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企业人类学案例研究”座谈会：管理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China-Canada Workshop on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Case Studies

    2008年8月5日，中加“企业人类学：案例研究”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召开。本次企业人类学座谈会由民族所科研处和人类学世界大会学术筹备办公室联合主办。来自加拿大怀雅逊大学（Ryerson University）的林小华教授和关键博士，南开大学的杨俊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的尉建文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继焦研究员作了专题发言。中加学者围绕企业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了一场管理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
    
    郝时远所长会见了加拿大学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对林小华教授和关键博士的来访表示欢迎，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加双方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座谈会由民族所科研处处长邸永君博士主持。
    
    座谈会上，林小华教授（怀雅逊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和关键博士（怀雅逊大学国际移民评估项目主任）联合作了《联接国际创新的跨国企业家：加拿大和中国的案例研究》的主旨报告。他们通过对加拿大华人社区深入访谈，探讨了技术创新和人口移民之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林小华和关键指出，加拿大现在面临着来自于提高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商业化的严峻挑战。在阻碍技术创新的众多因素中，其中之一是缺少能够技术创新（从知识创新到知识在市场中传播）的人才。为了缓解这一局面，加拿大政府作出了部分的补偿措施，制定移民政策，吸引国际高学历专业人士帮助建立国家技术部门。然而，到目前为止，虽然加拿大吸引了大量高学历的外国移民，这项措施的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国际高学历专业人士都没有能够进入他们的对口行业，而是大多进入两类行业：（1）进入零售和服务行业，他们的技能都没有发挥或者发挥得不够；（2）返回祖国，这样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技能和社会联系抓住创业机遇。当这些国际高学历专业人士返回祖国时，通常都有这样一种假设，这种移民的反向流动会导致“人才流失”，在历史上，这个现象是同贫穷和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一些学者看到了国际高学历专业人士回国带来的效益，如双边贸易和投资，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这种移民反向流动挫败了加拿大利用国际高学历专业人士加强本国经济和创新活动的目的。林小华和关键的研究认为，国际高学历专业人士带来的跨国创业活动不仅对加拿大有益，对中国也有益，为了知识的健康流动提供了机会。这种“人才循环”是怎样发生的？加拿大怎样从这种跨国企业家的跨国流动中获益？首先，中国的跨国企业家都具有高学历，高素质，专业实力雄厚，大都拥有在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工作背景，特别是在一些案例中，还有一些个人拥有多国的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人不是返回中国，而是把家定居在加拿大，跨国生活。跨国移民社区和归国人员的主要区别在于，在跨国投资行为中，跨国企业家强烈的希望吸纳加拿大，而不仅仅是把加拿大当作居住地。其次，根据跨国企业家的技能和教育背景，它们的经济活动包含了知识流动和技术创新。在行业类型和创新本质的基础上，一个跨国企业家会选择从多种方式吸纳中国。换句话来说，跨国企业家们会通过各种机制在跨界创新活动中联结加拿大和中国。再次，在创新的商业化过程中吸纳中国有多种原因，包括中国的人才库，日益提升的研发能力，在某些技术领域知识与技能的互补，以及越来越适宜商业化的环境，还有巨大的市场能力。考虑到个人企业家在国家技术发展中的影响，中国企业家指出，回国企业家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如因特网搜索引擎）担当了先锋，或者是帮助国家在新兴技术的发展中（如纳米技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加拿大可以从这种跨界活动中受益：利用中国的创新理念和原创研发；为可靠的知识转型提供必要的产品可能；加强在中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技术产品的销售。
    林小华和关键强调，尽管跨国创新活动前景美好，但是，跨国企业家还是表达了一些担忧：尽管他们希望能够在加拿大安家，但是总会有一些挑战强迫他们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做出选择。这些挑战包括，国内和国际对知识产权和关税等规章制度的不确定性、获得金融、人力资本和缺少信任与支持的社会网络等资源的困难等。比如，跨国企业家要想在加拿大获得风险投资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却蓬勃发展，特别对海外华人人才。但要想获得这些风险投资的条件是必须在中国开办公司。这些中国的跨国企业家不禁要问，为什么加拿大不能采取类似的措施，欢迎、支持并鼓励在加拿大土壤中进行创新活动的本土和跨国投资？显然，把跨国企业家视为国际创新连接式一个大胆的尝试，需要在大方向等问题上作一些根本的改变，主要是从参与全球供应链，推动跨国企业家为加拿大经济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努力吸引创新利益。林小华和关键认为，这个探索性的研究揭示了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潜力，特别是从加拿大-中国跨国比较研究的角度。这些分析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可以在以下领域做出贡献：（1）个人企业家。哪些抱负、天赋资源和文化特质可以是个人追求高风险同时又是高回报的创新行为？（2）创新网络。个人企业家之间的网络如何推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创新？（3）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人们。在一个国家中政府、制度和个人互动并产生创新的过程中，企业家的角色是什么？（4）跨界创新联结。个人企业家怎样联结跨界创新活动？（5）创新中的认知和文化适应。跨国企业家通过跨文化认知活动推动国际知识流动和整合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与会的中国学者与加拿大学者围绕企业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从管理学和人类学的不同视角进行了对话。南开大学商学院杨俊博士发言的题目是《创新性机会识别：创业者的网络结构与网络资源》，他研究了创业者社会资本构成与创业机会创新性之间的逻辑联系，并探索了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和创业经历对该作用过程的影响。杨俊博士的主要研究发现是：创业者社会交往面广、交往对象趋于多样化、与高社会地位个体之间的关系密切的创业者更容易发现创新性更强的机会。而创业者先前经验调节着上述影响机制，相对于经验匮乏的创业者而言，经验丰富创业者更容易从高密度的网络结构中发现创新性更强的机会，而难以借助更广泛的网络联系来发现创新性机会。
    
    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的尉建文博士就《民营企业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发言。他认为，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是以经济资源为主导的，追逐利益为目的，互惠为主要机制的，具有鲜明工具性特征的网络。官员网络对私营企业主至关重要。无论先赋性还是建构性的关系网络，官员在市场机会、资金和信息等诸多方面对私营企业主都有很大支持和帮助。客户网络能够给私营企业主提供最多的资源是信息，其次是资金和业务上的支持。亲缘网络除了情感支持之外，最大的支持是企业的创始资金和日常互助。尉建文博士强调，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建构和运作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官员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和“合理伤害权”是主导私营企业主和官员关系的两种机制。若从官员那里获得到足够的资源和政治庇护，私营企业主倾向于和官员建立特殊、密切的关系。反之，如果官员所带来的伤害大于所从其获取的收益，私营企业主则倾向于避开和官员打交道，呈现冷漠的关系。私营企业主建立何种客户网络，取决于交往和建构双方所涉及的潜在损失总量和可能带来的合作受益总量。如果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损失网络就会存在，反之网络就会走向解体。私营企业主动用亲缘关系网络不是基于对亲属的偏爱，而是把它们视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来利用。他们看重的是亲缘关系网络中的信任、责任伦理所能节约的组织成本、监督成本、交易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人类学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继焦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对28位华商和经理人的访谈及其分析：马来西亚华人的成功经验》。他通过2005年在马来西亚进行为期9个月的调查研究，对马来西亚28位华商和经理人的经历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出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的八大成功因素。包括：（1）是否对市场、技术和社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是否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对成功与否的影响很大。（2）即使不能抓住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先机，如果能够很快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对获得成功也有较大的帮助。（3）从商或从业丰富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4）有一定的客户或较广的社会关系是独立创业，也是获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基础。（5）家庭的支持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6）专注某个行业或职业长期做下去，也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7）教育程度高是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获得商业成功方面，从商或从业经验是否丰富，比受教育的高低更为重要。（8）管理能力和资金能力不是获得成功的初始条件，二者均是经过多年的从商活动逐渐积累起来的。张继焦指出，导致成功的因素还有勤奋、节俭、闯劲、坚强、个人能力、运气等，有时很难穷尽。
    
    与会加拿大和中国学者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与人类学世界大会学术筹备办公室最近在推动企业人类学研究方面展开的学术活动表示赞赏。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康乃尔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Matthew Erie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杜发春、张小敏、邓卫荣等10余人。大家认为，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并得到了很多非经济管理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关注和研究。2008年7月12日，《民族研究》编辑部与人类学世界大会学术筹备办公室联合举办了首届企业人类学研讨会，标志着企业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企业人类学是一门综合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经营管理学、经济学、广告、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学、市场营销学、消费者心理学等专门领域的跨专业学科，对我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来说，虽还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但将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