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俗学肇兴的时代使命

陈国玲

摘要: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自“五四”以来的各个文化复兴阶段，民俗学推动了历次社会历史文化重构，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压迫和保持内部团结的向心力。民俗学受到民族危机的召唤而诞生，在历史的驱动下历时性地融合与发酵了各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死存亡贡献出了学科的力量，促进了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这是建立在它不断向民间传统文化继承和探索的根基之上的。民俗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调试自己的位置，找寻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以其坚实的群众性和民族性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实践做出了探讨。

关键词: 民俗学; 使命; 社会建设; 文化发展

“民俗学来自人民，来自生活，它维系文化认同，承载国民乡愁，是民族文化复兴、发展的坚实基础。”［1］从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到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观的形成，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时期及至当今，综合性形态的民俗学呈现包容的态势，与文艺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语言文学等多学科互通互融，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紧密相连。20 世纪的民俗学实践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现代相互交融与矛盾的基础上的学术历史，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取决于其学科地位和学科使命。

民俗学是研究人民大众生活的学科，在人民生活和社会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承担着开启民智和建设民众新生活的重任。“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曾说: “学术要密切社会”; 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项，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文科学”。［2］在学科开端之初，民俗学者就将传统民俗的功能提升到服务特定社会的地位，“民俗学的功用是多方面、多层次，他对人类精神生活起作用，对社会政治起作用，对工艺生产也起作用”，［3］在社会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功能。在20 世纪社会急剧变迁的中国，民俗学从起步到发展，为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建设贡献出了自己应有的力量。无论是在民族危亡的文化启蒙时期，还是在思想变动的严峻时期，抑或是社会转型的瓶颈期，中国民俗学在社会建设中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起到化解社会危机和民众心理危机的重要作用，并最终促进了代表中国民众文化立场和现实利益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可以说，民俗学研究起源于生活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发展，是民俗学者在民主和平的新文化思潮下关注民众生活、民间社会和民间传统文化的构想。

一、“五四”时期的“启蒙”与“救亡”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为民主、争自由、求平等、表达民众诉求的民间文学，是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文化民主与社会进步的学科。从黄遵宪、梁启超化用民俗文化的“新民”的启蒙作用开始，民俗就承担起在文化领域中追求社会平等的文化政治功能。

生物进化论和文化进化论的引进及传播在国内掀起“保种保国”、救亡图存的浪潮。汇集民力、民智、民德的民俗文化成为知识分子重建新的国民性的关注焦点。在20 世纪初中国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时局下，知识分子将眼光投射到民众文化上，寻求解决内忧外患、振兴中华的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歌谣运动燃起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星星之火。“这个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危亡的关头。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们投身于社会运动的洪流，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来。”［4］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以“兼容并蓄”和学术思想自由的主张支持刘半农、沈伊默、江绍原、顾颉刚和周作人等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并支持张竞生开设“风俗课”等，使中国民俗学运动在北大发端。《歌谣》周刊的发行、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的成立引导民间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展开。在“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歌谣征集活动及其转型后的风俗研究是一次知识分子关注民众文化和民俗生活的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为了认识和唤醒民众而做出的努力。“歌谣”运动是深入劳苦的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生活的文化运动，“揭发它所反映旧社会风俗意识形态的本质，或是借题发挥指斥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的罪恶，有鼓舞读者反抗、奋斗的作用”，［5］是转变劳苦大众的陈旧观念和守旧态度的文艺启蒙运动。民众的“我口唱我心”的朴素的民主精神和斗争精神在新民启蒙思想和学术救国思想的引导下唤醒了沉睡的底层劳动人民，这为民众走向人性自由开辟了道路。董作宾的《看见他》、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江绍原的《发须爪》等皆成为学界的经典。鲁迅和周作人以民间神话传说为源，创作了大量鞭笞时弊和揭露愚昧人性的新文学作品;“各地歌谣、俚谚、传说、通话等”搜集和整理工作力求“详其意义，辨其特征”，发挥其“辅翼教育”的作用，［6］从民族的根性上教化民众，把民众创造并传承的民俗文化作为解析国民性病根、“改造国民性”的利器。瞿秋白利用民俗文化的艺术形式把通俗诗歌和革命小调创作成新式的革命文学，普及了大众文学，宣传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白话文的普及给更多民众提供接受教育机会，更易于学习先进技术和文明，在开启民智和提高国民素质上具有重大意义。“到民间去”的口号唤醒了沉睡的中国工农阶级的力量，唤醒了劳苦大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促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民众革命中的历史实践。

中国现代民俗学顺应“民众启蒙”和“民族救亡”的时代潮流，承担起培养民众民主和文化政治意识的独特功能。“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背景，即救亡图存的人文觉醒，其直接发生，在于晚清社会泛起的新民思潮。所谓新民，有两种基本含义，一在于救民，一在于醒民。救民，就是救国，就是救亡; 醒民，就是唤起民众。”［7］民俗学肩负着“救亡图存”和启蒙民众思想的双重任务，通过搜集和整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和推行国语，成为宣传和调动群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积极性的艺术捷径。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就是“民族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潮在知识界的显著表现”，［8］是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在底层民众心底的萌芽。“‘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我国民俗学运动的主要倾向是符合民主科学的方向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9］

中国现代民俗学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意识而拉开序幕，将视野投向广阔的民间，倡导用科学破除中国积存千年的封建迷信和陋俗，用民主打破禁锢人权的封建礼教与专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俗文化。这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文化革命性质。中国现代民俗学建立在救亡图存的人文觉醒的学术背景之上，［10］认同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严厉批判封建专制、封建伦理和正统文艺，积极发扬民众口头化语言和民间文学，具有启蒙( 革命) 与科学的影响力。［11］在民俗学肇兴之初，强烈的“民众启蒙”和“民族救亡”的责任感成为民俗学实现民族独立、发展民族文化和振兴国家的巨大推动力，革新社会风潮和确立民族精神也成为民俗学在国家危亡时刻的重任。民俗学也以实践证明不辱使命，成功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发挥启蒙和教化民众、改造社会与文化的功能，服务于新文化运动，积极参与到民族救亡的实际行动中。

二、中大时期的平等与改良

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深刻意识到民俗学的社会现实地位，呈现为大众服务的批判性和民主化的倾向，积极为推动社会民主进步而努力。“中大的民俗学运动秉承着‘五四’时期中国民俗学对社会政治的热情，继续为认识民众、唤醒民众、提高民众的地位而积极工作着。”［12］他们创办《民俗》周刊，设立“民俗物品陈列室”，开办民俗学传习班，并组织民俗文化的实地调查，高呼“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举起了反封建、求平等的革命旗帜。《民间文艺》创刊号题为《为＜ 民间文艺＞ 敬告读者》的“发刊词”强调了“平民”的地位、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及其研究具有的学术的、文艺的、教育的三个目的; 其对“贵族文艺”和民间文艺的批判眼光立足社会改良和社会与家庭的教育，具有社会学的眼光。［13］

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研究重视广大民众在民俗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开展搜集了第一手的资料研究民风民俗和民众信仰，“以求提高民众地位，发扬三民主义精神”。［14］其中，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研究成果显著。《民俗周刊》发表了近200 则故事、一批民间故事及其研究文集; 钟敬文的《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江绍原的《发须爪》等民俗学著作涉及歌谣、民间故事、传说、民风民俗或民间信仰的研究，多体裁、多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民众文学，吹响了民间文学与封建正统文化之战的号角。民间文化成为这个时期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学“走上了科学的研究途径”，［15］中国现代民俗学科确立。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积极调查风俗，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正视民众的知识和民间文学的地位，希望通过民俗文化的宣传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以此认清中华民族面临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军阀混战割据的紧迫局势，唤起民众的抵抗。《民俗》周刊复刊号指出“我国民俗之研究，于人类文化研究上，社会改革上关系至大”，是社会与政治改革的基础，承担着建设民众历史的责任。这个时期的民俗学活动以民间文化研究冲击封建正统文化，逐步明确了以民俗文化引导社会改革的思想，“基本上符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革命文化大方向”，［16］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军阀割据的时局下，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积极支持了当时国民革命力量反抗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革命，促进了时局发展; 促进了民众的启蒙与觉醒，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杭州时期的国计与民生

民俗学学术活动转至杭州后，继承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重视民众文化的收集与研究，开创《孟姜女月刊》，主办《民俗学月刊》杂志，出版理论丛刊《民俗学集镌》和专刊《民俗艺术专号》《民间风俗文化》和《民俗特刊》等，将民俗学运动推向深入。杭州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扩大，涉及民间社会组织、民间民俗惯例、民间绘画及民间科学、医学等，从整体上关注民众生活，肯定民众是历史发展和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在理论上，这时期的民俗学活动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

杭州民俗学会“从组织到刊物，从研究队伍到学术影响都开始成熟，而它的影响则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7］这一期间，国外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吸纳引导民俗学承担起更多国计民生的社会责任。钟敬文先生的《金华斗牛的风俗》《中国神话的文化史价值》《民众生活模式与民众教育》和《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等文章从民间习俗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东南地区的民间经济模式和社会根源，并督促民俗学者承担起研究民风民俗以求提高国民素质的社会责任。认识和改造民众生活的民俗学研究是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努力寻求发展方向的大胆探索，是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服务、并探讨和重构传统经济和价值观念的科学实践。

四、战争时期的觉醒与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俗学者投身革命，以延安文艺为方向，以民间文艺为创作源泉，积极配合抵抗外来侵略和全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并承担起教育国民的使命，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在抗战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民俗学( 主要是民间文艺学) 面对新的历史要求和现实需要，表现出与抗战文艺肩并肩、与群众文艺相融合的时代特色。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活动多采用取材于民间文学的通俗文艺，成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动员群众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出现的民俗研究团体、民俗书刊和民俗学者的学术活动立足民众文化，从底层民众的精神信仰、口头文艺和行为习惯中发掘被正统文化压抑的反封建、反压迫的意识和思想，重新诠释民俗和民俗文化，利用民俗文化的民主性和丰富性开展革命时期的新文化建设，促进了民族觉醒意识在劳苦大众阶层中的萌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面对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文学艺术民族化主张，重视民间文学的收集和再创作，积极配合改造思想、改进学风，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去。从20 世纪40 年代起，一批知识分子发起延安革命文艺运动，坚持与工农群众结合，深入劳苦大众的生活，探索民间文学的新传统。陕甘宁边区的搜集民间文学的群众性运动顺应时代的潮流，搜集整理了民间故事、歌谣、说唱和民间小戏。“‘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更自觉的深入人民生活，运用民俗为文艺创作服务……在开拓民俗题材的创作实践中，这些文学大师虽然尚未明确指出民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可在实践中，已把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之一，从中提炼编辑出有声有色的文艺作品”。［18］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音乐与曲艺、民间秧歌、歌谣谚语和语言习俗等被收集，被创造成为既有强烈意识形态特点又带有民众艺术特征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19］的有力武器。反映战争现实的抗日作品，如战地通讯、枪杆诗、街头剧、朗诵诗、战地报告文学等带有民间文艺特色的通俗文艺作品，以通俗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了抗日宣传动员作用。延安鲁迅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收集了大量传统的和革命的民歌，汇编成《陕北民歌选》。新的小型秧歌和新歌剧的创作、借鉴民间文艺艺术形式的长诗、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等艺术形式都以民间文艺为灵感来源，不仅丰富了根据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为我国战时革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以革命民歌和反抗压迫的民间故事为主的多种形式的民间文学被创作，用于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日方针和政策，成为文化战线上动员民众抗日、抵抗敌人白色恐怖的有力武器。延安新文艺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思想，歌颂了解放区军民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号召民众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迷信与愚昧的旧文化、反对少数人专制与压迫的旧制度和旧礼教，鼓励民众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战斗。这一时期的民俗学者“把民俗学研究与解放区的现实社会变革中存在的社会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有益于移风易俗的实践和民俗学事业的发展”，［20］“不但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升了社会大众的思想境界，而且通过知识分子自身改造，强化了革命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速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21］民间文学作品的创作繁荣了边区的文艺创作，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坚定了民众反抗外来侵略、争取解放的决心。这不仅推动了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实践，还影响到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态度，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开创了抗日文艺运动的新局面。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文艺受战争形势和战区的影响，运动中心分散且变动。凭借近距离接触西南少数民族的便利条件，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俗学者以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和语言习俗收集和研究为主，对西南地区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学，生活习俗、语言等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状况与疾苦，并将全民族抗战的革命主张向群众宣扬。由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国统区文艺界反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激烈，坚持在反专制的斗争中宣传全民抗日和反侵略、反民族压迫、反专制的民主政治思想，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全民抗战提供了精神动力。这一时期的民俗学运动多以文艺讲习所、文艺座谈会的形式开展，密切联系战争动态，关注政治与时局的发展，“推动了民族独立的进程，动摇了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促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22］如茅盾的《清明前后》、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和闻一多的多次演讲等加速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步伐。

民间文艺工作借助抗战文艺的形式将民族抗日战争的紧迫性和民族内部矛盾真实展现，唤醒并深化了国人的民族解放、反侵略与反专制的民族独立意识，坚定了全民抗战的决心。民间文艺工作者通过艺术的形式将民众的诉求转化，弘扬民族整体意识和揭露社会黑暗现实，宣传和鼓励反封建思想和民主观念，扩大了民众的话语身份，吸引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决断中。这最终推动了中国的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华民族独立的进程。

五、结语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现代民俗学肇兴之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变革，民风民俗和行为规范历经移风易俗。民俗学顺应历史的潮流，肩负启蒙民众思想、改造民众生活和救亡图存的神圣职责而产生和发展，其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做出的贡献无愧于民族和历史的重托。在“五四”以来的各个文化复兴阶段，民俗学推动了历次社会历史文化重构，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压迫和保持内部团结的向心力。民俗学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文化的分化、融合，引导了以传统文化和民众知识为根基的全民思想文化建设的社会文化运动，逐渐成长为服务社会建设的年轻力量，呈现了国家社会文化建设与民俗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民俗学受到民族危机的召唤而诞生，以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合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贡献出了学科的力量，促进了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

作为一门社会人文学科，民俗学的独立生成与发展承担着独特的时代使命和社会任务。民俗学科延传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社会的有利性和为社会服务的自觉性，在于其具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实用性。民俗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调试自己的位置，找寻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以其坚实的群众性和民族性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实践做出了探讨。20 世纪的民俗学随社会变革而逐步成长和完善，为中国民俗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学术成果和功绩仍在泽被当代社会。

在新时期，“民俗学必须能够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实问题，同时应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学术品格，即扩展视野、开放思路，从一种本土学问的局限中脱离出来，融入社会科学世界，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更新”，［23］在中国推动民主建设、争取民族自由等社会实践和社会理念上发挥应有的价值。民俗是中华民族最根深蒂固的教化力量，科学的整理和研究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有助于发挥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实用价值，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今后，民俗学在改善社会风尚，加强国民道德约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仍旧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林继富． 民俗学如何做到“顶天立地”: 2016 年中国民俗学［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 02) : 99．

［2］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408．

［3］钟敬文． 谈谈民俗学的功用［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60 － 163．

［4］王晓莉． 顾颉刚与民间信仰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 91．

［5］魏建功．《歌谣》四十年［J］． 民间文学， 1962( 2) : 124 － 130．

［6］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儗布美术意见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8 － 53．

［7］高有鹏． 文化现象的兼容感情［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88．

［8］吴效群． 1918 － 1937 年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启示［J］． 民俗研究，1997( 4) : 59．

［9］汪玢玲． 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J］． 民间文学，1979( 5) : 3 － 17．

［10］肖向明．“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J］． 学术研究，2009( 6) : 128 － 134．

［11］王文宝．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74 － 75．

［12］安德明: 多尔逊对现代中国民俗学史的论述［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1996( 6) : 66 － 70．

［13］钟敬文． 60 周年的回顾———纪念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立60周年． 钟敬文文集: 民俗学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343．

［14］董晓萍．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开端: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与钟敬文［J］． 社会科学辑刊，1991( 2) : 139 － 144．

［15］陈华文． 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 : 20 － 23．

［16］陈勤建． 20 世纪中日民俗学学术倾向及前瞻［J］． 民俗研究，2001( 01) : 5 － 35．

［17］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2．

［18］王文宝． 中国民俗研究史［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9］李建宇，蒋明敏．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时期的新文艺建设［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 6) : 172 －178．

［20］詹永媛． 试6论政治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互动关系［郕］．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6) : 123 － 127．

［21］郭于华． 试论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J］． 民间文化论坛，2004( 04) : 9 － 14．

［22］张志昌． 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萌生与社会政治转型的相关性研究( 1840 － 1949)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23］朱振华． 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D］． 济南: 山东大学，2017．

转载于《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