要殃及子孙，真是得不偿失。“文革”收场，拨乱反正，政治环境大大宽松，然而拜金主义又开始盛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门庭冷落。绵延千载的优良传统竟在几十年中便被荡涤殆尽，足令人扼腕叹息。
    杰出的学术文化世家是中华文明的骄傲，学术文化世家的消逝反映的是时代变迁中的文化断裂，因此决不可小视。这绝非私人或家庭小事，而是社会问题。学术文化世家的重新构建，关乎未来中国学术之兴衰。我们应努力营造一种氛围，既能发挥诸位大师及其传人的潜质和努力，也要让外部社会条件与文化传承的规律相互适应。在文化学术制度建设方面，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作一番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跳出各种作茧自缚式的清规戒律，真正使文化学术人才脱颖而出。首先应当允许甚至鼓励有杰出成就的学术大家招收和培养子女做自己的研究生以继承父业。博大精深的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文化有极强的继承性，诸多研究课题或项目，往往需要一代甚至两代、三代学者前赴后继才可圆满完成，除了团队合作，学术文化世家往往更容易承担上述学术重任。探讨一下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现象的原因，为学术文化大师的产生而筹划，为学术文化世家的传承后继有人而鼓呼，应是一项具有忧患意识、超前意识的明智之举。
   只有不断追求卓越与崇高，生命才不失尊严与意义。而家长的价值取向，往往可对子女成长和一生轨迹产生决定作用。翰林前辈本身便是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内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理念的体现与载体，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不断进取的动力。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抉择面前，在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取舍方面，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境界与视野所起之作用至关重要。
  我们强调家学渊源，绝非炫耀学术世家的文化优越感，而应注重从两个方面认真思考。其一，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奇迹、生机勃勃的时代，个人价值取向的确立有时亦能超越家族价值取向，我本人便是上溯八代无一获得功名之人的平民子弟；其二，世家子弟享受了前辈之光荣，更有承继并光大家风之使命。其实，与其说做成功者的后代，远不如做成功者的祖宗更加光彩，更加辉煌。
（三）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有内圣与外王两大分野。其中内圣之学具有永恒价值。考察历史，中国传统社会黑暗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举世无匹，为了适应这种状况，我们的前辈抗打击能力超强，形成了一系列修身养性，获得心理平衡的有效方法和理念，无疑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恭俭平和、宠辱不惊，立人达人，澹泊敬诚，温柔敦厚，求实避名，含章可贞，善始善终，是永远值得我们效仿和追求的高远境界。而反观我们这一代人，却大多不知修身养性为何物。面对社会生态严酷，竞争压力巨大的现实，似乎只知自强不息，焚膏继晷以求出人头地，而经常忘记自己亦是沧海一粟，血肉之躯。急功近利，患得患失，却往往欲速不达，适得其反。环顾四周，生活情趣寡淡，周身肌肉紧绷，满脸愁云密布，双目血丝条条，头顶华发几缕，面部表情麻木，语言干瘪无趣之辈比比皆是，难以计数。当然，我们提倡修身养性绝非消极逃避，而是要以更健康的体魄，更健全的精神，更努力的工作以推动国家的进步，履行我们的职责，完成我们的使命。过去懂得并持有优雅生活理念与方式之人只是少数，而当今知识普及，休闲是所有人的权利。只要我们有这种意识，优雅的生活便可近在咫尺。
四、说古论今 寄望来者
当今的史学研究，在繁荣之中亦存隐患，而最大隐患当属歧途亡羊，难择其道。大而无当的巨型课题与毫无意义的无聊碎片交相辉映，共存共荣。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遑论读者、听众与看客，就连我等史坑中人，亦经常因进退失据而内心惶惶，不知其可。想历代太史前辈于“直笔人戮，曲笔天诛”的夹缝中艰难度日，却仍不乏晋董狐、汉史迁等良史楷模。而当今氛围宽松，法律日益完善，人戮之危已成依稀往事；而因自幼饱受无神论教育，吾辈向无天诛之惧。颇为滑稽者，如此洒脱之结果，不但未见更多良史现身，反而是秽史横陈，曲笔充斥，实令人费解。然亦不费，人非圣贤，物欲难灭，孔方兄之魔力在其中也。但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富，士之耻也。翰林前辈“贫贱不能移”之坚定信念，是对我辈的鞭策与示范。
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生机盎然，前程无量。但我们的使命是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而不致自灭的首要任务，就是弘扬自身文化，使之光大拓展，生生不息。作为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对传承和光大本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古语云：莫因善小而不为。何谓之善？提取并升华自身文化因子中可与当今社会接轨兼容的精华部分，如恢弘豪迈、博大深沉、宽容敦厚、推己及人等优点；而扬弃传统文化体系中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专制阴暗、狭隘偏执、媚强凌弱，违心造谎等毒素，以增强中华文化体系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加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无疑是我们应做之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文集便是本人为时代、为同人奉献出的微薄之礼。
我们这一代学人，成长于十年动乱时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不乏勇气与冲力，而奇缺的恰恰是学者所必需的功底、智慧与教养。二十年来，我经常为无知而震撼，亦常因鲁钝而懊恼。但此时不是要检讨，所以尽量展示心得与小获。我一直认为，学者在自身研究领域必须拥有自信，否则便有辱使命；靠“虚心”而长期厮混于学界的所谓谦谦君子，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偶像的作用是巨大的，作为以个体存在的每位青年学子而论，偶像的崇拜者与模仿者，数十年后很有可能就是其传人与后身。偶像的低俗与平庸，只能使后学茫然无路，虚度年华；而有意将低俗与平庸者树为偶像，则有误人子弟之嫌，必将理所当然地遭到后人的鞭挞与鄙弃。二十年来，我由寻寻觅觅到确立信念，由浑浑噩噩到自知之明，由初窥堂奥到渐入佳境。我由衷庆幸选定翰林研究领域，而有幸遨游于因无数先哲前贤口传心授、呕心沥血才得以绵延不断的精神长河；我真心热爱着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我由衷感激诸位良师益友与翰林前辈传授给我的治学之道和做人之本，这笔精神财富足以使我安身立命而有所恃也。但我们毕竟只能是过渡性的一代，时代把我们推到了不应有的位置与高度，我们缺乏的不是机遇，而是能力。我真切希望下一代尽快成长，赶上、超越我们并取而代之。
我坚信，长江浪滚，雏凤声清，后来者济济多士，生生不息。他们远比我睿智，但我只有敬佩而不自卑，因为我通过以勤补拙，也已小有斩获；他们远比我幸运，但我只是羡慕而不嫉妒，因为我亦不乏乐趣，那就是求知之乐、交游之乐、进取之乐。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在红尘万丈，低俗满眼的当今时日，我的声音尽管微弱而嘶哑，但只要发自肺腑，出于内心，就必然能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内欣逢知己，赢得共鸣。
最后，我想用书中最后的那首七言诗作为结语：诗曰：
百年沧桑话翰林，高华大雅久追寻。美雨欧风惊故梦，琴心剑胆护族魂。哲思似火驱蒙昧，史笔如椽判伪真。文运当随国势转，续绝立命待来人。

                                             
辛卯孟春于西城砖塔胡同太史堂

此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1年4月12日第12版，有删节。以上是未经删节之原文。

作者简介：
邸永君，笔名朝天，号太史堂主。1957年5月生于河北固安，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副主编。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得主，曾连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好作者”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