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82岁的刘凤翥先生，从“自学成才”到“退而不休”，研究契丹文字50余年，在国际学术领域被誉为“契丹文字的首席学术权威”。他在80岁时出版了第一部个人著作《契丹文字研究类编》，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阶段性代表作。近年来，他悉心培养了一批研究契丹文字的传承人，让“绝学”不绝。

新年第一天，收到刘凤翥先生的短信，内容是:“恭祝新年好。陕西省榆林地区在201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女真字摩崖。当地文物部门不懂得那是女真字、不知其重要性，更没有新闻意识。去年十月我见到照片后告知他们那是非常重要的女真字，快写篇东西发表。他们写了一篇报道稿，一直无下文。不知可否在贵报发一下?”

不由得想到去年到刘先生家拜访时，刘夫人李春敏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一样在做研究，没有退休不退休的差别，也没有放假不放假的差别。”

现年82岁的刘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契丹文字50余年，在国际学术领域被誉为“契丹文字的首席学术权威”，也被公认为是“目前世界上认识契丹文字最多的人”。创制于辽代的契丹文使用了270多年后于金朝被废，由于改朝换代的战乱和兵燹，用契丹字写的书一本也没流传下来，后历经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能识，被称为“死文字”。直到1922年契丹哀册重现天日，才让这个古老的文字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不过，迄今全球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数量也不超过30人。

刘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经常去出土契丹文字碑刻的地方拓制拓片，他的家也被称为“全世界收藏契丹文字最多、最全的地方”，甚至家中墙上所挂的字画也是用契丹文书写的。走进刘先生的书房，只见地上堆着一叠叠契丹字材料，门背后立柜中都是装裱成轴的捆捆拓本，还散落着好多未及装裱的拓片，简直快没有了落脚处。书房的桌上、架子上铺满了契丹文，旧式大衣柜里每一层都摆满了一叠叠的契丹文碑刻拓片，还有好几个大皮箱，里面也装满了契丹“天书”。而在家中别的房间，亦是到处可见被契丹文材料“侵占”的领地，甚至在卧室中还备有专门放置契丹文材料的大铁箱。厉害的是，刘先生说到哪个重要文献，立刻能从家中的角角落落里翻出来。他告诉记者，原本的家才50平方米，前几年搬到现在的家，有110平方米，“许多契丹文字相关材料，全北京就这里有一份”。

唯有一部著作出版的“世界首席契丹字研究权威”

在刘先生的床板边，堆着一大叠今年6月准备交稿的百衲本　《辽史》　材料，叠起来有小桌子那么高。从去年夏天开始，他每天坐在两个纸箱叠起来的“椅子”上，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校稿、标点。刘先生说，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商务印书馆的名品，但遗憾的是以前一直没有标点，2017年，这本带标点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将作为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的重点作品推出。

“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和几个学者一起做的项目。”谈到著作，刘先生说，自己研究契丹文50多年，“直到去年才第一次有了出版个人作品的经历。”

去年4月，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发布了刘先生编写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下简称《类编》)。《类编》共有四册，为八开本布面精装，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发布会上，许多文史领域的专家权威到场祝贺，其中不少是刘先生本科、研究生以及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同学、同事。说到刘先生的这本著作，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介绍，便是“这是刘凤翥先生迄今唯一一套学术著作”。

“出契丹学的书很费时间，这套书我写了十年，看校样又看了两年多。”刘先生说，写书和校稿的时候，除了午睡两小时，每天从早上8点看到晚上10点，甚至凌晨一两点也是常有的事。说到80岁才第一次出版著作，刘先生并不遗憾:“做学问不能什么都做，遍地乱撒籽，东一锹、西一锹地乱挖井。研究什么就要把它研究透了，达到别人没有的高度。”令他欣慰的是，《类编》　在业界被公认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契丹文字研究第四阶段的代表作。

刘先生介绍，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其中，契丹大字相传是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于神册五年(920年)，契丹小字为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所创，创制时间比契丹大字晚，但具体时间史书失载。契丹文使用了270多年，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诏罢契丹字”，此后契丹字逐渐废弃，从元朝到清朝，几百年来没有人认识这种文字。1922年6月21日，在现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地方发现了契丹小字《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两块碑刻，使得这一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古老文字才被极少数学者关注。学者们耗费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才让这门语言逐渐“起死回生”。

在刘先生看来，契丹文字属于真正的“绝学”———首先，契丹文不像西夏文等属于汉藏语系文字，而是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汉文文字没有互译互音的关系，极难辨认;其次，契丹字统共使用了270年左右，却失传了七八百年;再次，契丹文字不像女真文字有流传至今的《女真译语》、西夏字有流传至今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音同》等双解词典存世，全靠自1922年起出土的契丹碑刻进行辨识，而即使有些契丹皇族的哀册或墓志有汉文、契丹文两块，但文字内容却非一一对应，“就是各写各的”。这导致哪怕包括他在内的学者不懈研究了60余年，已辨认出的契丹字仍然是少数。

刘先生记得，早在1999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就提出“民族所是绝学成堆的地方，凡是离退休人员还能工作的，不要让他们在家闲着，要把他们‘哄，出来工作”。当时还提到“世界一流的研究所要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员”，提倡“扶优不扶贫”。2008年契丹文被列为特殊学科，2009年社科院出台了“扶持绝学”的政策，社科院民族所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五年时间总结出版契丹文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刘先生被聘为契丹文字的学科带头人，承担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在他看来，《类编》就是对“出成果”的交代。

在学界，《类编》　被视为契丹文字研究在新世纪的集大成之作。这套书共分三大板块七部分，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契丹文字的释义与拟音。在书中，刘先生将能够释义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单词或词组分门别类地予以编排，把能够拟音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原字一一用国际音标予以拟音，并举出构拟音值的根据。书中的“契丹文字的释义与拟音”部分，相当于一部反映契丹文字最新研究成果的小型字典。

除了资料全，学界评价《类编》的另一大特点是成果新。相对于由当年中国社科院“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复礼)编著并于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这套书囊括了近年来我国出土的最新材料。刘先生介绍，此前《契丹小字研究》收录的哀册、墓志铭之类的契丹小字碑刻资料只有9件。此书出版后的20多年来，新材料不断出土，墓志铭、墓碑、哀册之类的大件契丹小字资料共达32件，契丹大字的墓志铭和墓碑等石刻材料也已出土了12件之多。此外，契丹大字的木牍、印章、符牌等文物也陆续出土。这些都被收录于《类编》之中，还刊布了50篇研究契丹小字的文章和14篇研究契丹大字的文章。

刘先生记得，2009年这本书结项时，原本可以向社科院申请出版补贴，但他感觉“现在要经费不容易，我省下的钱能给别人用”，便决定自己出去看看机会。他首先想到的是“百年老店”中华书局，但根据一张图版就要35元的成本估算，他对书局也只是抱着“给出版就出版”的心态。当此书的责编找到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时，徐俊感到“这套书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经过书局领导层商议，不仅决定不要补贴出版此套著作，还将这套书列为重点出版图书。最终，共计1279页的《类编》一共印了350套精装本，面向国内外研究机构、高校、图书馆发行。2015年7月15至17日，在长春召开的“第三十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4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上，《类编》获得“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去年，《类编》　还申请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这套学术著作之所以包含大量新鲜出炉资料，或许得归因于刘先生的“退而不休”。刘先生告诉记者，1994年刚退休时，他就向室主任说明“不接受返聘”，以便排除干扰、集中精力继续研究契丹文字。据当时的媒体报道，1998年，刘先生参加了世界阿尔泰学会第41届年会，在会上宣读的《契丹小字70余年之研究》引起了巨大轰动。不仅在会场上接受提问不断，散会后提问者蜂拥而至，他连吃饭、休息都常常“不得安宁”。大会秘书长希诺尔认为，刘凤翥的研究太重要了，他的总结式学术报告为年会增加了光辉。时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的杨虎嫩，当场称刘凤翥为“当今世界首席契丹字研究权威”。

那么，为什么刘先生总能以最快速度获得比同行业其他学者更多的材料，而且经常获得研究成果的最先发表权呢?刘先生笑道:“出去的次数多了，交的朋友就多了嘛。”他说，由于契丹文字资料多出土于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并不在他的居住地北京，所以“那些地、县、市都广布了我的朋友，一有契丹文字资料出土，都会有人及时向我‘通风报信”。古稀之年的他，只要听说哪里发现契丹文字，都第一时间赶去拓制拓片，他几乎把出土契丹文字的地方跑遍了。“退休以后，出差基本都是自己掏钱。但是没关系，我们上无负担，儿女也挺争气。”刘先生说。

李春敏告诉记者，她常帮刘先生整理行李，除了简单几件换洗衣服，行李中基本都是制作拓片的工具。她说，刘先生对拓片的质量要求极为严格，每拓一份拓片，他都要往碑刻上打五六十遍墨，既要用力，又要均匀，力求碑刻黑白分明，不让字口蹭上一点点墨迹。有时候一天下来，刘先生已经腰痛剧烈，回到宾馆时都得咬着牙逐个台阶往上挪。蹭到床边他弯不了腰，只能挺直身子，猛地一倒，就再也不想动了。第二天，还得前往拓制。就这样，他把最近十几年来新出土的契丹文字全都拓回来了。

　“他(刘凤翥)退休以后根本停不下来，研究成果比在职时多得多，给社会做贡献了。”李春敏笑着说。

“我的契丹文字知识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年过八旬的刘先生不仅相当健谈，而且记忆力特别好。他可以如数家珍地报出各个契丹墓志的信息，包括发现的时间、相当具体的地点、墓志的主要内容，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从事学术研究以来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儿时的家庭故事，还是新近发生的学术事件，全都了然于胸。

与他们这辈学术大家多是书香门第出身又深受家学熏陶不同，刘先生坦言，他祖上三代行医，小时候由于战乱，差点连书都没读上。1934年11月，他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王朴村。解放前，由于农村卫生条件差，他的母亲生了八九个孩子，却有四五个没有成活。在抗战时期，千童镇驻有日军据点，也是八路军打游击的地方。当他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村里的学堂却由于兵荒马乱停办了。直到1944年春天，停办了两三年的学堂开始恢复，9岁的他才在爷爷、奶奶“家里得有个会认字算账的，以便赶集上店认得票子”的朴素愿望下开始了学堂生活。他记得，当时师生不讲年级，只有不同文化程度的概念，所以不同层次的学生挤在一起学习。从1944年春至1946年底的三年中，他学了六册　《国文》，还学了　《弟子规》　《百家姓》　《朱子治家格言》　等，也学了加、减、乘、除的低水平算术。

在北平上小学时，刘先生就听说过北大、清华和燕京等名牌大学的名字，他的伯父常常勉励他要上名牌大学。中学时代，他最好的学科是语文，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所以，我最早的愿望是学文学。”他说，在高中时，有天他偶然读到了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先秦卷和秦汉卷，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翦老的文笔特别好，史书可以当文学作品读。”这时候，同班同学魏金玺同学　(北京医院名医魏龙骧之子)　对他说:“翦伯赞在北大当教授，将来考大学时，你考北大历史系可以亲自听翦伯赞讲课。”结果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1957年考大学时，刘先生的第一志愿真就填的北大历史系，也幸运地考上了。

刘先生攻读北大历史系时，正值该系的鼎盛时期。由于院系调整，清华、燕京、中法等大学的历史名家全都集中到了北大。他记得，向达教授给包括他在内的13位中国古代史专门化专业学生讲授　《史料目录学》　时，曾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新出土的契丹文字碑刻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史料，可惜现在还基本没有被解读，如果彻底解读了契丹文字，必将改变辽史研究工作的面貌。”而且，向先生特别强调了制作拓片的重要性，刘先生还在课后向向先生请教了拓碑技术。“向达先生的教诲，与我后来选择契丹文字作为毕生的研究领域，是有很大关系的。”

读本科时，刘先生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他的本科室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王曾瑜回忆:“本科时，有一天凤翥的哥哥从内蒙古来，带了肉。不料凤翥在大饥荒年代，久无油水，不能一下子大鱼大肉，竟无法受用，半夜腹泻。”但王先生记得，刘先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是一丝不苟的，经常苦读到深夜。

1962年，刘先生大学毕业。当时教育部计划司的领导来北大做报告，说除了医务和财会人才供不应求外，其他专业的毕业生都有面临改行的可能，让大家做好所学非所用和改行的思想准备。由于种种原因，刘先生只得放弃自己的历史专业，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所1977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　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

刘先生清楚地记得，离校之前，他曾于1962年9月16日晚上去燕东园28号翦伯赞副校长的家辞行。翦先生对他说，不要认为历史系毕业生就应去历史研究所，不应去民族研究所，而且民族所的老先生比较多，更便于向老先生学习。“你到民族研究所之后，务必学习一至二种诸如契丹文字、女真文字、西夏文字之类的少数民族古文字。学了民族古文字不仅不会影响民族历史的研究，还会促进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国的民族古文字近年国内研究不够，国外却很卖力气地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刘先生说，当时听翦先生说这些话时他并没在意。临走时，翦先生送他至楼外，又对他说:“一定记住，去民族所之后务必抽时间学习一两门少数民族古文字。学了民族古文字说不定会对你终生受用无穷。”由于他一向对翦先生很崇拜，这才在回去的路上反复琢磨翦先生的嘱咐，尤其是“终生受用无穷”六字叮咛深深地打动了他，决心按着翦先生的嘱咐去做。“这是我决心研究民族古文字之始。”他说。

到民族所后，刘先生成了陈述教授的开门弟子。他曾把翦先生的话和想抽时间学民族古文字的想法对陈述先生提过。陈先生对他说:“不要好高骛远，历史就够你学的了。”但刘先生不肯放弃，当时他的室友是现在的西夏文大家史金波，也是王静如先生的开门弟子。他托史先生引荐拜访了王先生，向他提了翦先生希望他学习民族古文字的谈话。王先生对他说:“终生受用还是应该学马列，而且你是陈先生的学生，该找陈先生学习吧。”遭到婉拒的刘先生感到，要学习民族古文字，“只有自学一条路可走了”。

在史金波先生的印象里，刘先生在研究生期间学习非常刻苦，按照老师的要求，天天伏案细细研读　《辽史》　《金史》　等基本资料，认真做读书笔记。他记得，当时白天研究生们都在中央民族学院2号楼上班，那座楼晚上因无人住宿，便关掉暖气，办公室寒冷无法看书。所里为使他和刘先生二人晚上有自习的地方，便将6号楼一间小会议室借给他们晚上看书自习。刘先生有时在自习室看书时间久了，就用简单的刻刀篆刻石印调节一下精神。房内顶灯太高，瓦数又小，他便登桌坐椅凑近了顶灯篆刻。“那种又专注又有点滑稽的动作，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种喜好也许与他后来精湛的碑拓技艺有关。”

刘先生说，他在研究生的学习之余，只要有时间就收集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凡在期刊杂志见有契丹文字或女真文字方面的文章一律全文抄录，积攒了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各一大纸袋。”1966年7月，研究生毕业的刘先生留在了民族研究所工作。

不过，在刘先生来看，这些都只是基础性的工作。“我的契丹文字知识不是从课堂上听来的，也不是老师传授的，而是1971年春到1972年夏在‘五七干校‘，自学的。”刘先生笑着说，“我也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了。”

1970年3月14日，民族研究所全体人员去河南省息县东岳公社走“五七道路”，他被分配到8连2排2班。1971年4月4日，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五七干校”迁往明港兵营。同年“9.13”林彪事件发生后，干校的“运动”除了每天一小时的“天天读”之外，其他时间都是自学。“自学，那就是自由的代名词啊!”刘先生说，他不愿白白浪费时间，由于当时大环境仍是谈史色变，使他再次想到了翦先生建议他学习民族古文字的嘱咐，“语言文字无论如何也没有阶级性，民族古文字更是纯学术的绝学，与政治根本不沾边。”

当时有人把一本　《女真译语》带到干校，刘先生就借来抄录了一份，认真学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过瘾，又写信给在北京的妻子李春敏，请她把之前积累的装有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资料的两个纸袋子用包裹挂号寄到干校。“一共就十几篇材料，三五天就看一遍，背都能背下来，看多了也悟出了一些门道。”他说，当时不仅对各家之说逐步提高了鉴别力，能够分辨出哪个人的哪一点是对的，哪一点是牵强附会甚至错误的，充分吸收前人的一切成果。而且，还尝试做些解读工作，对《郎君行记》中的人名“黄应期”和官名“尚书职方郎中”等契丹字做了确定。

与他同在“干校”的史金波先生想起那段时光，至今感叹:“凤翥兄当时在‘运动’气氛紧张、人心惶惶、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于逆境中仍能气定神闲、心无旁骛地坚持恢复业务，是难能可贵的。”

1972年8月底，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学部“干校”人员全部撤离明港，返回北京。刘先生经常借机去设在城内考古所院内的中国科学院社科图书馆借书，继续翻阅和抄录以前所不掌握的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资料。那时候，不具备复印条件，李春敏老师就帮刘先生誊写契丹文字的交流材料。刘先生说，李春敏原本是中学地理老师，字写得好，又非常仔细认真，平时下班后就帮他刻钢板油印材料。“在我主导发表的研究契丹文的文章中，所有契丹文字都是由李老师全文临摹、录入的。”刘先生说，直到现在，李春敏还一直帮他誊写契丹字，《类编》中的33件契丹小字碑刻和13件契丹大字碑刻，都是由李春敏对照拓本全文摹录的，甚至这套书的封面题签也是由李春敏题写。他说，李春敏不认识契丹字，先“照猫画虎”，再等他一一校验。

这些油印好的契丹文字资料经刘先生分类编辑，送给侯方若、苏秉琦、夏鼐、翁独健等前辈，也散发给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社科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和民族所的图书馆。“收到的都是正面反馈，对我是莫大的鼓励。”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学部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恢复业务工作。经个人申请，领导批准，刘先生正式走上了终生职业研究契丹文字的道路。

“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为后人铺一条平坦的路”

除了“出成果”，这些年来刘先生更关心的是如何“出人才”。2004年，应北大历史系教授刘浦江　(已故)　之邀，刘先生为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开设了一学期的《契丹文字》　课程，上课用的课件全是他自己用电脑制作的。“2001年，我才跟儿子学的打电脑。那时候觉得要让年轻人学契丹文，不会电脑可不行呀。”刘先生说，他没学过拼音，年近七旬背起了五笔字型表，“我当时想，什么时候背下来了什么时候买电脑。”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资助了15000元课题费给刘凤翥先生从事契丹文字研究。当年年底，北大催促刘先生报销，刘先生就花了12000元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开了张5000元的耗材发票去北大报销。从那时起，他向儿子学习用拼音输入法，很快就能用电脑写作、做课件了。

刘先生坦言，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绝学”相比，报考、学习契丹文的人更少。在他看来，撇开契丹文本身的学习难度不说，还有两大现实的原因阻碍了年轻人选择以契丹文研究为生:一是材料少，难有论文发表;二是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所以，对于愿意从事契丹文研究的晚辈，刘先生总是格外“珍视”。接触过他的后辈学人，多受他提携。据说，刘先生与别人合作发表论文时，经常将别人的姓名排在前头。“基层多难，做点成绩多不容易啊!请我来鉴别、合作是对我的信任，能帮就帮。”刘先生说，“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多为后人铺一条平坦的路。”

刘先生说，在北大开讲的《契丹文字》，恐怕是契丹文字首次作为一门正规的课程在大学开设。“我作为这破天荒第一次开设课程的讲授者，虽然70岁了，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一点也不觉得累。”刘凤翥说，每次他都请住在家附近的一名出租车司机送他去上课，风雨无阻，“看着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讲的样子，我就特别高兴，做自己高兴的事就不觉得累了。”

在授课过程中，刘先生发现一位名叫康鹏的学生尤为认真，经常向他求教。康鹏是刘浦江的博士生，主攻辽金史。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平日里积极提问，还用数码相机把近一万字的契丹小字拍了下来，在北大方正系统中建立起一万多个契丹小字的字库。刘先生说，这些电子资料库里的字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字号任选，用起来极为方便。近两年来，刘先生文章中出现的契丹小字都是使用了这个电子资料库。

如今，康鹏已经是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名副研究员了。不过，康鹏这份工作可谓“来之不易”，花费了刘先生一番心血。原本康鹏应于2008年暑假毕业，刘先生在2007年秋，就给民族所领导和人事处都写了报告，请求等康鹏毕业后把他招来。为了让康鹏赶上社科院2008年春季招聘的机会，刘先生特意劝刘浦江先生让康鹏提前到2008年1月毕业。但当时一位研究室主任对刘先生的这份报告批复了“不要”二字，大致理由是认为康鹏“专业不对口、知识面窄、不会少数民族语言”。康鹏毕业后，刘先生又给社科院人事局的局长写报告，请求把康鹏招进来，如果民族所实在不能收，就安排去历史所。在老先生的力争之下，加之康鹏本身学术条件的优秀，康鹏终于进入了社科院历史所工作。

前年，另一位年轻学者陈晓伟能进社科院民族所工作，刘先生亦是功不可没。刘先生记得，这名年轻人2010年进入北大攻读史学博士，在读期间经常向他请教契丹文知识。撰写的有关契丹文字的文章很有水平，有时还会在文中订正或修改刘先生的一些说法，这让刘先生颇为欣赏。陈晓伟博士毕业后，想进民族所工作，便托刘先生给推荐。刘先生先后给社科院院长、民族所领导和科研局领导写报告，最后经院学术委员会投票通过，经院长办公会议批准，增加了一个“引进绝学人才”名额，将陈晓伟招进所里工作。

如今，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张少珊正跟着刘先生读契丹文字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今年春季就可以毕业了。刘先生说，2013年赤峰学院提出想办一个研究契丹文化的基地，张少珊毕业后将回学校给本科生开设契丹文字课程。

“谁也不希望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进行学术研究。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一直处于领先，绝不能让这门学问断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刘先生说，近几年为了普及契丹文字知识，他已经在辽宁师范大学、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赤峰蒙古族师范专科学校、中央民族大学举办过契丹文字讲座。“我盼望有志于此的青年朋友加入契丹文研究领域中来，每30年到50年，契丹文字的研究水平就会出现一次飞跃。下一个30年，是康鹏、陈晓伟、张少珊、吴英喆等人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一定会把契丹文字研究水平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做学问，就是发现亲爹恩师的错，也得指出来”

刘先生总是笑眯眯的，看起来就像和蔼可亲的邻家爷爷。但他的一名学生告诉记者，刘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可不是“老好人”，对己对人的学术要求都近于严苛。更让他钦佩的是老先生敢于说真话:“公开指认赝品‘打假，相当得罪人，你想想有多少金钱、名誉的利益链条纠缠在一起呀!”

说到这一让后生最佩服之处，刘先生却不以为然:“当然要打假!　何况做学问，就是发现亲爹亲老师的错，也得指出来!”

他记得，从1922年发现第一方契丹字哀册以来，直至1982年，不过才出土了9方墓志之类的碑刻。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几乎年年都有通过考古发掘或民间盗掘出土的契丹新墓志。早年没有赝品意识，很多金银器上乱堆一叠契丹字，就被误以为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后来，造假之风盛行，人们开始有了请专家鉴定的意识。他曾应邀去多家博物馆为馆藏契丹墓志做鉴定，有的一看就是前言不搭后语、拿几块契丹墓志拼合而成的伪作。遇到这种情况，他不仅会当场指出这些伪志是如何拼接的，还会告诉大家被“借壳”的原志现存于何处。

为了避免更多人上当，刘先生只要看到契丹文字的墓志、铜钱、印章，全都拓印下来，“假的也拓，可以作为反面教材”。不过，现在造假技术越来越高，已经不是简单的契丹字组合，而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看出。很多时候，一些博物馆，特别是私人博物馆还是抱着“万一买到的是真墓志就发财了”的心态，给了不法分子以可趁之机。

刘先生记得，2006年7月，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给他看了一方准备购入的墓志，他一看逝者的身份翻译成汉语是“国舅的宰相的横帐的”便知是假。他解释道，契丹族姓氏只有两个，皇帝家的姓耶律，皇后家的姓萧(即使是奚人，只要嫁给契丹皇帝就要改姓萧)。按此逻辑，“国舅”应该姓萧，而“横帐”在契丹语里是“皇帝的兄弟”之意，那又应该姓耶律。既然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姓氏，刘先生很快就鉴定此方墓志为假。

一个文物贩子曾经告诉记者，别人买了新的文物请他去鉴定真假，他有一个原则:“不管真的假的，一律说是真的。”他坦言，货源就这么些，说到底大家都有生意关系，若是指认甲在乙这里买了假货，那乙以后怎么做生意?　而甲被当众说花了冤枉钱岂不是也没面子?而自己将来又要如何和甲乙相处?“坏点人情、撕破脸皮这都不算什么，怕的是有些上百万的假货指认出来摊上身家性命。”他感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物鉴定界很多所谓“老法师”都是“好好先生”的原因。

刘先生说:“我孩子跟我说，别再说人假了!但是我看到了还是要说。”他曾因此接到过恐吓电话，让他“小心点”。“有什么好怕的?”刘先生笑笑，“大不了取我一条命，要了我的命他自己也别想活。是假的我就得告诉人家。”

让刘先生焦心的是，随着国家对绝学的扶持力度增大，近年来“故事项目”多了起来:一些学者把材料发表到国外，再加上文物贩子编造的故事，让伪研究、假金石横行。比如，内蒙古某大学拿着假墓志当文物去教育部申请项目，他多次劝告对方“早认错比晚认错好”、“学术的东西不能强求”，但是对方仍然一意孤行。刘先生说，“故事项目”漏洞百出，编造牵强，这是有悖学术伦理的。“做学问，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用‘或许’、‘可能’，这些模糊词汇来解释。”

更让刘先生担心的是，有些学者竟做起了假文物的幕后推手，以内行身份向文博单位推荐赝品，从中牟利。有次，某研究机构花重金购入了一方墓志，刘先生认为这是相当明显的伪志，当场指出。对方不死心，请了一名晚辈写论文从种种角度进行辩解，旨在推翻刘先生的鉴定结果。刘先生得知后，只能自己写文章一一批驳。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年，但今时今日说起来，仍能明显感受到老先生的遗憾。

文汇报2016年02月26日 记者 单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