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影视人类学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影视人类学研究的时代使命与任务基础。在此要求下，中国影视人类学本土化研究需从异质化的地方性研究转向多样性与普遍性相关联的整体性研究。

影视人类学在中国始终坚持基本的任务和使命，这就是“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和“表述中国”。影视人类学依文化相对主义建构了基本的认识论框架和文化描写模式，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中发挥了文本不可替代的文化批评作用，产生了丰富的人文主义和反思式实验性影像志形态，为影像民族志从传统上对远方他者文化的描述转向关注我们自己的文化，为影视人类学本土化研究提供文化批评理论和跨文化对话协商的方法策略。我们尝试用“新时期影像民族志”来表述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思潮之后的影视人类学发展趋势，其特征是寻求在对文化多样性的叙述与阐释中回答存在性和同一性的问题，在理论上包含了哲学转向、地方性转向、叙事转向和本体论转向等一系列学术思潮。

新时期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取向和理论转向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两个共同体建设的学术要求。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影视人类学的基本观念对于各民族平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提供观念基础；是消除种族与文化偏见、抵抗民族与文化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为共同体建构包容性、同一性和凝聚力提供了方法路径。而影视人类学的理论转向为两大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实践方向。在具体学术实践上，影视人类学需要在以下四个层次和三个维度上规划新的任务和课题。这四个层次分别是指跨族别研究、跨区域研究、跨国别研究和跨人类研究；三个维度是指区域化视角、人地关系视角和跨学科视角。多层次与多维度相互交织成影视人类学新的研究领域与实践进路。

影视人类学的区域化研究取向

跨族别研究与跨区域研究是指跨越人类学民族学传统上对具体人群和小型社区的研究范式，以区域、流域和走廊为空间展开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的关系过程研究，研究区域共同文化对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作用。例如：我们规划和开展了“喜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 系列研究，在地域上包含从青藏高原到印度平原之间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域，横向上包含了从东部横断山脉到西部喀喇昆仑山间的山地民族区域，在研究上对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族、藏族和怒族等域内族群进行基于共同山地生态类型下的跨族别的影像民族志实践。另外，我们还在进行流域影像民族志和山地民族影像志研究等一系列区域化、流域化、跨族别的影视人类学研究。

影视人类学转向区域化是以书写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影像叙事来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在学术体系和理论建设方面，影视人类学需在传统上对地方知识观察、阐释和深描叙事的方法基础上，建构文化间互动的跨文化对话渠道。新时期影像民族志探索从象征分析阐释式的文化研究转向对事物本质和存在的讨论，回归于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与观念世界，路径为在当代现象哲学运动下影视人类学日常生活世界本体论转向等，目的是超越不同人群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天然障碍。在实践上，我们应探索影像民族志在新本体论的观念下从传统“时间性叙事”转向交往行动性的“空间性叙事”对区域化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影视人类学的世界化研究视野

影视人类学跨国别研究和跨人类影像志实验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实践路径。海外民族志研究和跨境民族研究是人类学的传统领域，同时也是学术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为此，在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应更多地进行影像民族志研究以增强跨文化表述和阐释能力。我们尝试在海外进行中资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影像志研究实践，影像志方法被证明在多方之间能够实现跨越文化的理解和反思，并促进相处和谐化的调适过程。我们还长期关注东北亚区域（基于山地流域的游猎、驯鹿、渔猎和农耕民族）和西南山地区域的跨境民族。

近年来，影视人类学开始尝试各种“跨人类”影像志实验。跨人类影像是基于“反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例外论”观念的影像实践。影视人类学“跨人类”研究的观念来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对民族志传统书写区域的重新观念化。这方面的代表有：以巴西的人类学家卡斯特罗和法国的德斯科拉为代表的亚马孙人类学，以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为代表的栖居路径人类学等。另一种是哲学化路径，如法国布鲁诺·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英戈尔德和拉图尔等以不同的路径把研究引向人类生活“最大的实际”，也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空“人类世”，即关注人类与自然（非人类）的相处境遇。因此，影视人类学在对抗人类基本冲突：文化、文明、种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将起到重要的观念建设作用。

影视人类学的跨学科方法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界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影视人类学家园观念主要可以概括出三个层面的意涵，一是“物质家园”，这是空间或物理意义上的家园，包括空间位置和住房建筑等。二是“生存家园”，是指山林、河流等和生活居住地的关系，是人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关系，还包括生存资源。三是“精神家园”，是人们心灵上的庇护感和归宿感，是象征与体验的统一。“物质家园”与“生存家园”又被称为“有形家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即作为根、祖国、故乡及各民族集体认同意义上的家园。

“精神家园”须依附于“有形家园”而生成、存在和塑造。研究“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要研究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家园，还需要深刻理解疆域、多样化的地理和生态环境等这些根源性土壤对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意义，以及象征性符号系统与共同体的互动、依存、生成和有形化的过程。相较于文本式研究，影视人类学的具象化表述及叙事性阐释能力更适于表述阐释这些关系性、过程性和空间性的问题，也更具现实应用价值。

研究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学科也发展出生态人类学、景观人类学等分支学科，还与地理学和历史学交叉而成人文地理学，研究自然环境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为了超越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新时期影视人类学探索学科的现象哲学和分析哲学转向，希望以非表征的方式为有形—无形家园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自然科学对物质世界的研究方法被证明也适用于人类历史的还原。在更广泛的人文社科领域，自然科学技术也可以是贯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手段，而影视人类学作为人文学科中颇具科技含量的学科，应更善于使用科学技术的方法进行文化研究。例如，在西南山地民族村落影像民族志研究中，尝试通过三维测量建模、数字虚拟现实和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村落民屋坐落、山水系统、风水结构、防御灾害系统、亲属房族位置关系进行呈现，也可对区域内村寨聚落进行规模化比较分析，能更好地阐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喜马拉雅山地社会研究中，影视人类学与实验语言学合作能更好地阐述人群迁徙流动的历史过程。另外，影视人类学吸收科学技术哲学、栖居理论以及技术人类学等理论方法，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路径。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2019ZDGH0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