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年之历程，朱汝珍之名可谓光彩夺目，如雷贯耳。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科举起家，考取清光绪甲辰恩科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直入翰林，授职编修；且曾苦心孤诣，潜心多年，钩沉辑佚，穷搜博采，纂成《词林辑略暨词林姓氏韵编》计一函五册，于全体翰林前辈及同僚之科第、籍贯、生平、官职及著述等予以记述、考订，精准而详备，成为后学研究清代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之重要参考资料。汝珍晚年，卜居香江之畔十载，与香港结有不解之缘。其间为接续炎黄文脉，弘扬民族精神，构建香港学术，贡献尤多。堪称人中之杰，值得一表。
一
朱汝珍，字聘三，号隘园、玉堂，广东清远人氏，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据其本人亲纂《朱氏族谱》，朱家先祖乃于明末迁入清远县。天祖（六世祖）朱清之后，起家科举，历代为官。父猷章公，以追剿太平军之功，候选知府，遂安家于省城广州。有子八人，汝珍生于同治九年（1870），排行第七。光绪四年（1877），父亲去世，随母迁回清远县城；四年后，随长兄朱汝琦赴北京读书。光绪十五年（1889），汝珍回乡参加县试，考取全县第一名生员即秀才（时称案首）。旋入广雅书院、羊城书院深造，治经史之学，兼习时事、经济、地理。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广州府试第一名，考取丁酉科拔贡生（国子监贡生五种来源之一，每十二年选拔一次，逢酉年举行，难度最大，水准最高），入北京国子监肄业。翌年参加国子监朝考，考取一等第二名，钦点七品小京官，签派刑部江苏司，学习法律。三年后，升任刑部主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部司员考试，三次考取第一名，升江苏司正主稿，总办秋审，参修律法。
就功名而论，清代国子监五种贡生仍属秀才级别。欲思进取，仍需参加乡试，然可试于顺天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汝珍于顺天府应癸卯科乡试，初试为第31名举人，复试为第196名，考取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应甲辰恩科会试，考取第105名贡士。复试名列一等第19名。五月应殿试，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朱汝珍中一甲第二名（榜眼），赐进士及第；另据朱汝珍亲编《词林辑略》卷九，朱汝珍，榜眼，授编修。后官候补知府，赏食三品卿俸禄。辑有《词林辑略》。出于其本人之手，无疑夫子自道也。
《神童诗》有云：“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用于形容科举时代进士及第后命运之骤然改变，最为贴切也。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甲辰科传胪大典于太和殿隆重举行。钟鼓韶乐和鸣，鞭炮不绝于耳。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员，与新科进士向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置于彩亭中之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门行至午门，中道而出，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随榜亭而行，出午门后由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至东长安门内，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其进酒、簪花、披红，并亲自送三人上马。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城，这便是骑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进士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而随着光绪三十一年科举之废，甲辰恩科竟成科举之千年绝响。时年，汝珍三十有四。
坊间盛传，朱汝珍原本被主考官定为状元，只因籍贯与姓名之故而失之交臂。按殿试成例，主考官对所有考生试卷阅评完毕，即选出最优者10份，并按名次排列，其中朱汝珍列第一，刘春霖第二，呈慈禧太后“钦定”。太后翻开“头名”试卷，虽见文辞顺畅华丽，但字体却为粗笔楷书，因慈禧偏爱清新疏淡之字体，不禁连连摇头。再看籍贯，竟为广东，姓名为朱汝珍，心中邪火陡然升起。不禁联想到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反清“大寇”孙中山；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朱”与“诛”同音，颇为不吉；又有“珍”字，不禁想起被她下令推入井中溺死的光绪宠妃珍妃，便顺手搁置一旁。而当年正值京师大旱，再看下一位，刘春霖之名，堪为吉兆；且书法清新秀丽，颇入太后法眼。故而钦点为状元，朱汝珍因此屈居榜眼。此说流传甚广，真假莫辩，姑且一听。
汝珍及第后，即入进士馆习政治、外交、经济等新学，以适应社会之变。是年冬，衣锦还乡，祭祀宗祠。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入速成科攻读法律，研读世界各国法律，撰写论文。同年，清廷宣示预备立宪，社会进程提速。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汝珍学成回国，参加进士馆游学毕业考试，以80分，名列最优等第六名。旋授法律馆纂修，兼京师法律学堂教授。与日人松冈义正、岩井尊文等合作，编修《大清民律》。是年底，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并于宣统元年（1909）与日人志田钾太郎合作起草《大清商律》。是年底，《大清商律草案》获得通过，又进呈《中外刑法比较》十卷，授侍讲之职，赏五品衔。翌年初，授德宗实录馆纂修官。六月，清廷举行首次法官考试，汝珍赴贵州任副主考官，成为朝廷法学新进。
天有不测风云，宣统三年（1911），武昌炮响，大清祚终。翌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溥仪逊位。然按皇室优待条件，不废帝号，仍暂居紫禁城称孤道寡，官员、随从千余人仍得留用。汝珍标榜“不食周粟”，誓不仕民国，追随溥仪小朝廷，甘做皇清遗老。时年，汝珍四十有二。
二
就立场而论，汝珍属保守一族。因功名显赫，器宇俨然，加之才学卓异，忠心耿耿，汝珍颇受小朝廷倚重。民国二年（1913），以书法醇正，得奉旨恭书神牌，事成，赏加二品衔。是年，与朱应彪合编《藏霞集》。至1916年11月，撰就《德宗景皇帝本纪》。两年后，《德宗景皇帝实录》成稿，授汝珍为南书房行走。至1922年1月，《德宗景皇帝实录》终告完成。汝珍夙愿得遂，功莫大焉。此后，又以奉旨清查内府珍藏字画文物之功，赏食三品俸。此时，汝珍已成逊帝溥仪最为信任的所谓“股肱之臣”、“国策顾问”，有上条陈密奏，参与中兴大计之责，其先决条件“留发辫，且不食周粟”。至1923年，汝珍已有“头品顶戴、南书房行走、翰林院编修”等显赫头衔，并奉旨编纂《德宗景皇帝御制诗文》。
民国十三年（1924）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裁减优待清室条件，废除帝号，将溥仪逐出紫禁城，迁往醇亲王府。大难临头，朱汝珍一直随侍在侧。是月底，溥仪从醇王府避入日本公使馆。翌年2月，溥仪“召罗振玉、朱汝珍等遗老至使馆，秘商出走之计。受溥仪旨派，汝珍赴天津日本租界宫岛街，租下与日本总领事馆毗邻的张园。23日，溥仪化装出走，秘密潜往天津并入住张园。此后，溥仪为人身安全考虑，于是命汝珍起草致日本皇太子书，欲使日本政府护送溥仪赴东京。罗振玉、郑孝胥、朱汝珍等一干遗老，每日恭候园中，觐见朝拜，策划复辟事宜。至1929年11月，汝珍六十岁寿辰，溥仪御笔钦书“福”、“寿”二字以赠，并赐瓷瓶、银杯、紬缎、普洱茶等品物若干，以为贺礼。至此，汝珍备享尊荣，开始急流勇退，逐渐从溥仪核心重臣行列中淡出。
人至高年，愈加怀旧。翌年，汝珍回故乡清远一游。是年夏，清远飞来寺新亭落成，汝珍撰《爱山亭记》以志之。是年冬，汝珍未回天津，而是赴上海小住。1931年清明节，汝珍回乡扫墓。其间出银四百两，赎回父亲遗产“太守第”，产权归自己及子孙所有。后将房屋出租，租金用作八房宗亲扫墓经费。睦亲恋土之情日趋强烈。
三
清廷逊位时，不少粤籍翰林进士等科甲中人陆续迁往香港，或开坛宣教，或鬻书卖字，结社论诗，相互切磋，彼此砥砺，渐成气候。其中以梁士诒、赖际熙、陈伯陶等最为著名。此辈与汝珍同为翰苑旧友，切望榜眼公加盟，以壮声威。1931年夏，汝珍移居香港。不久创办隘园学院，招收学生三四十人。旋被推举为香港清远公会（原香港清远工商总会）会长，兼筹赈会会长。恰逢清远县水灾，遂发动侨港乡亲捐款四万多元，支持家乡救灾活动。是年，汝珍受聘香港大学，任哲学、文辞两科教习，后主讲香港学海书楼，又与赖际熙等倡立正声吟社。1930年，汝珍与康有为弟子、前清进士、留美博士陈焕章合作，于香港坚道创办孔教学院，推举陈焕章为首任院长，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又设立孔教中学(后易名为大成学校)，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揭开香港教育史重要一页，将孔教圣火保存光大，厥功至伟。继焕章之后，汝珍于1933年冬出任第二任院长。奉准将孔教学院注册为慈善组织。同时兼任附中校长、香港孔圣会会长、孔圣堂儿童保健院院长。1936年夏，汝珍代表香港孔教学院出访南洋，为学院筹得款项，以创办分校。
1933年3月、7月，清远两度水灾。汝珍在香港募捐五万余元，支持家乡修复堤围等水利设施。9月，清远县长吴凤声主修县志，聘汝珍为总纂。翌年（1934）春，应邀回乡，研究修志事宜。1935年4月，清远水灾。在港募捐三千元及粮食物资，送回家乡救灾。是年，清远县民众教育馆成立，捐赠图书、仪器一批。
为维持上述善举之财力支撑，汝珍不顾年高，以末科榜眼之尊，奔走呼号，筹募善款。香江之滨，南洋沪上，深深存留着他艰难之足迹、忙碌的身影。民国二十年（1931）7月，在上海首富、犹太巨商哈同丧礼上，汝珍应邀充任“副点主官”（点主官为末科状元刘春霖），获酬劳银圆五千（永君按：在我国传统时代，高官巨室举行葬礼，必依《周礼》行“点主”仪式。“主”者，“神主”之简称，乃子女为已故父母所留之牌位，送至家庙以供奉之。由木板制成，中间书有“某某之神主”字样，“神主”之“主”字，只写成“王”字，留有上面一点。按礼仪，死者出殡时，须特请高官名士，用朱砂红亲点“王”上之点，即所谓“点主”也。点主之人被称为“鸿题大人”，俗称“点主官”。一般丧事点主，只请一位点主官。而高官巨室为显示尊贵，例请三位名人点主，其中一位为“鸿题大人”，另二位叫“襄题大人”俗称“副点主官”)，即是一例。
1936年3—6月，汝珍南下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向华侨宣传孔教儒学，并募集善款，筹得银洋二万余元，清还（孔教）学院按揭，院址得以奠定。此间，汝珍结识马来西亚爱国侨领朱海均，并一见如故，结为挚友。海均祖籍阳山县，虽背井离乡，然不忘桑梓，恳求汝珍出任《阳山县志》总纂，汝珍初以“学荒心杂”为由而婉拒。海均心有不甘，复邀汝珍参观其在家乡阳山县朱屋排村所建“先德学发公祠”，汝珍被其真情所动，即兴撰联题匾；复参观新辟大禾岗村之建设。汝珍见其规模宏壮为北江数府州所未有，又睹阳山县人杰地灵，更难却乡绅耆老之厚爱；而时任县长黄瓒，字德馨，监修县志，惟有“事记”一编未竟，故诚聘汝珍为总纂。海均又再次诚邀；适逢汝珍正修纂清远县志，念及两县毗连，关系密切，正可参考互证，就不再推辞，允为《阳山县志》总纂。1937年3月，《清远县志》成，汝珍亲为作序，随即付梓。翌年，《阳山县志》成，并在香港印刷出版。二志接踵而就，堪称姊妹之篇也。
投桃报李，自古已然。海均为酬谢汝珍领衔修志之厚意，特将占地四百亩之清远县附城乐阜农场以赠，汝珍谢而受之。正因有此物质基础，汝珍方能于慈善领域出手不凡，慷慨大度。1939年，清远县筹办战时平民医院，汝珍募捐药品及设备一批；1940年，在港募集资金，以助家乡筹办县立中学。是年，又成立香港清远同乡协助社，筹办义学，而汝珍义助筹款，资助月费。1941冬，清远公会与清远同乡协助社联合筹划义演筹款活动，支援内地抗战。
汝珍就任香港清远工商总会会长伊始，便不辱使命，将丰富阅历与崇高声望悉数献出，不遗余力。经协商，特将会名改作“清远公会”,使所涉范围更加扩大。又将公会注册为慈善机构,使之与香港保良局、东华三院并驾齐驱，成为香港当时仅有的三个可办学校、医院和各种慈善活动的社会团体。又于公会内设立专门赈灾慈善机构———筹赈会，加之前已述及的将香港孔教学院注册为慈善机构等一系列举措，均表现出一位慈善家的境界、理念以及社会活动家的能力与襟怀。1931年7月、1933年7月和1935年4月，清远县先后发生了多次重大洪涝灾害。汝珍以家乡民众疾苦为念，不顾年高，亲自联络于香港同胞和社团之间,组织募捐、赈济，协助家乡民众渡过难关。此外,1935年所建清远民众教育馆；1940年所建清远县立完全中学和香港清远同乡协助社所建同乡子弟义学等机构，皆曾得到清远公会的热情关怀与资助。这些善举,在民国《清远县志》或《香港清远公会会刊》中，均有具体记载。
正当汝珍为抗战与慈善事业大展宏图之时，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孔教学院及附设中学被迫停办。1942年1月，清远公会与清远同乡协助社联合成立“归乡指导委员会”，朱汝珍以古稀之翁、社会贤达之身份出面，向日军当局领取证章（证明身份之徽章），组织同乡离港返乡。1942年2月，日军香港总督矶谷廉介考虑到汝珍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便于沟通；又与清逊帝、时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有君臣之谊，有亲日基础；且作为香港社会名流，可垂范士林、引领社会，收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之效果，故而亲自邀请汝珍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并赠予粮食、物品一批。汝珍经慎重考虑，决意拒受此职。是年8月，他离开香港，抵达上海，与子女团聚。1943年夏，自上海回到北平（今北京）西城宣武门内9号咨议伯大院旧宅，与长子朱庸寿一家团聚，以天伦之乐聊补国破之痛，流离之苦。是年秋，突发疾病，仙逝于北平法源寺，享年七十有三。葬于北平。
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之间，汝珍作古整整七十年矣。此间世界发生了沧海桑田般变化，学术的长足发展，也使我们可在更高的起点上，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朱汝珍老前辈的功过是非。
作为传统士大夫世家子弟，汝珍未被八岁丧父之重击打垮，靠苦读精进，步步为营，最终依托科举成制脱颖而出，成为金榜题名之佼佼者。较之其他途径晋身之人，科举出身者更容易保持完整人格与操守，同时对其赖以立身之制度怀有感情，趋于保守，亦在情理之中。亚圣孟子所标榜之“浩然之气”，一直激励着后学晚辈不仅当为君王友，亦可争做君王师。汝珍于清末民初之作为，即沿此线延伸。然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辉煌难再，故主难扶。继而渐行渐远，卜居香江，培育英才，投身慈善，亦不失为明智之择，可钦之举。
品读汝珍著述，逻辑严密，文字练达，气韵流畅，极富节奏、韵律之美。为《阳山县志》作序云：“周览县境，又觉其风俗淳朴，物产丰瞻，而山川灵秀之气，磅礴郁积，故不少豪杰，有志不自菲薄之人，心焉善之。……其地俨然有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所产固恒足自给，复据有天险，蚕丛鸟道，足以限戎马之足而自固桃源之境，不是过也。尤足善者，山脉雄奇，蕴藏至富。”短短数语，即将阳山县境诸大要准确描述，堪称妙笔。汝珍亦擅诗，五十岁生日时，汝珍正值效力逊清小朝廷之际。为抒情言志，曾作《五十自寿诗》，其一有云：“隘园一亩足幽清，秋菊经霜可掇英；喜与朋侪谈旧事，了无辞赋述平生；香山宦久都谙味，北海交稀倍有情；珠玉故人应赠我，由来车笠重前盟。”重情念旧，不坠流俗，榜眼高品，凝聚笔端。汝珍一生勤奋，著作颇多，中央刻经院所刊《词林辑略暨词林姓氏韵编》，一直是笔者研究翰林须臾不离之瑰宝。而《清远县志》、《阳山县志》、《中外刑法比较》等，亦称珍品，令人仰视。
汝珍书法艺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其融王、柳、欧于一体而自成一家，深受文人雅士喜爱。楷书端正圆润、遒劲清秀，行书娴静爽利，疏淡和平，有晋唐遗风。他匠心独运，将已书与刘春霖、商衍鎏（甲辰探花）、张启后（甲辰传胪，即二甲头名）四人作品配成一套，名为“四条屏”，成为当时极享盛名且辉煌难再之书画绝品。
评价历史人物之标准，大要有三：一是其言行，是否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二是其作为，是否符合全人类之长远利益和愿望；三是其精神遗产，是否对后世具有积极意义。对后世是否有正面影响。通观汝珍一生，面对势不可挡之革命洪流，自处其外，并力图负隅，是其小疵。然卜居香港之后，扶危济困，树蕙滋兰，悠悠十载，不改其志。尤值称道者，乃创办孔教学会，致力于接续中华之文脉，坚守国人之信仰，贡献甚巨，可谓有先见之明。依笔者愚见，历史上儒学虽有“儒教”之说，但平心而论，此教属教化之教，与宗教仍有距离。在儒学体系中获得终极关怀，绝非易事。然而静心感悟，儒学对人生也确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怀，即对人终极关怀愿望的满足以及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诠释。从儒家经典《大学》所云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言之，儒学应具有三个层次。“修身、齐家”属于家庭伦理，即私德层次；“治国”属于社会伦理，即公德层次；最后是平天下，意即使天下众生万物和平相处，则属于终极伦理，即达德。这个层次已超越个体存在、社会存在，而达到了精神漫游的境界，甚至带有些许彼岸性的色彩。当然，只有对儒学具有高深修养和感悟的人们才得以获得这种准终极关怀。信仰要以坚信为前提，对信仰对象断不可轻易置疑，不然任何信仰体系皆有可能在审慎的推敲中土崩瓦解。作为至圣先师弟子，孔门传人，在国破家亡、文化支离之窘迫境遇中，仍以弘扬孔教为使命，心如磐石，其志可嘉，其行可敬。
综上所述，朱汝珍太史以其承载的农耕文明传人所特有的殷殷桑梓之恋，拳拳报国之心，切切乡亲之谊，着实令人感佩，难以释怀。因此，其大美足以掩其小疵，大功足以抵其小过，尤其是卜居香港之十年，是其一生中最为充实且辉煌的时期。香江善缘，可圈可点，足以使汝珍无愧于文学家、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慈善家与社会活动家之美誉。
永君按：此论文乃本人“所基础研究创新项目”《晚清翰林及后裔在教育与科研领域之作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以《末科榜眼朱汝珍传略》之标题，发表于香港高端学刊《国学新视野》2014年秋季号，此为原题、原文，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