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项目“21世纪美国种族主义对国家凝聚力建设的影响研究”（编号：2024QQJH14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所级重点课题“民族国家生成模式的类型学研究”（编号：2025MZSCX007）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摘要
国家民族凝聚力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内向聚合力与外向吸引力的核心表征，在各国的建设实践中呈现差异化的叙事体系与治理效能。美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深嵌于其多元族群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该国力图围绕“美国梦”促进国家团结及社会和谐，并在历史上开展了肯定性行动等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实践。随着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日渐复杂，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政策目标与实际成效之间的张力更加明显，面临治理异化、群体分化、社会参与开放度下降、价值包容性削弱以及各族群观念认同整合难等挑战。在全球人口流动与文化交往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建构历史与现实、理念与实践深度联结，且个体追求与多主体共识相契合、社会经济改善与精神文明发展相契合的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动态体系，成为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韧性所在。
关键词
国家民族凝聚力；“美国梦”；种族主义；肯定性行动；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民族凝聚力（nationalcohesion）是国家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关涉一国多元族群之间及其与国家之间的联结关系，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期在各国呈现新动态、催生新策略、遭遇新挑战。相较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整合”等概念，“国家民族凝聚力”概念在内容要素和内涵理念方面更综合，指向单一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被打破之后，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结构、认同和聚合力的建构。
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人口结构的差异，围绕国家与民族结合的共同体建设实践在全球形成各具特色的表述、路径和成效，并受到多领域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从侧重一个国家中多民族的共同历史文化与理想目标到聚焦民族主义理念，再到观照社会资本、经济公平和文化多元的演变。在全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受挫、文明冲突加剧与地缘政治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分析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指标及实践样态，探索其在世界社会语境中的建设路径，不仅是理解全球多种行为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题中之义，也是研究一个国家共同体建设及区域国别生成的重要视角。
美国通常被视为一个移民国家，其认同建构受制于公民民族主义与文化或种族民族主义的周期性冲突。21世纪以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之问—— “谁是美国人”集中反映了美国因人口流动与安全、发展、身份等议题交织而造成的种族问题复杂化和团结挑战严峻化倾向。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热潮，凸显多元族裔的不满及其对公正的广泛诉求。202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彻底废除肯定性行动计划，这进一步激化了其国家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矛盾与焦虑。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族裔、宗教和文化等因素的杠杆作用与分化效应进一步凸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正在从一个基于公民民族主义的“例外”国家转变为基于种族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且呈现出“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的三重面向。在此背景下，系统性种族主义日益成为理解美国、“美国人”和“美国梦”的重要视角，与之相应的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议题则在当代展现出日渐复杂的趋势。
学界有关“美国梦”、美国种族歧视及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成果丰硕，包括内涵解析、历史梳理和现状评估等多个方面，且近年来越发关注族群内部的多样性及其与性别、宗教、阶级和移民等问题的关联。然而，随着各领域研究的精细化，关于美国种族问题与“美国梦”愿景及其成效的关系的研究呈现出碎片化、区隔化的趋势，这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对美国国家民族认同的深入理解。一方面，“美国梦”逐渐被工具化为美国社会动员的政治策略，相关研究或陷入危机叙事的路径依赖，或限于文化研究的概念装置，遮蔽了其背后资本主义发展与族群治理的复杂系统；另一方面，美国种族议题的理论之辨与其在多主体实践中的动态之变存在错位，且批判种族理论的范式革新与政策实施之间的断裂日益明显。近年来，美国文化战争、身份政治和族群冲突的此起彼伏，引发学界关注两个问题：为什么肯定性行动开展多年，美国的族群关系却越发紧张？多元族群之间的关系对国家民族凝聚力的生成有何影响？“国家民族凝聚力”概念不仅为认识美国的种族结构及其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可开辟理解美国种族主义与“美国梦”“美国人”等理念的学术通道，丰富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比较研究案例。
本文围绕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议题展开文献整理、政策比较和深度访谈，结合2018年及2024年笔者在美国的田野观察，聚焦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理念表征、结构背景和实践成效，分析“美国梦”叙事内核、种族关系演进与肯定性行动策略的辩证逻辑及交互关系，进而探索移民国家进行认同整合的挑战与张力，拓展理解全球人口流动语境中多民族国家发展现状与趋势的视野。
二、“美国梦”：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理念逻辑
作为美国历史建构和民族精神（national ethos）的概念载体，“美国梦”通常被认为是新教伦理规训与资本主义扩张耦合的产物，是一个动态矛盾体。回顾该概念的历史演进，它在愿景维度隐射美国立国时殖民遗产与制宪策略的媾和，在经验维度呈现美国扩张中族群区隔与共同体建设的纠葛，在现实维度关联全球人口流动中社会经济诉求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力。这些矛盾构成当代“美国”及“美国人”问题化的理念基石，为理解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演进逻辑提供了概念指引。
“美国梦”的概念诞生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中，作为知识界在反思物质和精神失衡时为重塑国家民族共同体勾勒的愿景，其内涵随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运动而调整。一般认为，“美国梦”一词由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于1931年在其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面对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境和社会挑战，亚当斯绘制了包含物质、精神、制度和主体等维度的愿景系统，将“美国梦”解释为：“这不仅是关于汽车和高工资的梦想，而且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力，并得到他人的认可，而不受出身或地位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围绕“美国梦”提出重塑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指标：第一，平等的发展机会，旨在让每个人发挥其潜力；第二，开放的等级结构，旨在使每个人的潜力发挥后能够改变其本来的命运，突破所处的阶层，进而增强国家建设的活力。广义来看，上面的界定和指标一方面延续了美国《独立宣言》的宗教底色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包含世俗欲望与精神信仰的博弈。例如，18—19世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现象凸显了财富积累与梦想追求之间的紧密关系，“西进运动”则提升了国家边疆拓展和安全建设的诉求。此外，美国大众在解读“美国梦”时，对“平等”“自由”和“流动”的高频次重申，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大众因需求未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焦虑感，并推动相关理念的进一步细化。到了20世纪末，泰德·奥恩比（Ted Ownby）在回顾20世纪初“美国梦”的核心价值时，从新消费文化的角度将其分解为富足梦、市场民主的梦、选择自由的梦以及追求新奇的梦，并呈现了其从精英话语传播为大众愿景的过程。由此，“美国梦”成为一个持续重构的反思性概念，体现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核心的内涵逻辑。
“美国梦”外延的拓展在于将美国的结构性危机转化为个人奋斗叙事，作为美国统治精英治理艺术的组成部分，“美国梦”的实践过程伴随精神与物质的辩证交互。换言之，“美国梦”在被提出时，侧重美国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形而上”层面，并嵌入“美国信条”的框架中。但是，美国大众追求“美国梦”的过程落在了住房和教育等难以完全借助个人力量实现的实践过程中，这使得“美国梦”的个人奋斗叙事有赖于社会参与和社会活力的提升。其中，住房作为财富积累的象征，被认为是“有尊严生活”的关键指标；然而，对于众多个人和家庭而言，受制于经济、政策及社会地位等多重因素，实现“住房梦”往往离不开美国公益组织的介入。教育则作为激发个人潜力的重要依托，既在共时层面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技能储备，以便加深人们彼此的理解，并提升个人的平等发展权利；也在历时层面改变贫困的代际传递，进而改善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社会地位，让个人在“出走”中实现地区、阶层的跨越。然而，当理想的社会秩序和个人愿景转变为完全物质化的衡量标准时，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等目标的实现便受限于结构性、集体性和语境性因素的约束。根据美国金融投资资讯网站“金融辞典”（Investopedia）2023年的统计，“美国梦”是该网站上搜索量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但实现这一梦想的成本高达345.53万美元，超出美国人终身收入平均值百万美元。这表明“美国梦”虽然仍颇受关注，但实现难度与日俱增。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7月的统计数据，4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曾经可以实现，但现在已无可能实现；另有6%的受访者则表示“美国梦”从没有可能实现。
“美国梦”的作用机制在于围绕“流动性”建构治理体系，并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外霸权来补偿国家内部凝聚力的流失。这使得“美国梦”带有例外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征。“美国梦”与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关联是全球化进程中地缘政治及文明冲突的结果。从“美国梦”到“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并非天然有之，而是与21世纪美国“易受攻击”的状况和宗教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的复兴相关。亨廷顿强调“9·11”事件对于美国人安全感的影响，以及对移民群体“祖国”认知的转移。另一方面，“美国梦”的国际传播借助美国的媒体叙事、移民政策和外交活动等成为全球化的媒介景观。在笔者2024年11月的田野访谈中，一位已加入美国籍的移民表示：“‘美国梦’现在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也有一些从小就成长并生活在美国的受访者感到很难清晰地定义“美国梦”的内涵，但认为这个概念是很多非美国人认识美国并尝试进入美国的吸引因素之一。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美国梦”曾试图以梦想的可复制性遮蔽美国各地区发展资源的差异，以自由贸易隐匿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以信息文化流动传播东方主义的叙事权威，以国际参与和协助淡化地方自主性流失的影响。由此，“美国梦”在内化与输出的过程中，勾连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和美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并显露出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多元现代化的持久矛盾。
因此，从愿景重塑到概念运用，从精英话语到媒体宣传，从国家治理技术到国际交往策略，“美国梦”的内涵、要素及其影响始终伴随着历史与当下、物质与精神、本土与全球等多重二元逻辑的交织互动，构成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理念中的内在张力。从目标来看，“美国梦”以宗教教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为底色，将美国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促进美国个人发展与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相契合的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愿景，其重点是期望协调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联邦体系语境中，多族裔国家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互促关系。从指标来看，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的生成有赖于满足个人生活和选择自由权、平等的个人和家庭发展权、公正的经济保障、开放的社会参与、文化多样性与价值包容性等要求。相较于很多欧洲的民族国家，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背景具有更强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特征，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单纯的国家内部工作，而是一项企图立足于全球人口流动的行动，这使得“美国梦”“美国人”与“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成为并行的概念。这种例外主义区别于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包含经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改造后的价值观——自由、公平、平等，以及美国的世界“救世主”角色。通过成为一种理念的代理人，美国的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将“例外”与“普世”相结合，尝试建构美国的核心、灵魂和国际形象，但美国国家特性的转变给该角色的扮演带来挑战。
三、系统性种族歧视：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结构矛盾
尽管“美国梦”为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提供了理念表征，但“谁是美国人”的质疑在21世纪越发尖锐。种族关系作为移民国家社会整合的重要议题，长久且深刻地烙印在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的生成机理中；而种族歧视作为“美国梦”理念张力的历史症结和现实结构，则成为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遭遇的系统性难题。
（一）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历史性痼疾
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批判了美国种族关系的“熔炉论”认知，强调各种族在保持文化主体性前提下的动态互构过程。这一过程嵌入政治博弈、资本积累和制度实践等维度，持续重构社会资源分配和群体权利边界，使得种族歧视所涉及的主客体、内容结构、表现形式和功能影响随之变化，进而成为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演进的历史动因。
美国种族关系在历时维度展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有关其国家民族凝聚力挑战的认识和理解也因此迭代更新。20世纪初，杜波依斯（W.E.B.Du Bois）用“双重意识”概念揭开种族歧视烙印在黑人身份、文化和生活上的伤疤；20世纪末以来，博尼拉-席尔瓦（EduardoBonilla-Silva）阐述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概念和社会学家乔·费金（Joe R.Feagin）总结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概念为剖析美国种族问题与国家建设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框架。深嵌入日常生活的种族歧视不仅诱发了后续诸多的美国社会运动，也在美国新种族隔离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其中，“系统性种族主义”既是对美国社会关系的写照，即“系统性种族主义不仅是种族偏见和个人偏见的问题，而且是一种物质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现实，深深植根于美国的主要机构中”；同时，它还作为一种理解压迫的概念框架及范式，关注种族压迫在社会整体系统各元素中的渗透和影响。具体来说，系统性种族压迫体现在种族结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刻板印象、种族主义情绪、歧视性习惯和行为等方面。在此框架中，白人的经济支配（white economy domination）、白人种族框架（white racial frame）、种族阶序结构（racial hierarchy）、有色人种的斗争和反抗（struggle and resistance）及其他因素经过奴隶制时代及合法隔离时代的积累，在现代种族压迫中造成白人在财富、资源、权力和特权等方面的代际传承。近年来，美国有关“白人愤怒”和“种族化”的讨论进一步催化了该国反种族主义的思潮。
纵向来看，系统性种族歧视贯穿美国国家建设和社会整合的轨迹，成为“美国梦”叙事悖论的历史注脚。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生成大致有三个立足点。其一，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在北美大陆的转化形式，种族歧视的文化基因深埋于美国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启蒙思想在北美地区的传播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主观念，而宗教、文学和艺术领域对非洲黑人的刻板印象强化了欧洲种族主义思想与北美地区发展、民族国家建设的关联，这成为独立战争的历史前提。其二，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生成伴随国家政权的分裂与维护，种族议题是美国联邦制下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争取社会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影响要素。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种族主义思想不仅随着殖民者的到来传入北美，还在北美经过在地化的处理而被合法化、制度化。以奴隶制为表现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深度嵌入美国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形成制度性种族主义的顽疾。其三，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深化伴随反种族歧视和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行动，随平等与隔离的并行轨道而更具针对性地植入公共生活。1863年实施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和1865年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引发美国国会的讨论，并推动了《1866年民权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尽管倡导黑人与白人的权利平等，但并未在南方各州获得批准，这削弱了相关倡导的现实价值。于是，美国国会于1868年通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确立了平等保护的条款。该修正案的第一款要求：“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该条款后来成为美国处理种族歧视问题时的关键援引内容。然而，在南方各州，公共设施、教育、就业和投票方面的种族隔离政策得到广泛推行，形成以“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为代表的“平等但隔离”的种族状况。这种转变将种族歧视从经济生产中对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压迫、思想观念上对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偏见正式转化为嵌入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种族差异待遇，形成平等之壳与歧视之实的双重并置，推动美国的种族歧视从制度性歧视转向结构性、系统性歧视。
横向来看，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在压迫与反抗的动态过程中保持渗透性和持续性，且种族和文化身份不断细化，导致“美国梦”实践的现实裂痕。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兴盛，推动了纾解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公共讨论和制度调整。相关抗争行动在提升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和发展机会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也逆向造成各种族内部、种族之间的递进性歧视、对立和冲突。此时，“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作为“隐形的、没有重量的背包”，涉及美国社会50余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重新隔离”的现象，对不同族裔、文化背景的移民持差异化态度，以此来维系“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的身份自豪。同时，美国的系统性种族歧视也不断被政治化、事件化、极端化，在重要时间节点、重大事件中被唤醒或激活，且新种族主义层出不穷，成为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不可回避的焦点。近十余年来，种族议题作为美国总统选举和政党博弈的关键筹码，变量属性越发凸显；同时，随着国际格局、全球经济及美国国内人口结构的变迁，种族歧视从生物和物质的差异转化为文化、精神和身份的争论。移民浪潮的持续、地缘政治的演变以及国际格局的重塑使得美国的多元种族在“文明的冲突”框架下加剧对“谁是美国人”的质疑。
由此，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深藏于美国国家建设和社会运行的文化基因中，具有代际传承和复制传播的效能。近年来，由黑白二元论、白人至上和文明冲突构成的三角关系，裹挟着身份政治导致种族主义愈演愈烈，这成为当代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历史痼疾。
（二）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系统性挑战
系统性种族主义渗透至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生态、教育、外交、文化、医疗和福利等社会生活的多个维度，影响美国各族裔的权益、尊严和发展机会，从而冲击“美国梦”的愿景成效。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党派虽然已经意识到种族主义对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影响，但其处理种族歧视问题的政策和态度往往存在明显的分歧。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Joe Biden）曾指出，系统性种族主义是“腐败性的”（corrosive）、“破坏性的”（destructive）且“代价高昂的”（costly），呼吁采取促进各领域公平的行动来为“国家灵魂”而斗争。202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总统就职演讲中表示，“将终结政府试图通过社会工程学将种族和性别强加到公共和私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政策”，并致力于打造“一个不分肤色、靠能力说话的社会”。这意味着，化解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历史遗产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茨（Steven O.Roberts）及其研究团队于2021年总结了构成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七大关键因素，为解析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复杂网络及其实际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罗伯茨等人将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列考察，提出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潜在危害在于：只要是处于种族主义社会中的公民，无论个体是否承认或认同种族主义的观点或行动，都会助长种族主义的气焰。根据此基本论断，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形成依赖于以下七个要素：类别（category）、派系（faction）、隔离（segregation）、等级制度（hierarchy）、权力（power）、媒体（media）以及被动或消极主义（passivism）。相较于传统研究将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问题局限于警察系统、司法系统、教育系统等特定领域，上述七大因素为全面理解美国种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结合美国国家民族建构的理念与历史背景来看，美国增强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根源性挑战至少包含以下五个维度：
第一，美国人口构成、土地分配和身份认知的特征建构了一个基于种族互动的社会结构，而针对移民、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的差异化监管和治理导致美国多种族的人口结构和种族间的认同差异与生俱来。首先，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各族裔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时间不同步，且在社会角色和资源分配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美国的人口多样性指数达到61.1%。在美国建国的历程中，白人群体曾作为各领域的精英人物，建构了一系列影响法律、政策和社会规范的特权体系和等级制度。其次，人口迁移与土地分配相互作用，在种族隔离的影响下导致空间上的不平等现象。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通常居住在较为落后的区域，难以获得社区自治、贷款和投资支持、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这导致种族问题与阶级、城乡和社区的差距交叠。再次，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非西班牙裔及非拉丁裔白人人口总数于2020年的人口普查中跌破60%，占比为57.8%。与之相对应的，拉丁裔、黑人、亚裔等群体的占比增加。但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并未带来等级制度和权力体系的根本性转变。在“失去多数地位”焦虑的驱动下，部分白人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参与等领域压迫少数族裔。
第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劳动分工机制固化各种族的生产生活角色，导致种族间的不均衡关系与阶级、性别、宗教等问题交织，多元群体之间的复杂互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隐形“引擎”，进而加剧了种族歧视的系统性渗透。首先，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EricWilliams）在其著作《生而无权：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中指出的，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显著，不仅表现为非洲裔黑人所遭受的劳动力剥削，也表现为杜波依斯所强调的“白人身份工资”优越感，即白人至上的经济结构。其次，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依赖种族化模式。换言之，基于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关系，黑人的劳动价值长期低于白人，而且劳动力市场内部各种族间存在“白人—黑人”以外的复杂歧视。与此相关，男性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权益不平等现象也愈发严重。另外，以红线政策、歧视性贷款、不平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等为代表的歧视性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不同种族间的财富差距；这些歧视政策与优先性原则叠加，将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排除在与白人同享机会的结构之外，导致补偿性正义难以从根本上实现。
第三，美国司法和执法系统中歧视长存，在针对非白人群体的执法过程中存在普遍的歧视现象，其系统内部也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微观社会结构。警察系统在美国的种族暴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领土扩张中，早期的英国移民曾是北美大陆上最有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在秩序建构中，司法和执法环节中的种族歧视对社会运行产生直接作用。根据国际种族正义和平等独立专家群体2023年的研究报告，美国司法和执法系统中的种族歧视现象显著。例如，美国黑人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近3倍，被监禁的概率是白人的4.5倍；美国每年发生的1000余起警察杀人案件中，只有1%案件中的警察被起诉；一些非洲裔的儿童被判终身监禁，孕妇在狱中生产时被锁链束缚，有人被单独监禁长达10年；一些非洲裔人在服刑结束多年后仍被阻止投票。另一方面，美国司法和警察系统内部也存在种族歧视，警察群体内部的“蓝色文化”导致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和等级制度交织，规训并同化黑人警察，使得黑人警察也成为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重要主体。
第四，美国教育资本的分配及人才培养的条件受种族歧视的干预，这加剧了种族差异的代际传承，强化了各种族间的派系之争、隔离之战。近年来，由于批判种族理论的攻击在学校愈演愈烈，学校被禁止讨论社会正义。这使得被动或消极种族主义在学生中蔓延，造成“有声的沉默”，不仅使部分少数族裔在“宿命论”中产生对其他种族和美国的憎恨情绪，也加深了不同种族间的刻板印象、仇视和隔离状况，激化了种族矛盾。
第五，全球网络化和数字化进程推动种族歧视空间、手段、内容的拓展，诱发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迷因”（meme）效应，使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隐蔽性、扩散性和破坏性呈指数级增强。长期以来，美国媒体在系统性种族歧视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无论影视作品对各种族形象的刻画，还是不同种族在媒体平台上发声的权利，均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对不同种族的刻板印象在自媒体活跃的背景下，转变成噱头和资本，裹挟着民族主义情绪，被更广泛地传播。同时，在数字时代，信息和数据逐渐被商品化和性别化，裹挟着意识形态和种族歧视等内容，形成对家庭、个人全空间、全时段的剥削。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认为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与种族主义交织，并列举了数字时代的雇佣、奴役、再生产和在脸书（Facebook）上的无偿数字劳动，再现了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当代顽固性。
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并非是简单地以种族为基础的排斥他人、施加暴力或虐待他人，而是一种基于种族的社会运行系统。该系统与美国国家建设的历史、要素、话语如影随形，包含特权、情感、制度、形象等多个方面，内嵌于美国的人口结构、领土分布、资本主义制度、司法与执法、教育与文化、数字技术发展等多个维度，展现出根深蒂固的特性。同时，在被动性反种族主义和前瞻性反种族主义的抗争中，传统种族歧视的阴影尚未消散，新的种族主义又伴随本土主义和仇外心理，不断催生新的隔离、压迫、歧视形态，这不仅给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世界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带来冲击。在全球化背景下，系统性种族主义的问题不仅是美国的内部问题，也成为影响国际交往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四、肯定性行动：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愿景目标与现实成效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争议性和复杂性。肯定性行动作为改善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社会经济状况的计划、政策和实践，其变迁与美国种族歧视的加剧辩证互动，经历预备、兴盛、受限和转化四个阶段。尽管202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彻底废除肯定性行动计划，但该决定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反响表明肯定性行动仍处于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和美国历史学家特里·安德森（Terry H. Anderson）所强调的“改进，但不结束”的状态。追溯肯定性行动的动态演进，有助于理解“美国梦”理念与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结构的交互过程，进而揭示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变迁的实践机制。
（一）制度矫正与治理异化
作为对增强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诉求的回应，肯定性行动的倡导者们尝试通过补偿、反歧视、增强多元和示范引导等策略，聚焦就业和教育等领域，以纾解各族群间的紧张关系。然而，相关政策难以规避因美国两党争斗而产生的工具化倾向，进而陷入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的纷争之中。
20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劳工群体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催生了“优待”少数群体的诉求，而种族主义思潮则增强了不同族群争取平等权益的紧迫性。于是，肯定性行动继承《1866年民权法案》的思想遗产，吸纳性别运动的部分内容，在对抗“吉姆·克劳法”的斗争中应时而生。1941年，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Frankin Delano Roosevelt）的第8802号行政命令要求，“国防企业不得因为种族、信仰、肤色和籍贯等原因而存在用工歧视”。该命令为《1964年民权法案》的第七条所涉及的反歧视内容奠定基础，成为肯定性行动中“肯定制”和“配额制”的先声。同时，罗斯福关于四项自由的阐述，成为后来美国人争取权利保护的重要思想基石。另一方面，1948年，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HarryS.Truman）的第9981号行政命令废除了美国武装部队中涉及“种族（race）、肤色（color）、宗教（religion）或国籍（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并成立总统民权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为促进社会权利平等建构了基本的组织保障。然而，当时的行政命令在实施中未能充分回应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在历史上所遭受的压迫和歧视。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相关政策逐渐聚焦美国种族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并基于事实平等的导向开展了侧重少数族裔的“补偿”和“优待”实践。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提出，“自由是在美国社会中充分、平等地分享的权利——投票权、工作权、进入公共场所的权利、上学的权利”；并表示，“仅有自由是不够的。你无法仅凭一句‘现在你已获得自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选择你中意的领袖’便抹除几个世纪以来的创伤烙印……仅打开机会之门是不够的。必须确保全体公民都具备跨越这道门的能力”。继而，一系列柔性政策在教育和就业领域得以实施，如在高校招生、公司招聘中照顾少数族裔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重点补偿了黑人的权益。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围绕“良好信念”推动了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落实，并以具体目标和时间规划的形式将相关政策化为刚性策略。其中，“种族配额”作为保障非洲裔、拉丁裔等少数族裔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手段，为这些群体跨越空间、阶层和等级体系提供了途径。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继承民主党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持续在国会、司法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推进肯定性行动的深化。此后，针对少数族裔公共服务、创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配额政策逐渐细化。
可以说，肯定性行动的早期发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黑人和妇女等少数群体的个人自由权、平等发展权和经济保障，通过改善教育、就业、住房等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对内缓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对外回应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然而，肯定性行动作为一种平息社会风波、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维护政党统治的制度选择，其具体策略是执政党理念、目标和战略的反映，在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环境中具有脆弱性和敏感性，潜藏着被系统反噬的隐患。
（二）象征性赋权与群体分化
在种族歧视的多层次结构中，少数族裔所能获得的权利总量有限，且这些资源并非被均衡地分配给少数族裔内部的各个群体。由于少数族裔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组合，其内部不同群体在资源分配中的重要性和优先度也呈现出较大悬殊。“种族配额”作为肯定性行动的基本策略，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将少数群体符号化和同质化的倾向，遭遇来自白人群体和少数群体的双重质疑。
“种族配额”策略激起美国白人的生存危机感，加剧了白人与其他族裔的社会分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几次司法事件暴露了肯定性行动的艰难进程。例如，在1979年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诉韦伯案中，肯定性行动被界定为不会妨碍白人发展机会的暂时计划。在1989年的里士满市诉J.A.克罗森公司案（下文简称“克罗森案”）中，最高法院驳斥了里士满市为少数族裔企业预留30%项目配额的计划，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所当然”对少数族裔的配额补偿和优待置于“严格审查”和“严密设计”的检验标准之下。到了1995年，阿达兰德公司诉佩纳案则把克罗森案的原则拓展至联邦政府，为肯定性行动加上服务于“使人信服的目的”的枷锁。从这个角度来看，肯定性行动尽管旨在争取少数族裔的平等发展机会，但仍未摆脱白人至上的基本关系结构。这种局限性使得肯定性行动难以摆脱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束缚，甚至可能加剧种族主义的蔓延，致使“美国梦”成为部分人群的特权，削弱美国的国家民族凝聚力。
另一方面，“种族配额”策略在具体实施中存在象征性赋权的倾向，这导致其现实效果与少数群体的感知之间出现断裂。这种断裂不仅体现在利益分配的表象层面，也深入到价值迭代和机会积累的本质维度。在利益分配阶段，外表差异较显著且符合“政治正确”标准的群体通常有更高的可见度。这种现象使得政策的实际受益者往往与肯定性行动的目标群体并不完全一致，进而导致利益分配与少数群体感知出现错位。在价值迭代阶段，利益分配与少数群体内部的差异，如阶级、性别、原籍、宗教信仰及交际网络等方面的差异交织，导致发展机会和渠道的固化，进而缩减了社会参与的开放性。在由种族和性别构成的双重二元结构中，部分少数群体未将问题归咎于系统性因素，而是认为其他少数群体侵占了自己的权益，从而激化了少数群体内部的竞争以及压迫关系的再生产。
事实上，肯定性行动映射了美国种族矛盾的历史之疾，象征性的配额赋权难以扭转系统性的社会压迫，且在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浪潮中产生了将系统挑战转化为个体责任和群体仇视的趋势。无论1989年的克罗森案，还是2023年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废除，都进一步凸显了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不稳定的环境中，美国种族主义问题的恶化以及“美国梦”与“美国人”认同的复杂性。
（三）多元性悖论与共识动摇
处于系统性种族歧视网络中的肯定性行动，也成为“美国梦”理念矛盾和“美国人”认同挑战的催化剂。作为一项有广泛影响的行动，肯定性行动的发展伴随“失语”和“缺位”的少数族裔登上公共舞台，使美国社会、文化和群体的多元性逐渐被美国人所认识。然而，正如许多西方国家面临多元文化主义困境，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多元性资源陷入政党斗争、文化战争、身份政治和信息茧房的泥沼中，这导致国家民族认同模糊化。
自21世纪起，对于肯定性行动的审视与检讨逐步演变为明确的禁止政策，并导致高等教育机构中非洲裔与拉丁裔新生入学比例的显著降低。过去，教育体系中的种族歧视常表现为因制度惯性而产生的权益分配不均，但现阶段的政策调整则是在意识到各族群差异的背景下，对少数族裔权益保护的回避或忽视。在禁止批判种族理论并推行无种族的种族主义政策过程中，肯定性行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并最终在2023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废止。最高法院的决定一方面稀释了肯定性行动所产生的积极成效，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少数族裔的社会心理压力。在笔者2024年的田野调查中，乔治梅森大学的教师及美国民俗学学会的成员均表达了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感，以及对未来文化多样性与价值包容性减弱的担忧。这种担忧在现实层面则表现为，即便在少数族裔学生占多数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少数族裔学生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也远低于白人学生，这进一步强化了白人的优越感。
在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对抗中，美国福音民族主义蔓延，朴素的保守观念越发顽固，认为白人受到反歧视的心态和呼吁愈发明显，这进一步加重了种族之间的矛盾；在政策与社会观念之间，不同政党的政治导向、法律导向与历史性、结构性的社会观念之间存在鸿沟；在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内部，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且阶级斗争被转化为文化战争，肯定性行动曾力求实现的补偿、示范和多元化发展效果日渐式微。
纵观历史，肯定性行动曾作为纾解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一种尝试，以补偿和优待等方式为少数族裔获得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而努力，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它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工作具有时空边界，但其倡导和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扩散性，牵连着“美国梦”的成效和“美国人”的认同。可以说，肯定性行动的跌宕不仅反映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演进，也深刻影响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建设主体、目标路径和现实价值。
五、结论与讨论
全球化和数字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趋势，共同推动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内涵、角色和能力的转变，并促使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杠杆。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背景、概念和手段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与因人口流动带来的族群关系重构紧密相连，并亟待综合考虑历史脉络和全球维度，进而探索系统性的建设方案。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其国家建设有赖于区位资源、地缘优势及全球人口流动带来的制度、经济、科技和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汇聚，也深受多元种族背景下民众参与、竞争、协商及合作程度的多重影响。
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以“美国梦”为理念表征，嵌入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历史与网络，并形成以肯定性行动为代表的实践。其中，“美国梦”的内涵随时代而变，掺杂着新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物质需求、结构性危机与个人奋斗叙事、国家内部团结与外部交流的交互演进，这使得以“美国梦”为理念表征的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受到来自身份二元论、白人至上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整体性冲击，并在文化战争与身份政治中呈现出信念崩塌、社会分裂和信用受挫等趋势。肯定性行动作为实现“美国梦”的计划，其成效反映“美国梦”的历史之疾；且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网络中，其实践与理念之间的张力愈发紧张。由于制度矫正、象征性赋权带来的治理异化和社会分化，美国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在多元性悖论中遭遇共识动摇的挑战。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性落幕一定程度上表明，当种族、物质、文化、身份、政治等因素与“美国人”的认同杂糅时，肯定性行动和“美国梦”便成了美国纾解系统性种族歧视中难以解开的结。这也反映了美国在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封闭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美国的案例呈现了全球人口流动加剧和多元主义盛行背景下，纾解族群、社会和文化冲突等痼疾以及恢复国家活力的历程和挑战。随着单一民族与国家对应关系的瓦解，全球正在朝着“世界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此框架中，世界的行动主体包括个体、群体、组织、民族和国家等多种类型，民族国家的角色则从过去的唯一行动主体转变成“在这个社会中为集体真理和美德发挥代理作用，并超越它：引领性的民族国家通常会展示自己作为普遍利益的实例”。正是在此意义上，国家民族凝聚力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成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实现共同体建设的焦点。一方面，人口流动与族群、文化多元是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关键变量，它们既可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发展提供要素和动力，也要求形成可将其转化为共识与活力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有赖于兼具激励性和开放性的概念话语、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健全的法律和治理体系、公正的教育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国际性的传播体系。因此，理解人口流动与族群、文化多元的复杂形态，建构历史与现实、理念与实践深度联结，且单主体利益与多主体共识、社会经济改善与精神文明发展、政策目标与实际成效相契合的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体系，在交往中促成理解、互鉴与协商，增强多元、开放与平等、包容的契合性，成为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的持久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