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功能主义：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的新价值[1]

张继焦[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要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城市发展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历史性难题，具体表现为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的紧张关系问题。笔者强调指出，不能使用“传统—现代”二分法来分析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还包括了“并存”、“联结”等多元的关系。笔者对“文化保守主义”既批评又继承，试图基于马氏静态的、古典的“文化功能论”和费氏的“文化开发利用观”，提出一种动态的、新古典的“新功能主义”观点，即把老字号、老商街视为文化遗产，从其在城市复兴中的新价值角度，探索文化遗产的新功能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关系。老字号、老商街既是城市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研究显示：老字号、老商街作为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体现出来了几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新功能。在城市复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文化遗产必须要有新功能，才能够有存在和发展的新价值。

关键词：文化遗产，城市复兴，文化功能论，新功能主义

New Functionalism: The New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Urban Revival

Zhand Jijia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Like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also faced with the historical problem ---- a tense 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particular, the tens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revival. The author emphasized that the dichotomy of "tradition-modernity" has not been used in this paper, because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revival is not only the "binary opposition" relationship, but also includes multi-relations such as “coexistence” and “connection”. After criticized and inherited cultural conservatism, based on Malinowski’s classic & static “cultural functionalism” and Fei Xiongtong’s “idea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 author made up a new classic & dynamic theory of “new functionalism”, which took both old brands and old business streets as a who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revival through the new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urban revival. Our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old brands and old business streets as cultural heritages have worked by different patterns and levels of functions in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nly if the cultural heritages have their own new functions, they would gain new value for their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一、问题的提出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城市发展也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个城市掀起了古城区、老商街的改造高潮，有不少历史文化遗产被损坏甚至流失，加速了城市古城区、老商街的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濒临枯竭，城市政府不得不把老字号、老商街之类几乎被人“遗忘”的老旧历史文化遗产，视作城市复兴中的一块值得挖掘、保护和利用的宝藏。

二、对城市复兴的相关探索和本文的分析思路

1、对城市复兴的有关探讨

在我国，学术界已对城市复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主要是由城市规划学者发起和推动，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经济学、文物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参加进来了。[3]对此，尽管国内外出现了“城市复兴”、“城市更新”、“城市再生”、“历史街区的保护”、“旧城保护”等不同的提法或理论，但是，其内涵大同小异，其目标大致都是通过改造旧城区或老商街，使城市经济恢复活力、社会和文化再现生机。[4]城市规划者关注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城市的功能分区，经济学家注重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文物和考古专家倾心于物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人类学和民族学者擅长于研究物质和非物质的民族文化遗产。[5]

2、分析框架：新功能主义——探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一种新研究范式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笔者开始关注各类文化遗产，并有了初步的调查研究。[6]自2011年以来，笔者多次组织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工业化对文化遗产传承的影响”议题进行专题探讨，形成了一些跨学科研究成果[7]；对城市复兴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8]；对老字号、老商街之类文化遗产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发表了相关的文章[9]。笔者虽然已对老字号、老商街之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年探索，但是，这些探讨都是停留在经验材料分析层面，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因此，笔者尝试基于人类学传统的古典理论如“功能论”，发展出一种关于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观点。

英国古典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其名著《文化论》中指出：文化的本质不是表面特征，是功能；功能就是文化在满足人类需求时所起的作用。[10]但是，马氏的“文化功能论”，指的是文化在前现代社会中原有的功能，并没有指明在现代化之类的文化巨变中文化功能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是一种古典的、静态的“功能论”。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在中国的嫡传弟子，费孝通曾指出，传统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资源，可以开发和利用。[11]费氏的“文化开发利用观”显然带有功能主义的味道，这种说法暗示着文化可能有些什么新功能有待开发和利用的。

笔者认为，马氏于70多年前提出的“文化功能论”（1944），是一种古典的、静态的“功能论”；费氏于10多年前提出的“文化开发利用观”（2001），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比古典“功能论”更进一步的新古典说法，但是，此说法有待深入和完善。笔者试图基于马氏的“文化功能论”和费氏的“文化开发利用观”，提出一种新古典的、动态的“新功能论”或“新功能主义”观点，即把老字号、老商街视为文化遗产，从其在城市复兴中的新价值角度，探索文化遗产的新功能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关系。

如果将“新功能主义”作为探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一种新研究范式，首先需要明确“新功能主义”关于“传统-现代”的研究假设。就像几年前笔者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转变时所持有的“传统-现代”的研究假设一样[12]，在此，我们认为，不能使用“传统—现代”二分法来分析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还包括了“并存”、“联结”等多元的关系；我们应该摒弃“对立—同化”分析模式，采用“传统—现代”的多元分析模式，如应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对立、同化、并存、联结等多种不同的关系。李培林指出，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二元对立之间，事实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真实世界，并非完全依赖于理想化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如乡村和都市、传统与现代等），就可以解释的。[13]由此可见，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并非完全是二元对立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并存、联结等多种“连续谱”现象；进一步来看，老字号、老商街作为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可能出现新功能或功能转型。至于老字号、老商街之类的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为何出现、如何出现这些新功能或功能转型？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三、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的新功能

1、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评述和继承：提出“新功能主义”

在面对城市旧城区改造、古城和古镇的改造等的现象时，有一部分学者持有的是“文化保守主义”，他们或者悲情地叙述着、心忧着古村落的快速消亡问题[14]；他们或者勇敢地担当“文化卫道士”，坚决保护古城古镇、历史文化街区[15]；或者积极地承担起城市化发展中的“文化遗产卫士”的角色，提倡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16]。笔者觉得，作为老一辈知名学者，采用悲情叙述方式来大声呼吁和捍卫文化遗产是可取的；作为新一代学者，我们不能只是采用愤青或悲情的态度来看待文化遗产的流失，应该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深入分析文化遗产传承发展规律，弄出一些对国内外学术界有所贡献的学理性甚至原理性的东西。

在前述三者的基础之上，笔者愿意秉持更为乐观的态度，去看待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城市中，老字号、老商街之类的文化遗产既是这个城市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这个城市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化（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和市场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已经或正在发生于我国所有城市。[17]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我们需要超越古典的、静态的“功能论”，采用新古典的、动态的“新功能主义”。

2、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新功能的几种类型

为什么我们既没有单独探讨老字号与城市复兴的关系，也没有单独分析老商街与城市复兴的关系，而是把老字号与老商街两者合在一起来阐释老字号、老商街与城市复兴的关系？因为最近几年以来我们经历了老字号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探索出了一套新的研究范式。[18]这套研究范式的“四层次分析法”认为，老字号企业个案的微观分析属于最为基础的研究层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既看不到老字号所在的老商街，也看不到老字号所处的行业，更看不到老字号所在的整个城市的全貌。[19]一方面，单单探讨老字号的现代化转型，是老字号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与城市复兴关系不大。只有将老字号研究置于某条老商街甚至整个城市之中进行考量，或者将在老字号、老商街置于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之中来考察，[20]才算是在城市复兴背景下探讨老字号、老商街的新功能。另一方面，老字号在老商街具有结网和集聚的效应，老字号对老商街具有植根本地与区域认同等特点，[21]老字号与老商街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很难单独拿其中一个出来进行剖析。

城市复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具体进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老字号和老商街之类的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并非只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其中，包含了老字号、老商街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并存、联结等多种不同的关系；作为文化遗产的老字号和老商街之间的搭配或结合，可能会在城市复兴当中形成两种类型的功能转变或新功能。

第一类的新功能：老字号与老商街之间的相互辉映，形成一种新的功能，即老字号和老商街两者虽皆为老旧之物，却像古木逢春一样，成为城市复兴的一种新兴推动力量。比如，上海南京路起源于150多年前的花园弄堂（1851），是上海最早最繁华的街区之一，素有“十里南京路，一个步行街”的称号，两侧云集着700多家商店，其中有不少老字号商店和商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南京路因为拥有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上海时装公司）、新新公司（第一食品商店）、大新公司（上海市百一店）等四大环球百货，曾被誉为全球三大顶级商业街，一直以来都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1998年8月20日，上海市政府决定重新整修南京路步行街，于是，从2002年开始，南京路上的老字号企业向“旗舰店”和“形象店”全面转型。目前，南京路的定位是中高档商业街，以旅游经济为主导，消费客源以外地游客与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与本地时尚年轻人喜爱的淮海路商业街形成互补。南京路至今不但保留有多家美食老字号，诸如“沈大成”的糕点、“新雅”的粤菜和广式点心、“燕云楼”的片皮鸭、“真老大房”的熏鱼和鲜肉月饼、“三阳”的南货和“邵万生”的宁波和绍兴食品等，而且还保留有众多知名老字号，例如金店“老凤祥”、钟表店“亨得利”、眼镜店“吴良材”、剪刀店“张小泉”等；不少老字号商店还把“始创于清光绪×年”、“始创于清咸丰×年”的“祖传宝贝”摆放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南京路历来都是经营者必争之地，历来都是外来旅游者必达之处，老字号与老商街的现代转型，使得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织，为这条百年老街增添了别样的魅力；南京路上老字号与老商街的相互搭配和相互辉映，使上海的城市复兴获得了新兴的推动力量。[22]又比如，广州市多家老字号与老商街上下九路步行街相互辉映[23]、北京市各家老字号与老商街大栅栏相互衬托[24]等，都分别为广州市、北京市的城市复兴，注入了新鲜的发展活力。

第二类的新功能：以老字号为依托，推动老商街发展，让老字号和老商街共同为城市发展，再度创造辉煌。具体可细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老商街上搞老字号一条街。比如，在广州市，2013年12月在越秀区修建成了“老字号一条街”，引进了10多家老字号企业；2015年1月又在荔湾区打造出“广州老字号一条街”，在原有30多家老字号基础上[25]，再引进10多家老字号。第二种情况是复古地改造和修建老商街，并在街上突出各种老字号，既体现了古街的历史面貌，也展现了城市的文化韵味。比如，作为杭州市区惟一保持有古城历史风貌的老街，河坊街在旧城改造时免遭全面拆除的命运。1999年，杭州市政府决定重新开发河坊街，建成一条仿古的商贸旅游步行街；经过几年修整，2002年10月重新开街。自民国以来，河坊街是远近闻名的商业区片，有四家老字号各踞一角，分别是孔凤春香粉店、宓大昌旱烟店、万隆火腿店、张允升帽庄等。如今，几家百年药铺（胡庆余堂、保和堂、方回春堂、叶种德堂等）依然屹立于此，杭城闻名的“五杭”（杭剪、杭扇、杭粉、杭烟、杭线）也出自于此。[26]第三种情况是将城市的古老街区变成了商业街，貌似复古的老商街，老字号在其中有了新的归宿和担当。比如，北京市的南锣鼓巷，至今已有740多年的历史，是北京最古老的居民住宅街区之一，被北京列为25片旧城保护区之一。于是，该街区逐渐成为中外游客的观光游览区，如今又演变成为了一个新的旅游休闲商业街区。2015年3月和5月，我们通过两次实地调查发现，该街区共有6家老字号品牌，分别是谢馥春化妆品、步瀛斋服装、上海相约雪花膏、马迭尔冰棍、稻香村糕点、红螺食品等；按发源地将老字号分为：北京本地老字号（稻香村、红螺食品、步瀛斋）和外来老字号（哈尔滨的马迭尔、扬州的谢馥香、上海的相约雪花膏）。据调查，马迭尔经营各种口味冰棍，价格从5元到30元不等，消费群体主要是年轻男女，5分钟卖出冰棍40支，生意很红火；谢馥香主要经营女士化妆品、护肤品，2014年年底开业以来经营状况很好，消费群体主要是年轻女士；步瀛斋主要经营时尚布鞋和帽子，有小部分传统款式，消费群体主要是年轻女士，经营状况良好。从受众接受新功能来看，南锣鼓巷的游客绝大多数为年轻人。年轻人追求时尚，追求美丽，追求爽快。很明显，谢馥香、步瀛斋、马迭尔、上海相约雪花膏经营的商品符合年轻人的追求。尤其是步瀛斋，它经营的商品已经完全适应了年轻人的审美需要，款式时尚、色彩鲜艳，很受年轻顾客青睐。可以说，在南锣鼓巷，老字号、老街区都选对了消费群体。南锣鼓巷作为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在如今的城市复兴中改变了自己的居住功能，成为了北京新兴的旅游观光街区。

还有一种类型，在很多城市中都存在：作为文化遗产，老字号和老商街之间的搭配或结合不甚理想，在城市复兴当中未能发挥新的功能。可以具体地细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城市中老字号与老商街都有，但两者未能很好地搭配起来。比如，海南省海口市的骑楼老街，包括6条老街区，共有大大小小的三四层高的骑楼建筑近600栋。[27]最近几年，海口骑楼老街进行了修复，陆续挖掘出近150个“老字号”的商号和商铺：如琼南茶楼、富南茶楼、长安茶楼、奇真茶楼等四大茶楼；有经营图书的“文汇书局”，有经营药材的“广德堂”，有经营文具纸料账簿乐器为主的“善利隆”等。如今，海口骑楼老街上这些陈年的“老字号”虽然粉刷一新，随处可见，但是，却几乎全是人去楼空，名不副实；如今，海口骑楼老街上这些作古的“老字号”只是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却未能在海口的城市复兴中，再次发挥新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作用。第二种情形为城市有老字号，也有老商街，却没有将各家老字号集中在一条老商街上。比如，桂林的东西巷是明清时代遗留下的唯一的一片历史街巷。[28]笔者考察看到，修缮之后的东西巷企图以传统居住、传统商业、文化体验、休闲旅游等为主要功能，但是，街面上却看不到几家老字号。据了解，东西巷为“又益轩”米粉、“张永发”的染布、“曹保元”膏丹丸散、“熊同和”药店、“巨丰泰”商行、“友信”商行、“黄昌典”毛笔、“鸿庆隆”月饼等许多独具桂林地方特色的老字号的发祥地。一条没有很多老字号承托的老商街，很难体现出此历史文化街区的桂林特色，由此也很难让老字号、老商街在桂林的城市复兴中发挥新的作用。第三种情形为城市有老商街，却没有老字号，失去了城市复兴的商业文化传统和经济实体基础。比如，海南省海口市的千年古城——府城，直到现在还保留有七井八巷十三街，说明古代府城地区的商业经济是繁华的，然而，如今在府城的文庄路和忠介路两条老商街上很多老字号都消失了。见表1。

表1：海口市府城“消失的老字号”名录

资料来源：海南省琼山市政协办公室、琼山市文化体育局编印：《琼山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9年；海南省琼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琼山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黄培平著：《府城春秋》，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2010年。

海口府城既是海南历史上众多最高经济管理机构的所在地，也是古代海南的经济中心，昔日的繁华难掩今日的没落。因此，我们建议：在府城的复兴中，可以考虑打造一条府城“老字号”商业街，来恢复昔日的繁华面貌。[29]

3、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新功能的几个层次

老字号、老商街作为城市固有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城市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经济社会转型中必须要有新功能，才能够在城市复兴中有存在和发展的新价值。从城市整体功能的角度，作为文化遗产的老字号、老商街在城市复兴中的新功能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作为文化遗产的承载体，老字号、老商街的新功能体现在为城市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再现了城市的历史文脉。比如，海南省海口骑楼老街及街上的各色老字号、福建省福州市分布于三坊七巷各处的老店铺、老商号等。从整个城市文化结构来看，一个城市需要有一条或几条可以留着人们乡愁或集体记忆的老街区。一条或几条拥有着众多悠久历史的老字号及其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商街，凝聚了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文化、历史文化、商业文化和市井文化。

第二个层次，作为文化遗产的承载体，老字号、老商街的新功能，不但体现在保持了城市风貌的整体性、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化的延续性，而且在城市复兴中将传统与现代联系起来了，实现了新的功能转变。老字号、老商街在城市复兴中“旧瓶装新酒”，逐渐转变成为城市新名片，不但实现了老字号、老商街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也实现了城市传统商业与现代旅游业、现代休闲消费的成功对接。比如，前面所述的杭州市的河坊街和北京市的南锣鼓巷。

第三个层次，作为文化遗产的承载体，老字号、老商街的新功能表现为城市发展中的竞争性资产。这类文化遗产既是城市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各城市之间的竞争，不但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且是文化实力的竞争。我们的调查研究显示，无论是在韩国的首尔还是在中国的北京，老字号老商街之类的文化遗产就像一个宝藏，被挖掘了出来，并逐渐被视为城市主要竞争性资产之一。[30]基于老字号老商街之类文化遗产的优势，是城市最持久的竞争优势之一，因为这类文化遗产是最难以模仿的、最难以替代的。

四、结语

表面上，本文具体探讨的是老字号、老商街之类的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却涉及到了两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话题：第一，涉及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个历史性难题。据笔者所知，对待传统的变迁，很多城市文化研究学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性”，都持有“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31]在本文中，我们强调指出，不能使用“传统—现代”二分法来分析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还包括了“并存”、“联结”等多元的关系。第二，对待权威理论和学者的态度问题。长期以来，许多中国学者习惯于重述各种经典理论或解读学术大师之学说，很少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国内很多学科的理论一直都处于维持原样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没有很明显的发展或进步。比如，如果谈及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之类的人类学民族学界泰斗级人物，大家更是尊崇备至，轻易不敢指出其丝毫的不足之处。笔者对“文化保守主义”既批评又继承，试图基于马氏静态的、古典的“文化功能论”和费氏的“文化开发利用观”，提出一种动态的、新古典的“新功能主义”观点，即把老字号、老商街视为文化遗产，从其在城市复兴中的新价值角度，探索文化遗产的新功能与城市复兴之间的关系。老字号、老商街既是城市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复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老字号、老商街必须要有新功能，才能够有存在和发展的新价值。我们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阐述了老字号、老商街作为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体现出来的几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新功能。最后，笔者希望将“新功能主义”作为探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一种新研究范式，在此抛砖引玉，恳请各位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