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为背景，语言的发展演变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认识新时期语言发展的形式和特点，这是语言学理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试以非线性科学的角度加以简单阐释。

一、语言系统更趋开放和复杂，非线性发展特征凸显

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符号信息系统，其复杂性首先表现在语言结构上。此外，语言又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而频繁的信息交换关系，从而增加自身的复杂性。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条件下，语言发展的开放性和复杂性更趋凸显。主要表现是：

1.语言的开放性范围扩大。在传统社会中，一个民族和地区的语言，其信息系统通常只反映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知识。但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语言及文化之间的空间界限和交流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对一个语言系统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如海然热所指出的：“在那些人们足迹所至，无法恪守传统身份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他们的语言仍在使用，但频繁的接触导致那些挟带金钱、技术和意识形态而来的语言的传播成为不可抗拒。”[1] 如“克隆”、“厄尔尼诺”、GPS、WTO等特定领域的新词，也会出现在乡村语言甚至少数民族语言中。

2.语言系统对外部系统的反馈更为敏感。借助信息化条件，人们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以极快的速度反馈到语言系统中，而不再需要传统社会中长期的积淀和传播过程。尤其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热点话题和概念，更易引起语言系统快速而敏感的反应。汉语“超女” 、“蚁族”、“富二代”、“山寨”等大量新词的快速传播，体现了这一特点。

3.语言群体流动增大，语言系统的接触更加错综复杂。在全球化和城镇化背景下，语言个体的流动量大面广，无论城市和乡村，都已很难找到传统社会纯粹单一的语言社区。语言接触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4.个体性扰动对语言系统发展的影响凸显。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其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在新的条件下，借助信息化技术平台如微博等新媒体的网式信息传播结构，一些个人的语言活动及表达方式能够呈几何级数传播到群体的语言生活中，个体性语言活动对语言系统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加之网民数量众多，语言发展和变异的参与主体数量众多且分散，对语言系统发展造成的扰动有目共睹。

二、外部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增大，语言发展的内在确定性受到削弱

语言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方向和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短期内不容易看出，但长期看则是明显的。正如萨丕尔所指出的，语言里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成分、每一种说法，每一种声音和重音，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沿流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2] 这里的“沿流”，可以理解为语言发展的内在确定性。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流动少，语言的发展以内部演变占优势，发展具有内在确定性。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山川阻隔，语言社区相互独立，语言总体上按内在的格局自然发展，其发展的内在确定性更加鲜明。

而当今中国的语言发展和演变格局，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外部扰动对语言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语言的发展经常偏离原有轨道，进而削弱语言发展的内在确定性。

以汉语为例，词汇系统中英文字母词越来越多，这是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对汉语语言系统造成的扰动。英语字母词的吸收有其必要性，但也需控制在一定数量以内，否则将影响汉语和汉字的原有性质。又如，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但“范跑跑”、“楼歪歪”、“高大上”、“白富美”等随着社会热点问题形成的特殊网络词语，造成了汉语构词的新变化。一些不符合汉语原有组合规律的结构，如“被增长”、“被就业”、“被自杀”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通用。再如，从类型学上看，汉语是动词型或动词优先语言，而英语则是名词型或名词优先的语言，但受英语影响，汉语的动词型句子“祝您旅途愉快”经常被说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旅程”，这实际上是汉语中的英语表述。这类句子的大行其道，对于汉语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

三、语言发展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更加凸显

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又称蝴蝶效应，是人们早已熟知的浑沌系统的根本特征。在浑沌系统中，只要初始条件稍有偏差或微小的扰动，就会使系统的最终状态发生巨大的变化。语言系统的发展完全符合浑沌系统的特征。萨丕尔指出，一种沿流，从语音的轻微调整或扰动开始，会在几千年的历程中引起最深刻的结构变化。[3] 这种轻微调整或扰动，就是一种初值的形式。

当前的语言发展在新的条件下，蝴蝶效应现象更趋突出，且更具时效性。在传统语言发展中数十年乃至成百上千年才能完成的变化，在新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就会实现。原因在于语言的传播和影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和变化，能够通过特定场合和条件，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到全民语言中。例如，以严谨著称的《人民日报》于2010年11月10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文章，由于其权威性和号召力，一直仅限于网络使用的“给力”一词一夜之间蹿红神州大地，扩散到全民词汇系统中。这一事例堪称新时期汉语发展蝴蝶效应的最好例子。其他因各种个人语言行为以及偶然、突发事件而引起的语言新变化，不胜枚举，导致特殊的语言现象屡见不鲜，各种新词爆炸式增长。句法方面，如各种“体”的层出不穷以及“全民造句狂欢”，其发展变化，都带有特定条件下的偶然性，但涉及词法和句法，其影响也值得密切关注。

四、分形的消减及语言分化趋势的弱化

在浑沌系统的演化过程中，系统因空间分布、社会条件及其他各种因素的不同，会发展成为与母系统整体相似的子系统。这些具有自相似性的子系统或层次结构就是分形。

语言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它有着多层次、多方面的分形结构。例如，地域方言可以视为语言的分形，它是语言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的结果。除了地域方言以外，与语言系统发展相关的还有各式各样的分形。如萨丕尔所指出的语言的个人变异：“仔细考察一下每一个人的言语，就会发现无数细节上的差别……可以说，他们说的不是完全相同的一种语言，而是这种语言的各种稍有分别的方言。”[4] 又如，维拉·露西亚指出，语言习得因生物认知、信息输入、互动模式、社会历史语境、自动性、所属、情感、动机等不同而对应于不同的分形[[5]]。这些分形，实际上代表了语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在传统社会环境中，语言因空间分布、社会条件及其他各种因素的不同，会分化出不同层次、不同标度的分形，语言的发展也以分化为主流。

但在新的时期，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条件下，以强势文化、网络文化、城镇文化为依托的通用语言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个体变异的渗透和约束力不断增强。总体来说，就是语言的各种分形形式逐渐向通用语言和强势语言趋同，分形消减，语言发展的分化趋势减弱。

当前，由于受汉语的深刻影响，很多少数民族语言不仅在语音、词汇上日益受汉语的影响，语法结构也向汉语趋同。各地汉语方言在词汇、语音和语法上不断向汉语普通话趋同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强势语言通过不断增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日益密切频繁的人口和社会流动，再加上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的支持，对弱势语言和方言的影响将更趋凸显，语言融合已经成为语言发展的主流。尽管在网络语言的冲击下，语言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但并不能改变语言地域、社会、个体变异弱化的总体趋势。

五、结语

1.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语言发展的模式和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非线性科学理论可以为观察和解释新时期的语言发展特点提供新视角。

2.在新的条件下，语言作为开放性系统的特点更加凸显，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及内部结构，受外部系统扰动加剧，导致语言发展突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给新时期语言规范工作带来挑战。

3.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语言历史发展的模式发生显著改变。传统封闭性社会中，语言发展以分化为主流，在时间序列上有序分化；在新时期，语言分化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趋于解体，语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更为密切，强势语言的影响力更加凸显，融合趋势成为语言发展的主流。语言历史演变的谱系树模式日渐式微，“倒河网状”演变模式更加符合当前和今后语言发展的实际。

4.在新的历史时期，弱势语言功能弱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对此要客观认识。党和国家适时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正是在科学、客观认识这一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来的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方针。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9日语言学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