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秋节前夕，我去我的老师罗贤佑家中拜访，同时也汇报了《翁独健评传》书稿的准备情况。罗老师是翁先生1978年首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的4名研究生之一，毕业后留在民族所继续跟随翁先生学习，对翁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品格、人生境界有着切身体悟。谈话之中，罗老师满怀深情地回忆起翁独健先生生前的点滴片段，一幅由记忆重拾所形塑的翁先生的学术人生剪影徐徐展开。

翁独健，原名翁贤华，1906年11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坑边村的一个贫寒家庭。3岁那年，一场小儿麻痹症使他成了一个步履维艰的残疾人。翁先生的母亲十分开明，他语重心长地开导儿子：“你是个残疾人，不能同别人相比，如不发奋读书，学到本领，很难自立，到时后悔就迟了。”母亲的话影响了翁先生的一生。先生所在的乡村小学有个有趣的规定：每学期结束时，给前三名学生发肉包子作为奖品，第一名最大，第二名次之，第三名最小。包子本身虽然不足称道，但对于那些笃志嗜学的儿童来说，都把能够得到包子当作无上荣耀。翁先生四年级上学期就得了个“二号包子”。之后，他学习更加刻苦，从四年级下学期到融美中学、英华书院，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在英华书院读书期间，他拒绝了家里筹办的婚事，心无旁骛，笃志求学。为了表明自己一脚虽跛，也要行万里路的远大抱负，他放弃原名，给自己另取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名字——翁独健。

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翁先生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1928年夏，先生从福州乘船北上，由于路费无多，只好搭乘运载虾酱的货船先到青岛，几经周折才到达燕京大学。”罗老师讲到这里，眼圈有些发红，声音有点哽咽。稍微缓了一下，罗老师继续说道，“燕京大学名家云集，有不少学者都对翁先生的学术发展产生过影响，但最为重要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位学者，一位是陈垣先生，一位是洪业先生”。

在大学一年级时，翁先生就萌发了从事蒙元史研究的想法，其契机乃是听陈垣教授的一次讲课。当时，陈垣教授开设了“中国史学评论”。课上谈到19世纪以来，就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巴黎，因为那里有几位名噪一时的汉学家；后来日本人又雄心勃勃地声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陈垣教授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应该把它抢到北京来。

按照燕京大学校方规定，一年级学生不得享受奖学金，膳食书籍等项费用全部自理，翁独健先生既无家庭支持，也没有亲朋资助，只得勤工俭学，靠拔草等劳动来维持学业。大学二年级时，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奖学金，得以专心致志钻研学问。自1923年即开始执教于燕京大学、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洪业教授对这位勤勉好学的年轻人格外赏识、青睐有加：“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洪业教授指出，辽金元史是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日本学界对此相当重视，我们也应该有人从事这项研究。

在陈垣、洪业等知名学者言传身教下，翁先生决定选择蒙元史研究作为毕生从事的事业。1932年5月，翁先生提交了学士毕业论文——《元田制考》，对元代田制之沿革进行了详考，得出“元代田制，皆沿前代之旧，无根本创革”的结论。

1932年前后，翁先生因为研究道教史要搜集资料，经常检用《道藏》。但《道藏》分量大，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书，每次翻查都感到十分困难，就向导师洪业教授提议编纂一个《道藏子目引得》之类的书。洪业非常赞同，破格吸收他加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担任《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工作。

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期间，翁先生研究侧重的是元代社会史和宗教史。1935年，他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之后，翁先生以优秀成绩获得赴美留学奖金，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蒙元史。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期间，他运用中西考证比较的方法，对爱薛这个13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徒进行全面研究，写出了一篇独具匠心、深具功力的英文学术论文《爱薛传研究》（Ai-Hsieh: A Study of His Life），并由此于193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罗老师补充说道，“因各种原因，先生的博士论文至今未公开出版，但是，《爱薛传研究》至今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推崇，在国际蒙元史学界享有盛誉”。

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翁先生即赴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学习蒙元史。1939年初夏，翁先生携夫人从法国马赛启程归国。回国后，陆续发表《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与《元典章译语集释》等论著，推进了蒙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继王国维、陈垣等老一辈学者之后，翁独健先生又与韩儒林、邵循正、杨志玖等先生一道，以新的成果推动蒙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我国蒙元史研究领域树立起新的里程碑。

翁先生回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寇肆虐，国难当头。当时物价飞涨，薪金微薄，全家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尽管如此，他宁肯课余去教家馆，甚至当掉结婚戒指，也不去待遇优渥的“伪北大”任教，展现了一个正直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罗老师还回忆起翁先生给他们上课时的情景：“先生目光炯炯，手里握着一个烟斗，经常用《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教导我们，要我们‘顶天立地做人，勤勤恳恳读书’，要做个‘站得住’的人，要做有人格、有国格、讲气节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翁先生担任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政务繁多。尽管如此，他仍没有放弃对历史科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他负责点校《元史》，贡献尤著。

改革开放以来，翁先生重新焕发学术青春，组织了对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的翻译；主持了拉施特《史集》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汉译校订；负责编写《蒙古族简史》、编辑《全元诗》与翻译《马可·波罗行纪注释》；并主编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卷》等多部深具影响力的论著和辞典。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已是夕阳西下。我起身告辞，罗老师送我到地铁口，边走边为我解压：“《翁独健评传》写好，的确得下一番苦功夫，但也别有太大压力，我给你做后盾，为书稿把第一道关。”一股暖意悄然流遍我的全身，正好抵御了初秋北京的丝丝寒凉。

◇刘海涛（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