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沃土而产生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理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原创性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建构的指导思想、基本方法和根本原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两个结合”是能够产生新价值、新思想、新事物的，是有着 “深刻化学反应”的创造性、创新性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获得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两个结合”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引领与中华古老文明传承发展共同筑牢了道路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赓续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

　　从本体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全面深刻地总结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特征和精神。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强大和自我创新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文化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和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从“九个坚持”到“十四个强调”再到“七个着力”等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指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文化建设的政治保障上，提出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建设的发展理念上，强调赓续中华文脉做好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上，强调坚持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在文化建设的理论建构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从文化建设的内容主旨上，强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树立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精神，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文化建设发展的价值目标上，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的统一，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历史逻辑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类文明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古代到现代的演进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融贯历史与现实，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历史性地揭示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大方略，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遵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动态递进、不断发展、开放创新的思想体系。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现代转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而造就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坚持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立根固本之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所创造的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丰富多彩，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不竭源泉。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径。新时代需要让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文化精神，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化的表达形式，增强其现实影响力和感召力。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路径。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更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长期交流中发展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就要秉持开放包容，更广泛地与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推进尊重彼此文化差异、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当前，我国物质文明建设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实逻辑

　　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对理论的检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来源于实践，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得到检验。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从实践出发，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基础之上，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要求和工作部署，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推动了文化建设理论创新成果的实践运用，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科学实践体系。

　　在战略指向上，将文化建设与宣传思想紧密相连，强调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精神和全体人民共同价值的构建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要着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武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在文化创作中要以人为本，创作出引发人民思想共鸣、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优秀作品。

　　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有力途径。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应加快培养造就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发挥新闻舆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引导力，更有效地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

　　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应加快建设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重大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加快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赓续中华文脉，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要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固本铸魂的基础工程。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承，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明是顺应信息时代潮流、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要求。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应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顺应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迫切需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要拓展海外媒体合作传播，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机结合的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等其他领域的思想理论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