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围绕民族故乡的话语生产是现代国家与民族认同塑造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对1930年代起国共双方以“民族故乡在西北”为中心的论争却少有分析。面对空前国难，国民政府通过设置“民族扫墓节”等方式，率先将边界相对模糊的“西北”叙述为“民族故乡”，将“黄帝陵”明确为界定“故乡”的象征符号。可当中国共产党开始政策转型并加入关于“民族故乡”的论争后，“故乡”的重心渐趋位移。在诸多中外人士的日记、游记及相关文章中，“红色中国”渐与“民族故乡”重叠至一处。这一变化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吸收、改造民族话语资源的结果，与其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具体实践相辅相成，亦与地理区位、政治实践与历史资源密切相关。由之切入，亦能更好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与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两面性。

关键词

民族故乡 西北 抗日战争 代表权之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文

一、引言：“民族故乡”何以成为问题

诚如安东尼·D. 史密斯等学者所指出的，“民族”（nation）这一概念既以特定的联系紧密的人类共同体为指归，自易与特定的地理空间相对应，简言之即具有空间性。也是因此，从欧洲到亚洲，论述、强调乃至发明“祖地”（homeland）的实践屡屡出现在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过程中。作为族群发源地，这一由河流、海岸、湖泊、山脉和城市等标志性存在所界定的地理空间，一定意义上成了“保存历史性的记忆与联系的博物馆”，为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塑造与“想象”生成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载体。由此而言，围绕民族发源地的话语论争既是有待讨论和解决的科学问题，亦具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

就中国来说，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的产物。而在民族意识与认同觉醒、生成的百年进程中，1930年代是难以绕开的关键节点。就其与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关系来说，既往研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开始的“对日抵抗，激发了中国民族民族意识的成长”，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催化剂”。在有关中华民族故乡的知识生产方面，1930年代亦是难以忽视的一段重要历史时期。

环顾此间围绕“民族故乡”的话语实践，从国民政府到中国共产党，但凡论及“中华民族”，往往把“西北”界定为“民族故乡”，并将位于陕西中部的黄帝陵等历史遗产作为界定“故乡”的关键地标。比如说，1935年民族扫墓节时，国府要员邵元冲率团前往黄帝陵进行祭扫。归来之后在为其随员高良佐所著《西北随轺记》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自己之所以远赴西北，主要还是因为西北诸省“为吾华族所自出”。在边疆告急、战火催逼的情境下，西北一带更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国防的最前线。为发扬民族精神，激励国人抗战救国，“故于二十四年自春历秋，周游西北”。而在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发布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中，“西北”同样被界定为“民族故乡”，只是其范围边界又被进一步缩小至“边区”，该文明确指出，“黄帝子孙发祥的圣地”就是“边区”“边区还留有黄帝的圣墓”。概言之，无论国共，在1930年代中后期皆视西北一带为“民族故乡”。

可是，在国、共双方相继将“西北”这一能指与“民族故乡”的特定意涵相绑定后，各自所收获的意识形态能量却呈现出较大差异。这一由国民政府发起的“祖地”构建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延安”“边区”或“红色中国”的吸引力。举例而言，1936年初，史学家陈寅恪在课堂上公然质疑国民政府组织黄帝陵祭祖的功效，认为其将“黄帝”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始祖，“非特不能调和民族间感情，反足以挑拨之也”。1938年1月5日，梁漱溟自西安出发到访延安。次月初，张闻天在与安德里阿诺夫的谈话中转述了梁漱溟对边区的赞许，“全中国青年的心都向往西北”。与此相类的论断彼时并不少见。

那么，可追问的便是为何“西北”这一地理区域会在1930年代被定义为“民族故乡”？或进一步论，为何国民政府发起的以“民族扫墓节”为代表的民族发源地建构会招致批评，而中国共产党主导建设的陕北边区则成为“意外的圣地”？以此而言，后续讨论前至少需就两大论域展开学术史回顾，首先是围绕中华民族发源地的研究，其次是以国、共间民族代表权竞争为中心的讨论。

回顾既有研究，就前者论，清末民初以拉克伯里“中华民族西来说”为中心的论辩出现最早，既有研究亦已为数较多。研究者或就这一族群起源说的流布过程作整体论述，或以个别人物或议题为切口展示其思想史意义。侧重虽有差异，皆以这一时期为基点。日本学者吉开将人亦注意到，围绕这一话题“已经发表的有关研究，主要关注 20 世纪初期”。自1980年代以来，受考古学等学科新资源的激发，“满天星斗”“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等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新提法、新理论相继问世，亦为后来学者所阐述与扩展。此后因分子人类学等领域的进展，以基因序列等为锚点的自然科学方法进入了中华民族起源的论辩中。以1930年代有关“民族故乡”的话语实践而言，仅沈社荣、沈松侨等少数学者有过专门讨论。或因材料、视野等故，国、共之争并未被纳入主要讨论中。言及自1930年代开始国、共双方围绕中华民族代表权的竞夺，既往研究多聚焦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群体等不同主体，侧重分析某个单一主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话语实践。在有关“红色中国”形象传播的研究中亦有类似问题，相关研究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机制与策略”。如王晓岚与戴建兵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相关领导和负责人员突破新闻封锁的系列举措。其他如洪富忠、夏松涛、李青林、徐龙超、岳奎、郭倩、刘兴旺、林志彬等学者亦以中国共产党的举措为研究核心关切。由此一来便部分忽略了当时多元主体围绕“中华民族”“民族故乡”的互动及其行为逻辑。

简言之，在有关中华民族起源地的既有研究中，1930年代这一重要时间段的可能性尚有待进一步打开。而在以彼时国、共双方民族代表权之争为主要关切的研究者中，“民族故乡”受到的关注亦相对较少。也是因此，本文拟先理清国民政府建构“民族故乡”的努力及其内在困境，随后呈现中国共产党进入陕北之后的民族政策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双方相关政策的社会反响，以及整个过程所凸显的理论与现实逻辑。

二、作为“民族故乡”的西北：国民政府的努力及其张力

揆诸史册可以看到，1924年2月，孙中山在一次讲话中将“西北”视作“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不过他此处的“西北”一词并非特指陕、甘等地，而是指向“外国”，指向含括地域相对宽泛的“西北方”。

孙中山这一论述的知识来源——“中国人种西来说”，源自1894年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所著《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不过孙江指出，拉克伯里提出的“西来说”虽夺人耳目，在欧洲却并未激起大的水花，直到该说传至日本，在桑原骘藏和三宅米吉、白鸟库吉等学者的论争中才渐趋大规模传播开来。在1900年《支那文明史》一书出版后经由留日人士的翻译和推广，以该书论点为核心相继出现了多个中文版的“西来说”文本。当然，孙江也指出，当“排满”革命趋于胜利而“西来说”则直指汉人的非本土性时，此前支持这一论调的许多学者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即便是到了1924年，在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论述中仍有类似色彩。由此或可说至少在1920年代中期，“西来说”仍在部分人心中占据重要地位。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意味着大转折的到来。在此之前，虽亦有如戴季陶者为军事动员故将“西北”的意义与“大家的老家”联系起来，除西北军外“西北”之于国民政府的重要性尚不突出，“九一八”的爆发则极大改变了国民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对“西北”的看法。

1931年9月26日，距离“九一八”不足十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已流露出迁都西北的想法：“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一周后的10月3日，他又于日记中写道：“西北实为我政府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陷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也。” 次年3月，在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以较高票数获批通过。这一提案成为将西安设为“陪都”的关键文件，其中明确指出就“陪都”而言，“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同月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次月7日晚，据《蒋介石日记》，在与戴季陶等人研究外交问题时，他们皆认为“西北关中为民族发祥之地……不可弃置”。由此亦可看到，将西北视作“民族发祥之地”成为相当一部分国民党要员的共识。

举例而言，1932年3月21日，何应钦在西安发表讲话，指出“开发西北”的文化原因在于陕西、山西一带为“中国文化策源地”，若要“研究与发扬我民族固有之文化”，便不能将这一地区放置不管，“开发西北”当属自然。同年12月18日，张继在“开发西北协会”举办的讲演会上指出：“至西北以后，即知中国之伟大，沿海沿江各地一般人之理想地方，是到上海去逛马路，然兄弟极愿一般青年到西北去看看吾人祖先的功业，在西北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坟墓、唐太宗的坟墓与霍去病等等的坟墓，较之上海除大公司大商店以外，一物无有，是不可比拟的。”1934年10月15日，蒋介石在西安发表讲演，指出：“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上述言论经由各类报纸、刊物又实现了进一步传播。

概言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现实背景下，通过挖掘既往数千年间建都西北的盛世历史，鼓励青年到西北“去看看吾人祖先的功业”，进而提振民族精神、培育中华民族意识，从而促进抗战救国，成为国民政府所坚持的一条主线。1934年“民族扫墓节”作为全国法定节日设立，则将这一主线由上层精英的个体行为转换为更具普遍性的政策实践。而对黄帝特别是黄帝陵历史的发掘与重新书写，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设立“民族扫墓节”的必要一环。

邵元冲是设立“民族扫墓节”的主要推动者。据其日记，至晚在1933年7月初，邵元冲便已着手进行相关查考工作。8月22日，于文字资料外，他又收到了陕西寄来的“中部县黄帝陵相片多种”。次日在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谈话中，他点明了自己提倡祭祀黄帝的缘由。邵元冲谈到，既然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那么位于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的黄帝陵自应得到与其重要性相对应的待遇，因此有必要“提倡国人年年祭谒，斯亦提倡民族主义之原也”。及至9月11日，经多方查考《桥山黄帝陵考》一文撰写完成，其中有如下内容：

一民族之创始，若中华民族者，其民族之始祖，远者若盘古、伏羲，盖悠昧而难明，及其奠土开疆，驱除蛮族，有国家之组织，有明确之史乘可稽者，盖莫先于黄帝，故黄帝为吾民族之始祖殆无可疑。…… 

今陕西中部县桥山者，吾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陵所在也。……自民国以来，不但一般国民，对于黄帝陵之祀典，漠不加意，……此余于唤起民族精神之际，不得不促国民之注意也。 

在此文中，邵元冲开篇即将中华民族之始祖界定为黄帝，紧接着明确了黄帝陵的位置——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并在文末标注了自己写作此文的现实情境，“于唤起民族精神之际，不得不促国民之注意也”。在他看来，于民族危亡刻不容缓的1930年代，若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光大中华民族文化，势必要先从祭祀、追慕、讴歌民族始祖黄帝开始。与沈松侨等人论述“黄帝”神话变迁时侧重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同，邵元冲对黄帝与黄帝陵历史的重新书写有着强烈的“官方”色彩。作为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1933年邵的公开职务为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由此，邵元冲所撰此文当可视为国民政府官方层面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将西北视作民族故乡的重要实践。

1934年4月初，戴季陶、焦易堂、王应瑜等人自南京出发抵达陕西，先后赴黄帝陵、周文王陵等处祭扫，引得各方舆论广泛关注。同月23日，他们的祭陵照片便出现在了《国闻周报》上。次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将每年4月6日确定为“民族扫墓节”，并派张继、邵元冲等赴西北祭扫黄帝陵。同首次祭陵相比，这一次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更多关注，除《国闻周报》外，《东方杂志》《图画晨报》《建国月刊（上海）》《北洋画报》《时事月报》《申报月刊》等皆在祭陵结束后不久即刊载了相关照片。此外，自4月中旬起，邵元冲带随员高良佐、摄影师许师慎继续游历西北陕甘一带，拍摄了数百张西北主题照片，并收集了历代古物若干。归来之后，邵元冲以其西北考察所得文字及许师慎所摄西北影像为主要内容编辑出版了《西北揽胜》一书，而该书开篇所刊照片便是许师慎拍的《古轩辕黄帝陵碑》。（见图1）

图1 《古轩辕黄帝陵碑》

环顾上述实践，不难看到国民政府以黄帝、黄帝陵为重要抓手建构“民族故乡”的努力。问题在于，国民政府的努力所系亦是其张力所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意识生成、壮大的同时，至少在两个层面为国民政府与国民党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首先是基于“黄帝始祖”的中华民族如何容纳少数民族的问题。就国民党要人自身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而言，后者几可与“汉族”划等号。以蒋介石为例，1934年前往西北考察途中路过贺兰山时他在日记中感慨：“见贺兰山之雄伟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路过八达岭长城时，他在题字中同样表达了类似情绪：“未登长城不知中华民族之伟大，一入潼关更觉黄汉历史之光荣。”因此，史学家陈寅恪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对相关实践提出了质疑。1936年2月，他在课堂上指出，“人每谓后代之某民族即古代之某民族，此极危险，极靠不住，极难说。”政府致力于强调“民族同源”，进而将“黄帝”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始祖，“非特不能调和民族间感情，反足以挑拨之也”。就在邵元冲等于1935年赴西北祭祀黄陵的第二天，藏人绛央尼马亦致函天津《大公报》，认为“国难日深”的1930年代，开展民族扫墓确为救亡图存当务之急，可国民党主导的民族扫墓活动却有“刺激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风险，在他看来应秉持“大中国民族主义”意识，扩大“民族扫墓”的祭祀对象，由中央同时致祭各民族的伟人，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大中国民族团结的目标。

其次是特定历史资源与相应现实举措的错位乃至反差问题。国民政府通过设立民族扫墓节等举措，将黄帝明确为民族始祖，将黄帝陵所在的西北明确为民族故乡，在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同时，亦让诸多青年对“吾人祖先的功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可一旦将其话语实践与现实举措联系起来，便能注意到国民政府在抗战实践中的妥协、乏力与不抵抗，如此又与其自身所呼吁、宣扬的“祖先的功业”出现了事实上的偏离。正如1939年初奔赴延安的女学生韦君宜所言：“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在此情势下，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重心由东南转移至西北，且转而开始推动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围绕黄陵与西北的话语实践亦随之一变。国共双方，开始在事实上围绕“民族故乡”的定义权展开竞争。

三、作为竞争场域的“故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向及其限制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这一语词的官方接纳至晚在党的二大宣言中便已开始，当中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之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从而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在政权形式上拟采用“自由联邦制”，将“中国本部”与蒙古、西藏、回疆等地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不过，一则此处的中华民族概念与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叙述并不全然一致，再则于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较之“国民”“工农”“民众”“群众”等语词，“民族”一词的出现频率并不高。与其他概念相比，中华民族等概念的出现频次大幅度上升还得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出有关抵抗日本侵略的诸多文告之时。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同年11月，林育英自莫斯科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次月，与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整体性政策转变相承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份决议开篇便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当前主要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后续发展来看，瓦窑堡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动吸纳、转化和再生产“中华民族”话语的重要标志和关键节点。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即，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多次会谈，商讨合作抗日等问题。1937年3月杭州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蒋介石达成一致意见，拟于本年清明节由国共两党同赴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祭拜黄帝陵。而在国共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情势下，如黄兴涛所言，黄帝陵祭祖不仅是国民政府凝聚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民族代表权的一个斗争场域”。

1934年戴季陶等人前往陕西中部县祭祀黄帝陵时，他们不会想到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亦会加入祭陵队伍。不过，“民族扫墓”既以“中华民族”为旗帜，便已天然地留下了将中国共产党纳入其中的位置与空间。1937年4月5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继、孙蔚如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等共祭黄帝陵，前二人分别宣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祭文，林伯渠则代毛泽东、朱德宣读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祭文。三篇祭文皆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由此黄帝陵所在的西北一带自成为民族故乡，可在阐述这一主题时三者依然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差别。比较来看，文采高下或许言人人殊，三者在行文风格与现实关怀上的差别则显而易见。与国民党方面通篇“怀古”不同，毛泽东撰《祭黄帝陵文》有鲜明的现实指向，重点在于“言今”。除开篇8句称颂黄帝伟业外，其后内容皆可视为中国共产党针对时局的“政治宣言”。它不仅重申了黄帝作为“始祖”的重要意义，更为1930年代的中华民族提供了“民族阵线”这一“救国良方”，由此凸显自身的“抗日先锋”属性。透过祭文间的同与异，亦能对合祭黄陵背后的意识形态竞争有所体悟。

不过，中国共产党方面虽在祭文内容上略胜一筹，就其传播效果而言却显然处于下风。环顾其时以本次祭黄帝陵为主题的公开报道，中国共产党几乎处于“隐身”状态。除发行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新中华报》在4月6日刊发了林伯渠赴黄帝陵致祭的消息，并全文刊载了毛泽东所撰祭文外，其他报刊所登载的主要讯息为中央通讯社所发通稿，其内容为：

陕中部县桥陵，为我始祖黄帝衣冠冢，亦即民族扫墓节主要祭扫之陵墓。五日晨七时在陵前举行隆重祭扫典礼，中央代表张继、国府代表孙蔚如，亲临主祭，中央代表顾祝同因致祭周茂陵，不克分身，特派刘震东为代表参加，桂考察团张任民等代表李宗仁、白崇禧，董英宾、吴家象等四人代表于学忠等部参加陪祭，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地方团体学校测量队与祭共约千余人，八时许祭礼告成，张继孙蔚如及与祭人员纷纷南返，张、孙二氏晚八时抵省。 

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其时国共双方尚在谈判之中，而国民政府此前的文化统制政策长期以反共、防共为指归，巨大的政策惯性使之难以在短期内加以调整。192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出台的《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将宣传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宣传品列为反动宣传品。同年6月15日颁布的《关于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各书店办法》中亦明确规定，各省市印刷所与印刷工人“不得代印共产书籍及印刷品”。即便是到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政府对左翼宣传品的封禁标准虽有所放松，环顾其查禁书目列表，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文本仍不时因“派系私利”“攻击领袖”等缘由遭遇查禁。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武汉检查出版品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8年分别制定的查禁书刊目录，其中《从东南到西北》（廉臣，明月出版社）、《共党与西北》（史诺著，庸天译，大众出版社）、《中国的新西北》（张剑萍，战时读物编译社）、《西北新社会 红军四讲》（史诺等著，佚名译，战时出版社、新生活出版社）、《西北的新区》（辛白，星星出版社）等书目，皆以彼时的“红色西北”为主要叙述对象，并因此而遭到了国民政府文化统制机构的查禁。此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亦未放下对中国共产党的固有之见。1937年在杭州与周恩来会谈后数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召见周恩來,示共党以宽大之意，使之知感，但未知果能化导此狡奸之徒否？”彼时中国共产党方面，特别是周恩来本人在西安事变调停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已是常事，而蒋本人仍以“狡奸之徒”称之。

当然，即便面临来自国民政府的封锁政策，中国共产党亦未放弃与之竞夺“民族故乡”定义权的努力。在前文所引《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中，开篇先是直言“黄帝子孙发祥的圣地”就是“边区”，接着便将论述重点移向历史，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范仲淹到韩琦，无数民族英雄都曾在边区的土地建立了见诸史册的丰功伟绩。随即调转笔锋至当下，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民众已“有了极普遍而深入的民族觉悟”，生活亦改善不小。最后进一步指出，“在抗战以前和抗战以来，全国许许多多可往民族光明的爱国志士青年，先后竞相跋涉，来到这民族发祥的圣地，和我们共甘苦、共奋斗，使边区更成为锻炼和供给全国许多优良战士的熔炉”。这段论述在空间上以陕甘宁边区为基点，在时间上则跨越数千年，从民族“始祖”黄帝到宋代抗敌英雄范仲淹、韩琦，再到领导边区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抗战以来的奔赴边区的诸多爱国志士青年，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他们被放置到了同一历史脉络之内。

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黄陵”“民族故乡”与“红色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关联时，既有前述宣言书一类的文本材料，亦有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可视化举措。1938年开始拍摄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便是典型例子。

1938年秋天，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延安电影团”问世，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据吴本立回忆，电影团成立之初只有七名成员，其中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有过拍摄电影的经验，李肃、魏起、叶仓林三人则从未搞过电影工作。该团成立之初，由曾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长征干部李肃担任指导员，主管政治思想和行政组织工作，编导或参演了《马路天使》《风云儿女》等经典影片的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吴印咸负责摄影和技术工作。该团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名为《延安与八路军》，形式为纪录片，而其开机地点及前两组镜头同“民族故乡”的形象建构密切相关。据钱筱璋回忆：

这部影片就是从黄帝陵开头的，这个艺术设计用意良深，影片通过黄帝陵的形象将唤起所有炎黄子孙心中热爱自己伟大民族的崇高感情，使他们在日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奋起抗敌，誓死捍卫中华民族。拍完这个场景，摄影机的镜头又转向另一个场面，在黄土高原的崎岖山道上，一群群男女青年，背负简单的行囊，风尘仆仆地奔向他们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从古老的黄帝陵到炎黄子孙奔赴抗日的灯塔延安，这些电影镜头的“蒙太奇”连接所产生的意识力量，深刻地揭示出影片所包含的主题思想，反映出当时的时代潮流：“天下人心归延安”。 

吴印咸在日后回忆中同样强调了类似的镜头语言。与文字、照片相比，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难以替代。“电影镜头的‘蒙太奇’连接所产生的意识力量”，能够在荧幕上的黄帝陵（图2）、 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图3）和现实中作为“红色中国”中心的延安之间建立起不同维度的多重关联。

图2 吴印咸摄《延安与八路军》在黄帝陵开机时袁牧之（左一）等人合影

图3 《延安与八路军》第二组镜头之一

当然，与书刊、照片相比，纪录片的制作要复杂得多。袁牧之等人历时一年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后，却因延安条件所限难以高质量完成影片剪辑。中共中央在知晓此事后，商议后决定请求共产国际与苏联施以援手。据钱筱璋等回忆，袁牧之一行顺利抵达苏联，在完成影片剪辑工作准备将之运往国内时却逢苏德战争爆发，他们遂由莫斯科撤往蒙古乌兰巴托，而已完成的电影胶片不幸全部遗失，仅剩下留在延安未一并带走的少部分底片。不过，即便如此，梁漱溟所谓“全中国青年都向往延安”亦或钱筱璋所言“天下人心归延安”亦非空穴来风。那么，在由国民政府率先开始建构“民族故乡”并对中国共产党方面持续开展文化封锁的情境下，后者何以仍能在与其展开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占据上风？在前文已部分触及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传播机制与策略”外，至少还可以从地理区位、民族政治与历史资源三方面切入展开讨论。

四、“圣地”诞生的逻辑：地理区位、政治实践与历史资源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所著《意外的圣地》一书近来备受赞誉。其之所以选择将“意外”作为“圣地”的定语，是因为在他看来“官方的历史叙事多强调历史的必然，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塑造成艰难创设根据地，在长征结束时为红军提供了落脚之处”，而他意图使读者认识到，“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突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意外”。因为“陕北只是长征行军途中若干拟定目的地中的最后一个”，此前设想的终点则包括苏联边界等处。其次则是因为他认为“毛无意在陕北常驻”，因为该处“过于贫穷，人口也太少，支撑不了他的革命抱负”。若是借用“意外的圣地”这一判断，当能看到周锡瑞未有明确讨论的地方，即“意外”的地缘优势。简言之，黄帝陵的地理区位特别是与陕甘宁边区的空间距离，让进出边区的中外人士多会邂逅“民族的圣墓”。

就距离论，黄帝陵距离西安150公里，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与之同样相距150公里。黄帝陵所属中部县正处于陕甘宁边区的边缘地带。（图4）除了与之距离极近，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更为重要的地缘优势在于黄帝陵所处的中部县恰好处于坐汽车由西安北上前往延安的必经之路上。（图5）

图4 陕甘宁边区形势图（1934年-1943年）

图5 西安（西京）-黄帝陵（中部）-延安（肤施）位置示意图

举例而言，1937年夏，新西兰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自西安出发前往延安，北上至云阳后搭乘“一辆大的道奇军用车”继续向北，途中便看到了“中国的最老的坟——黄帝陵”。这段经历成为其所著《华北前线》的亮点之一，该书于1939年在上海出版。按其所述，他在黄帝陵附近有一番“奇遇”：

今日所存的第一期的中国文明的最早纪录，是甲骨，上面刻着和今日相同的在中国坚持地行了四千年的象形文字。可是就在黄帝陵的影子前面，我从一个陕西农民——中国的没有时间或传授以学会那艰深古典文字的几百万农民中的一个——手中，取得了一份唯一的，定期出版的拉丁化的中文报纸。这是在延安发行的《新中华报》。

在“黄帝陵的影子”下，看似难有关联的陕西农民与现代中文报纸却出现在了一处，而该报就是“延安发行的《新中华报》”，贝特兰尚未得见的“延安”由此便愈加值得玩味起来。而在后文的叙述中，他进一步将西北高原这一“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贝特兰感慨道：“由于历史的奇异巧合，在这些数不清的群山中，中国共产党——一个最后产生的现代共和国，二十世纪的新中国的先锋——又发现他们的现在的家”。简言之，某种“巧合”让“二十世纪的新中国的先锋”在中华民族的“老家”安营扎寨。随后他又援引一位青年的言语，揭示了“先锋”之所以为“先锋”的部分缘由。这位青年向贝特兰解释道，自己以前并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则改变了自己以及大量青年中国人对政治的态度。他们逐渐意识到，若要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便必须得“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动员。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在这位青年的叙述中，以陕北高原这一“民族故乡”为根据地的八路军战士，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势下，成为“新中国的先锋”、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先锋。而经由贝特兰的书写，这一对延安、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看法亦得以广泛传播开来。

1937年4月23日，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同样搭乘陇海线列车抵达西安，并于4月末的一个夜晚搭车北上，耗时数日过云阳、耀县、中部、洛川等地后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她曾随军专程前往中部县黄帝陵。此行结束后她以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为笔名撰就《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一书，1939年以《续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谈及陕北的历史与当下，海伦·斯诺先是指出当地民众过于穷苦，已非“昌盛的中华后裔”，而是“嗷嗷待哺的黄帝子孙”，随后却又写道“炎黄子孙的精神总还在陕北保存几分，因为刘志丹和他的属下在没有和遥远的南方苏维埃运动接触以前，老早就在一九二九年造过一次反，并在一九三三年成立了自己小小的苏维埃”。在海伦·斯诺的论述逻辑中，“炎黄子孙的精神”直接表现为“造过一次反”，其具体继承者则是刘志丹等陕北红军以及之后赶来的南方红军。

搭乘汽车自西安出发北上延安的贝特兰等人能在途中看到“中国的最老的坟”，同样北上的青年学生自也难轻易忽略这一重要地标。从延安出发的袁牧之、吴印咸等人能够前往黄帝陵拍摄纪录片镜头，地利之便也不能忽视。

当然，黄帝陵伫立于中部县为时已久，可与之比邻的那块地理区域成为“民族圣地”却是中共中央移驻陕北之后的事情。由此在地缘优势之外，自需考虑更为深刻或本源性的影响因素，也即国共双方的政治实践。就“九一八”后的中国而言，抗日救亡几已成为“最大的政治”。而国民政府及各界爱国人士主导的民族主义宣传，进一步激化了相应社会情绪。是否能够直接回应与此相关的重大命题，便成为民心向背的一大关键因素。

据刘清扬报告，自华北沦陷之后，“在敌人铁蹄下被压迫被蹂躏北残杀的民众，是何等热烈地希望着中央军去收复华北，收复一切的失地，……天津租界上的电影院里，每当电影放映之前，必有蒋委员长影片出演，并有人报告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情形，电影院全体观众，都一致地肃然起立，那种热烈沉痛的表示，是可以看出。”黄道炫在梳理了董毅、程砚秋等人日记后亦强调：“抗战爆发后，面对异族入侵，民族主义虽然不一定可以过高估计，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回民等少数民族群体同样有较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1938年出版的《回教大众》杂志创刊号上，作者李月群直言：“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已到达了最严重的阶级，……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基础，假如中华民族沦亡了，我们岂有单独生存的可能？我们为整个中华民族谋生存，同时也就是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黄兴涛便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此情境下，国共双方面对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政治”所交答卷却不一致。国民党在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消极抗日，东北、华北相继沦陷，此外又付诸大量资源于“攘外”之前先行“安内”。中国共产党方面则在东渡黄河出兵抗日前线外，于理论方面较之以往亦有较大推进。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撰写了作为“课本”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该书首节定名为“中华民族”，其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而“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毛本人撰写的第二章更是将“现阶段上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定义为“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由此出发，当可更好理解前文韦君宜的结语：“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由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定义出发，又须涉及到国共双方在民族理论与实践中的异同。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身份的合法性，可在族群间关系的具体性质与内容上，二者间呈现出较大差异。一方面，在国民党的官方表述中，蒙、藏、回等边疆族群无疑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1929年3月27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审议通过。该份决议案明确谈到，蒙人、藏人及新疆各族群在历史渊源、地理环境与国民经济上“固同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可另一方面，祭祀对象的选择又有较强的汉族特征。据《邵元冲日记》，1936年11月邵元冲参与审查《民族扫墓办法》，对于扫墓对象的选择，最终采用了邵元冲的主张，“以黄帝、大禹、孔子、明太祖及孙总理五处，为应每年由中央举行祭典，其他各种陵墓，则由地方政府负责致祭”。由中央政府祭祀的民族先贤中，黄帝、大禹等上古帝王姑且不论，在晚清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叙事当中，明太祖作为汉族符号的历史帝王再清晰不过。而国民政府在宁夏、甘肃等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腐败统治，又进一步损害了它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并将部分底层民众“推”向了“红色中国”。与此对应，“边区”则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谓“平等的联合”，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1937年夏，拉铁摩尔访问延安过程中遇到几位蒙古族青年。在与之单独用蒙语沟通时，后者讲到，延安的汉人与其他地方不同，“他们是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把我们当人看的汉人”。就此来说，“边区”不仅对内地汉族青年而言是“民族圣地”，对旨在抗日救亡的各少数民族有识之士而言亦是如此。

于地理区位和政治实践外，就来自中国本土的普通民众而言，其之所以会在多重意义上“邂逅黄陵”，另一个绝难忽视的方面便是中国传统历史当中与“西北”关系密切的话语资源。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众理解“西北”、理解“中共”乃至于理解“中国”的认知中介。

司马迁在二千余年前便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销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而在1943年的《思想自传》中，八路军普通干部刘荣的回忆从一般民众的视角点出了其时部分公众对“民族故乡在边区”这一判断的认识。他写道，在“西安事变”后参加红军途中路过家时，祖母对其有如下嘱托：“共产党深得民心，行仁道，将来定要得天下。古来武王伐纣时便是从西北而来，共产党也是从西北上来，仁者都是从西北而来。你要去我也不留你，可是，到那里你应给人家好好地干。”在国民政府建构“民族故乡”和推行民族扫墓的过程中，周武王是仅次于轩辕黄帝与周文王的重要人物。至于个中缘由，正如前文已经论及的，在民族危机空前强烈之时通过祭祀“民族伟人”来提振民族信心、增强集体认同固然是其应有之意，借祭祀帝王先贤之举来争取民族代表权也是难以忽视的因素。可在刘荣留下的文字中能够看到，武王伐纣的道义传承与法统脉络似并未由多次前往祭陵的国民政府取得，而是被转移至陕北的中国共产党所接收。而刘荣祖母所言“共产党深得民心，行仁道”一语，又和前文所引青年女学生韦君宜所言“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相互印证。换言之，“仁者自西北来”的历史资源虽亦为国民政府所强调，有志于此的民众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实践中找到了与之吻合的传承。

五、结论：“故乡”的位移及其政治启示

环顾1930年代国共两党围绕“民族故乡”的形象塑造与话语竞争，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故乡”形象的呈现过程及其位移轨迹。在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之下，以邵元冲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人出于政治整合、边疆开发与国防安全的考量，通过组织考察、拍摄影片、出版书报、兴办展览等方式，对西北的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进而将西北重塑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而当中共中央来到陕北，推动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虽部分延续了国民政府的话语实践，却在以“边区”为中心的话语重塑中，将“民族故乡”这一由国民政府大力倡导的西北形象，在持续的书写与建构中同“红色中国”绑定至一处。

由之出发所能看到的，首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无论是国、共两党之间，还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党员”与回民群众之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都在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不同程度上参与到保卫中华民族的具体斗争当中。温春来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性时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自然也有“想象”的因素，可“如果说中国国族仅仅是一种近代建构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成功建构出一个横跨近千万平方千米、覆盖数亿人口的国族共同体？为什么梁启超等人振臂一呼，应者便‘闻者景从’，在数十年间就成功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换言之，在近代以来经济社会整体“大转型”的过程中，在共同体认同遭遇某种“断裂”的过程中，仍有根源于历史深处的认同纽带延续了下来，并在1930年代得以凸显出来。

其次则是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受特定机构、组织、人员发起的宣传、鼓动措施所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未必由其发起者完全掌握，甚至存在“反噬”的风险。国民政府发起的包括“民族扫墓”在内的诸般实践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长，却又因其在抗战实践与日常政治中的行为招致多方人士的批评。戴季陶等人于1934年首次赴西北作“民族扫墓”后不久，鲁迅便署名“孟弧”写下《清明时节》一文，对所谓“扫墓救国术”予以了质疑。而当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中，强调“边区还留有黄帝的圣墓”后，梁漱溟所言“全中国青年的心都向往西北”便成了难以否认的现实。原因如前所言，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那一时代“最大的政治”，由此吸引了战火中流亡的诸多青年之士。简言之，面对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这一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亦凸显了其所具备的巨大政治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