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字《北大王墓志》志盖（正面）：1976年春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乌苏伊合生产队沙日温都地方收集，原石现存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本拓片是1978年9月刘凤翥先生手拓；据刘凤翥先生了解：墓志发现于辽代北大王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的一个辽墓群中。该墓在解放前已被盗掘，墓门打开。1975年冬，当地社员进山劳动时进入墓中，发现仅存的一合墓志，随即送至旗文化馆收藏。墓志青砂岩质，志盖上圆下方，呈圭形，中高94、侧高70、宽61、厚7厘米。正面中央刻篆体汉字“北大王墓志”一行，无其它纹饰。背面刻汉字志文21行，志石长方形，高96、宽62、厚6厘米。上刻契丹大字二十七行。由于志盖与志石形状不同，志盖背面第六行汉文底部还残存一个契丹大字 ，专家推测，志盖是利用一个原来刻有契丹大字的碑打磨后改刻的。墓志拓本照片以及考释文章首次发表于《文物》1983年第9期；刘凤翥、马俊山的《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

 2、汉字《北大王墓志》志盖（背面）：1976年春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乌苏伊合生产队沙日温都地方收集，原石现存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本拓片是1978年9月刘凤翥先生手拓；据刘凤翥先生了解：墓志发现于辽代北大王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的一个辽墓群中。该墓在解放前已被盗掘，墓门打开。1975年冬，当地社员进山劳动时进入墓中，发现仅存的一合墓志，随即送至旗文化馆收藏。墓志青砂岩质，志盖上圆下方，呈圭形，中高94、侧高70、宽61、厚7厘米。正面中央刻篆体汉字“北大王墓志”一行，无其它纹饰。背面刻汉字志文21行，志石长方形，高96、宽62、厚6厘米。上刻契丹大字二十七行。由于志盖与志石形状不同，志盖背面第六行汉文底部还残存一个契丹大字 ，专家推测，志盖是利用一个原来刻有契丹大字的碑打磨后改刻的。墓志拓本照片和排印本以及考释文章首次发表于《文物》1983年第9期；刘凤翥、马俊山的《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排印本。

 3、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1976年春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乌苏伊合生产队沙日温都地方收集，原石现存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本拓片是1978年9月刘凤翥先生手拓；据刘凤翥先生了解：墓志发现于辽代北大王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的一个辽墓群中。该墓在解放前已被盗掘，墓门打开。1975年冬，当地社员进山劳动时进入墓中，发现仅存的一合墓志，随即送至旗文化馆收藏。墓志青砂岩质，志盖上圆下方，呈圭形，中高94、侧高70、宽61、厚7厘米。正面中央刻篆体汉字“北大王墓志”一行，无其它纹饰。背面刻汉字志文21行，志石长方形，高96、宽62、厚6厘米。上刻契丹大字二十七行。由于志盖与志石形状不同，志盖背面第六行汉文底部还残存一个契丹大字 ，专家推测，志盖是利用一个原来刻有契丹大字的碑打磨后改刻的。墓志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首次发表于《文物》1983年第9期；刘凤翥、马俊山的《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和刘凤翥先生的《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铭”再考释》（2008年11月3日 《辽夏金元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均为《北大王墓志》进一步作了考释。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有拓本照片。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注：拓片1、2、3是一套。

 4、汉字《道宗哀册》篆盖：1930年出土于永福陵，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解说：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忙哈地方的辽道宗皇帝的永福陵内。同时出土的还有汉字宣懿皇后哀册一盒。拓本照片先后著录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3号所载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和法国伯希和主编的《辽报》1933年第30卷。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和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以及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

 5、汉字《道宗哀册》：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地方的遼代永福陵。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解说：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忙哈地方的辽道宗皇帝的永福陵内。同时出土的还有汉字宣懿皇后哀册一盒。拓本照片先后著录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3号所载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和法国伯希和主编的《辽报》1933年第30卷。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和排印本。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和排印本。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排印本。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

6、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这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1930年出土于永福陵，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解说：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忙哈地方的辽道宗皇帝的永福陵内。同时出土的还有汉字宣懿皇后哀册一盒。拓本照片先后著录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3号所载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和法国伯希和主编的《辽报》1933年第30卷。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和摹本。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以及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有拓本照片。《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上刘凤翥先生发表的《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一篇论文作了较深度解读。篆盖上的契丹字于义为“大中央辽契丹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

 7、契丹小字《道宗哀册》：1930年出土于永福陵，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解说：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忙哈地方的辽道宗皇帝的永福陵内。同时出土的还有汉字宣懿皇后哀册一盒。拓本照片先后著录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3号所载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和法国伯希和主编的《辽报》1933年第30卷。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和摹本。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亦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有拓本照片。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注：拓片4、5、6、7是一套。

 8、汉字《宣懿皇后哀册》篆盖：1930年永福陵出土。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介绍：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忙哈地方的辽道宗皇帝的永福陵内。同时出土的还有契丹字宣懿皇后哀册一盒。拓本照片先后著录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3号所载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和法国伯希和主编的《辽报》1933年第30卷。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以及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本。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

 9、汉字《宣懿皇后哀册》：1930年永福陵出土。原石现存辽宁省省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介绍：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忙哈地方的辽道宗皇帝的永福陵内。同时出土的还有契丹字宣懿皇后哀册一盒。拓本照片先后著录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3号所载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和法国伯希和主编的《辽报》1933年第30卷。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和排印本。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与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以及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本和排印本。此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

 10、契丹小字《宣懿皇后哀册》篆盖：1930年永福陵出土。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介绍：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忙哈地方的辽道宗皇帝的永福陵内。同时出土的还有汉字宣懿皇后哀册一盒。拓本照片先后著录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3号所载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和法国伯希和主编的《辽报》1933年第30卷。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和摹本。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本和摹本。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亦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

 11、契丹小字《宣懿皇后哀册》：1930年永福陵出土。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刘凤翥先生说：1930年出土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忙哈地方的辽道宗皇帝的永福陵内。同时出土的还有汉字宣懿皇后哀册一盒。拓本照片先后著录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3号所载孟森《辽碑九种跋尾》和法国伯希和主编的《辽报》1933年第30卷。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和摹本。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本和摹本。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亦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此拓本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注：拓片8-11是一套。

 12、《许王墓志》志盖：1975年10月辽宁省阜新县白台沟出土。原石现存阜新市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解说：1975年秋出土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卧凤沟乡白台沟村的流井沟山坡。拓本照片和摹本最早著录于《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创刊号（文物出版社1977年12月北京版）。《许王墓志》盖上是契丹文和汉字书写、相互对译，但仅仅只有六个字，文字极少。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復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均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是首次拓本，弥足珍贵。

 13、契丹小字《许王墓志》志文（正面、左侧面、右侧 附残石）：1975年10月辽宁省阜新县白台沟出土。原石现存阜新市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解说：1975年秋出土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卧凤沟乡白台沟村的流井沟山坡。拓本照片和摹本最早著录于《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创刊号（文物出版社1977年12月北京版）。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復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是首次拓本，弥足珍贵。

 14、契丹小字《许王墓志》志文（背面）：这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1975年10月辽宁省阜新县白台沟出土。原石现存阜新市文博物馆。据刘凤翥先生解说：1975年秋出土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卧凤沟乡白台沟村的流井沟山坡。拓本照片和摹本最早著录于《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创刊号（文物出版社1977年12月北京版）。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復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亦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是首次拓本，弥足珍贵。注：拓片12、13、14是一套。

 15、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志盖：这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解放前出土于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村，原石现存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墓志拓本照片首次发表于《考古》 1973年第5 期。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復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亦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此拓本是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1975年9月在张学攷先生指导下手拓。

 16、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这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解放前出土于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原石现存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墓志拓本照片和考释文章首次发表于《考古》1973年第5 期，再后来《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上发表刘凤翥、于宝林的《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考释，本文利用对契丹小字研究的成果，并参照史载，以墓志释读和墓主人身份考证为内容，对该墓志作一考释。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復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亦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此拓本是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1975年9月在张学攷先生指导下手拓。注释：拓片15、16是一套。

 17、耶律宗教墓志盖：耶律宗教（991年——1053年）于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开始步入仕途，先后多次在中央朝廷担任重要职位，也曾出任过东京、西京、南京地区多个州的节度使，是圣宗、兴宗两朝的重要大臣。耶律宗教墓志文是1991年5月出土于辽宁省北镇市鲍家乡高起村。墓志盖为盝顶式，青色砂岩质，长107釐米，宽106厘米，厚17厘米，中央台面刻篆体汉字三行12字：“大契丹国广陵郡王墓誌銘记”，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神像，四角刻卷草花纹，背面刻契丹小字36行。鲁宝林、辛发、吴鹏撰写的发掘报告《北镇辽耶律宗教墓》发表于《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文中发表了墓志的拓本照片，并著录了汉字墓志文。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载有拓本照片。拓片是刘凤翥先生1994年8月手拓。

 18、汉字《耶律宗教墓志文》：耶律宗教（991年——1053年）于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开始步入仕途，先后多次在中央朝廷担任重要职位，也曾出任过东京、西京、南京地区多个州的节度使，是圣宗、兴宗两朝的重要大臣。耶律宗教墓志文是1991年5月出土于辽宁省北镇市鲍家乡高起村。墓志盖为盝顶式，青色砂岩质，长107釐米，宽106厘米，厚17厘米，中央台面刻篆体汉字三行12字，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神像，四角刻卷草花纹，背面刻契丹小字36行。鲁宝林、辛发、吴鹏撰写的发掘报告《北镇辽耶律宗教墓》发表于《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文中发表了墓志的拓本照片，并著录了汉字墓志文。契丹小字墓志文全文转写和汉字排印本首次发表于台北《汉学研究》1995年第13卷第2期。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排印本。本拓片是刘凤翥先生1994年8月手拓。

 19、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文：耶律宗教（991年——1053年）于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开始步入仕途，先后多次在中央朝廷担任重要职位，也曾出任过东京、西京、南京地区多个州的节度使，是圣宗、兴宗两朝的重要大臣。耶律宗教墓志文是1991年5月出土于辽宁省北镇市鲍家乡高起村。墓志盖为盝顶式，青色砂岩质，长107釐米，宽106厘米，厚17厘米，中央台面刻篆体汉字三行12字，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神像，四周侧面刻卷草花纹，背面刻契丹小字36行。鲁宝林、辛发、吴鹏撰写的发掘报告《北镇辽耶律宗教墓》发表于《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文中发表了墓志的拓本照片，并著录了汉字墓志文。契丹小字墓志文全文转写和汉字排印本首次发表于台北《汉学研究》1995年第13卷第2期所载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一文中。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载有拓本照有拓本照片。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12月北京版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刘凤翥先生手拓。注：拓片17、18、19是一套。

 20、汉字耶律习涅墓志盖：1987年秋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志盖为绿色砂岩质，呈盝顶形，纵66厘米。横64厘米，通厚11厘米，侧厚5厘米，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中央台面刻篆体汉字三行，每行三字。背面刻契丹大字三十七行。原石现存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拓本照片和首次发表于《考古》1991年第4期所载金永田的《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一文中。本文以墓志发现经过和墓志形制介绍来考释了墓志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 受到过刘凤霭教授多方帮助。

据金永田介绍墓志发现经过如下：1987年秋，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牧民额勒得去小罕山采药时，在一座被盗掘的辽墓旁发现一盒墓志，便用车拉回家中存放。1988年初，有人要出高价收买该墓志，额勒得意识到该墓志非同一般，经与其妻莲花商量后决定由莲花给在北京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工作的哥哥哈斯巴图去信询问如何处理此事为好？并将用铅笔划制的拓片同时寄去。哈斯巴图同志接到信后，马上回信告诉妹妹和妹夫，千万不能卖，这是一盒刻有契丹文和汉文的墓志，应与当地文物部门联系，交给国家。同时给全国政协常委、赤峰市政协副主席、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苏赫先生写信告知此事，并将妹妹的信及拓片寄去，以示极为关注。1988年3月15日苏赫副主席乘去巴林左旗工作之机，把金永田召到他下榻的宾馆告知此事，并要求尽快将墓志取回妥善收藏。金永田16日去浩尔吐嘎查与当地领导和额勒得一家说明来意后，额勒得欣然表示不要任何代价，将墓志交给国家。于是我就将墓志运回巴林左旗博物馆收藏。

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亦载有拓本照片。本拓片是巴林左旗博物馆金永田馆长赠送。。

 21汉字耶律习涅墓志文：1987年秋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志盖为绿色砂岩质，呈盝顶形，纵66厘米。横64厘米，通厚11厘米，侧厚5厘米，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中央台面刻篆体汉字三行，每行三字。背面刻契丹大字三十七行。原石现存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拓本照片和著录本首次发表于《考古》1991年第4期所载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本文以墓志发现经过和墓志形制介绍来考释了墓志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 受到过刘凤霭教授多方帮助。

据金永田介绍墓志发现经过如下：1987年秋，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牧民额勒得去小罕山采药时，在一座被盗掘的辽墓旁发现一盒墓志，便用车拉回家中存放。1988年初，有人要出高价收买该墓志，额勒得意识到该墓志非同一般，经与其妻莲花商量后决定由莲花给在北京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工作的哥哥哈斯巴图去信询问如何处理此事为好？并将用铅笔划制的拓片同时寄去。哈斯巴图同志接到信后，马上回信告诉妹妹和妹夫，千万不能卖，这是一盒刻有契丹文和汉文的墓志，应与当地文物部门联系，交给国家。同时给全国政协常委、赤峰市政协副主席、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苏赫先生写信告知此事，并将妹妹的信及拓片寄去，以示极为关注。1988年3月15日苏赫副主席乘去巴林左旗工作之机，把金永田召到他下榻的宾馆告知此事，并要求尽快将墓志取回妥善收藏。金永田16日去浩尔吐嘎查与当地领导和额勒得一家说明来意后，额勒得欣然表示不要任何代价，将墓志交给国家。于我就将墓志运回巴林左旗博物馆收藏。

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和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本和排印。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亦载有拓本照片和排印本。本拓片是巴林左旗博物馆金永田馆长赠送。

 22、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文：1987年秋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志盖为绿色砂岩质，呈盝顶形，纵66厘米。横64厘米，通厚11厘米，侧厚5厘米，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中央台面刻篆体汉字三行，每行三字。背面刻契丹大字三十七行。原石现存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拓本照片和摹本首次发表于《考古》1991年第4期所载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一文中。本文以墓志发现经过和墓志形制介绍来考释了墓志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 受到过刘凤霭教授多方帮助。

据金永田介绍墓志发现经过如下：1987年秋，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牧民额勒得去小罕山采药时，在一座被盗掘的辽墓旁发现一盒墓志，便用车拉回家中存放。1988年初，有人要出高价收买该墓志，额勒得意识到该墓志非同一般，经与其妻莲花商量后决定由莲花给在北京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工作的哥哥哈斯巴图去信询问如何处理此事为好？并将用铅笔划制的拓片同时寄去。哈斯巴图同志接到信后，马上回信告诉妹妹和妹夫，千万不能卖，这是一盒刻有契丹文和汉文的墓志，应与当地文物部门联系，交给国家。同时给全国政协常委、赤峰市政协副主席、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苏赫先生写信告知此事，并将妹妹的信及拓片寄去，以示极为关注。1988年3月巧日苏赫副主席乘去巴林左旗工作之机，把金永田召到他下榻的宾馆告知此事，并要求尽快将墓志取回妥善收藏。金永田16日去浩尔吐嘎查与当地领导和额勒得一家说明来意后，额勒得欣然表示不要任何代价，将墓志交给国家。于是我就将墓志运回巴林左旗博物馆收藏。

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载有拓本照片。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本和摹本。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亦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巴林左旗博物馆金永田馆长赠送。

 23、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契丹字）：简称为《郎君行记》。因历史缘故明清学者曾经误认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女真字。但是在《文物》1966年第1期刘凤翥先生作说明应该是契丹文字；1980年出版的金光平、金启孮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里也明白指出：（刘师陆）误认陕西乾隆的《大金皇弟都统终略郎君行记》是女真文字。”；1982年 胡顺利在《文物》第7期发表《“郎君行记”碑应是以契丹字书写的》一文、1983年刘凤翥、于宝麟又在《黑龙江文物丛刊》第3期发表《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石刻》文章、1992年樊英峰在《文博》第6期上发表《“郎君行记”碑考》、1997年牛达生在《考古与文物》第4期上发表《“郎君行记”与契丹字研究——兼谈不能再视《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等文章多次确定《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契丹文字。

    该碑文是金代用契丹文书写的碑文，刻于金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宋绍兴四年），位于陕西乾陵陵园内。碑文刻在无字碑阳面正中（实为该碑上题刻），碑文四周以五至十公分宽的线刻蔓草花纹边拦构成一个圭额、长方形身的碑面;碑额阴刻篆书坚行汉文文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 十二字，共三行，碑身阴刻竖行文字，前后分为两段，前段是少数民族文字，五行，行最多二十六字，最少十四字，共八十八字。后为正楷汉文文字，共五行，一百零八字，全碑实有字一百九十六个。这块碑文不但是刻于金代的契丹文官方国书，又是唯一的一块具有严格的两种文字对译、传世的契丹文字标本碑刻。由于该碑文文字较长，文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官名、年号、日、月、数字、干支等专用名词又较多，且又有严格的汉文对译，这就为正确释读和校正其它的契丹文的资料提供了有利条件，七十年代，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研究者正是依此作为突破口，对所有契丹小字资料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经过反复验证，依此碑文字初步推出了第一批原字的音值，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可见，这篇题记对于研究契丹文的历史和契丹语是多么重要。

《郎君行记》对于乾陵陵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一篇难得的实物资料。第一，碑文记载证明了当时乾陵仍旧松柏成林，不然何以来此打猎，印证了文献中关于乾陵号为“ 柏城” 称呼的记载。第二，碑文记述还证明了乾陵在后唐末帝李从珂下诏修复以后，历经战火，至金太宗天会十二年以前地面建筑已倒塌无遗，而撒离喝爱命鸿工，予以修复，可能狄仁杰等六十一朝臣像也予以绘新，这就成了乾陵历史上的第三次修复（ 第一次修复在唐贞元十四年、第二次病予以更多更详细的记载和总结。）第三，此碑刻题是金代文献中关于乾陵陵园的唯一记载。可见这篇题记，不但文字珍贵，而且所记内容极为重要，对于补史、正史也提供了实物资料。另外，它对于研究契丹文的书法艺术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和摹录本。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和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该拓片是1982年10月30日刘凤翥先生与于宝麟先生一起手拓的。

注：拓片23和24是一套。

 24、郎君行记残石：该殘石不知何时仿刻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只殘剰右上角，约有原石的四分之一。1982年11月1日刘凤翥先生在乾陵献殿发现的。发现后与于宝麟一起手拓的。原石现存乾陵博物馆文物库房。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1014年12月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注：拓片23和24是一套。

 25、汉字《萧义墓志铭》：1976年4月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叶茂台是距法库县城西南四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村。原石现存铁岭市博物馆。根据发掘报告可知，萧义墓是一座大型砖室墓，虽曾多次被盗，仍保存有大型石棺、墓志、铁锁、铁门鼻等遗物及墓内壁画三处。其中石墓志一方，无志盖，呈正方形，边长102、厚0.21米。志面阴刻楷书43行，各行中满字者为43字，全文计1745字，字迹较清楚。萧义乃辽后期一重要人物，但《辽史》本传仅寥寥137个字，故致其事不彰，其名不显。萧义墓志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地了解萧义的生平事迹，而且足资纠补正史之误阙，特作考释于后。

    《萧义墓志铭》的史料价值就在于:

    （一） 它明确地证明叶茂台这个墓群是辽代国舅之族萧敌鲁一系的墓地。这为综合研究契丹族的风俗、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依据。

    （二） 足以补证《辽史·萧常哥传》的缺略和谬误，有助于研究辽代晚期— 道宗、天柞两朝的政治历史。

（三） 其中关于祭山、柴册、复诞等礼俗的记述，也为研究契丹文化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增刊的朱子方《跋法库叶茂台出土辽萧义墓志铭》和《文博》2000年第6期的刘东社《辽萧义墓志考释》均载有拓本照片和摹本。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辑《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版）均载有拓本照片和排印本。 本拓片是1994年8月26日刘凤翥先生手拓。

 26、汉字《辽晋国夫人墓志铭》：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1949年11月发现于辽宁省阜新县腰衙门村，墓中出土了汉文墓志一合，还有陶瓷器、铜铁器和装饰品等。该墓志铭绿色沙岩质，.志盖方形，边长93.5厘米，顶面中心有46厘米的方形平面，上刻楷书阴文“故晋国夫人墓志铭”二行八字，四边磨成斜坡，志盖通厚15厘米。盖光素无纹饰，现左上角稍残坏。志石亦方形，边长与盖同，厚13 厘米。志石面边缘阴刻直沟纹一周，边线内刻志文。志文楷书，共三十行，满行三十字，总计83 5字。 1983年冯永谦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上发表《辽晋国夫人墓志考》，刊布了墓志拓本照片和排印本以及考释；1993年魏奎阁在《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上发表《辽晋国夫人墓志铭补议》，对晋国夫人之公、晋国夫人之夫、晋国夫人是否嫁耿元吉等几个方面作一考证。王绵厚、王海萍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著录本。本拓片是1978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

 27、李知顺墓志：1956年出土於内蒙古宁城县天义镇。长78厘米，宽77厘米。原石现存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李逸友1981年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第1期上首次发表《辽李知顺墓志铭跋》。盖之庸《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载有拓本照片和录文。此拓片是1977年11月刘凤翥先生手拓。

 28、辽代汉字萧僅墓志：原石现存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1981年1月20日，辽宁省阜新县八家子乡果树村村民发现一座辽代砖室墓，遂即上报。县文物主管部门及时派人进行清理。现予以简述，并对墓志略为考释，以求教正。萧仅墓位于阜新县八家子乡西北3公里的乌兰木图山南坡，东距果树村约1500米。乌兰木图山海拔831.4米，为阜新境内第一高山，属医巫闾山系。汇入大凌河水系的牤牛河即发源于乌兰木图山西坡。果树村东北侧是一条小河，为牤牛河支流。墓就座落在乌兰木图山南坡下，座北朝南，山坡平缓，四周较为开阔。墓志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发表于《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李宇峰的《表海波辽宁阜新辽萧仅墓》。本拓片是1992年8月4日刘凤翥先生手拓。

 29、女真字《海龙杨树林摩崖》：吉林省海龙县小杨公社庆云大队的九缸十八锅山（过去学术界称作杨树林山）上有两块相距仅几米远的崖刻。左侧靠阳的一块为女真丈刻石，无汉字对译。被称为《海龙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内容系记金太祖收国二年（1117年）在番安儿必罕设立谋克之事，刻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三月。右侧靠阴的一块为汉文、女真文基本对译的刻石，过去被称作《海龙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刻石的汉文内容，记的是金太祖在节山大破辽军立石之事，无刻写年代，这两块摩崖刻石虽然相处一起，近在咫尺，过去却一直认为相距三十里，前者在海龙县杨树林山，后者被说成在柳河县沟屯的半截山一个古洞上方。1979年，孙进已发表《海龙女真摩崖刻石》（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一文，确定了两刻石存在的确切地点，纠正了过去两刻石不在一起的误传，从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半截山摩 究竟是金代石刻还是近代伪刻。冯永谦同志根据李文信先生的指示发表了《海龙金汉文摩崖是近代伪刻》（载于《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一文。提出此刻石是近代邢王人的伪刻，不是金代遗迹，。1984年道尔吉、和希格发表《海龙汉文、女真文对译摩崖真伪辨》（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也认为所谓的《海龙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不是金代的石刻，而是古董商邢玉人的伪刻。本拓片是1978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

 30、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铭》一合：1951年夏辽宁省锦西县孤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山神庙子乡西孤山村）出土，原石现存锦州市博物馆。志盖正面中央刻牡丹花一朵，无文字。背面刻汉字志文。志石刻契丹大字志文。契丹大字志文的出土报告最早发表于《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刘谦的出土报道中。《考古》1960年第2期发表了雁羽（张彦儒的笔名）《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据此文了解：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过去曾有过调查和了解。前辽西省博物馆筹备处于1954年10月曾派人去过西孤山，并运回该墓所出的大安五年墓志1合。1957年11月前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遵照辽宁省文化局指示又派人前去调查一次。该墓早在日寇占领东北初期即已被破坏。1958年5月我们进行正式清理。清理结果如下：西孤山村位于锦西县城西偏北处，相距45 公里。村周围多山，往东14 公里即大虹螺山脉。女儿河从村东、南面徊揍而过。村南半公里处有一座`保安寺，现为小学校址。寺后为丘地，群众称之为庙后山，山坡较援，辽墓位置即在接近山顶的东南坡上。山北坡下面就是西孤山村落，距墓地有30 0 米左右。此墓是在岩石层里开凿壙以筑室，相当坚固。据墓志，知墓主人（萧孝忠）是辽道宗（耶津弘基）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入葬的。墓志同时刻着契丹文字和汉文字，这给研究契丹民族厉史和文字增添了新的材料。此墓有绝对年代，也就对辽墓分期及辽瓷分期问题，尤其是对辽三彩釉器、绿釉长颐瓶等的流行时间，都提供了可以进行断代的明确资料。

    还有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8年新第7期有关《萧孝忠墓志铭》的摹本。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

 31、契丹大字和汉字《耶律延宁墓志铭》：1964年冬出土于今辽宁省朝阳县柏树沟村辽墓。志石呈方形，长84、宽83厘米。其志文分上下两个部分，阴刻，上半部分为19行契丹字，下半部分为24行汉字。保存尚完好，文字基本上清晰。有覆斗状志盖，无纹饰，保存亦尚完好。墓主耶律延宁葬于统和四年（986年），曾出任过羽厥里节度使。为我们研究辽代早期我国北方的疆域以及契丹民族的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拓本照片首次发表于《文物》1980年第7期（《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第22页。刘凤翥、于宝林在1984年《文物》第5期发表《“耶律延宁墓志”的契丹大字释读举例》一文，嵇训杰1987年在《北方文物》第4期上发表《“辽耶律延宁墓志铭”考释》一文进一步作了考释。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和于宝麟先生手拓。

 32、契丹小字博州防御史墓志： 1993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在本旗新地乡老虎沟村清理了一座早期被盗的古墓。在墓室淤泥中清理出石棺一个、汉白玉质契丹小字墓志一合、白釉瓷盘可复原者四件、以及残的铜丝网络等。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契丹小字墓志，虽残去左右两角约70字，但仍存1570余字。墓志通体晶莹洁白，共刻51行，现存48行。博物馆把墓志拓本送刘凤翥教授进行解读鉴定后得知，墓志残去了题目及姓名部分，墓主人是辽末降金的契丹人，在金代曾任博州防御史，死于金代皇统二年（1142），享年六十三岁。其妻死于大定十年（1170）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岁。该墓志在契丹小字资料中是时代较晚的。这是继刻于天德二年（1150）的《萧仲恭墓志》出土之后，第二次出土金代的契丹小字墓志。它下距明令废除契丹字的明昌二年（1191）仅有21年，并出现了其它契丹小字资料中不曾出现的新字，从中可以研究晚期契丹小字的情况。它的发现必将有力地推动契丹小字的解读工作。原石现存敖汉旗博物馆。1994年朱志民在《民族语文》第3期发表《敖汉旗发现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史墓志铭》一文。盖之庸《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载有拓本照片。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1994年9月6日刘凤翥先生手拓。

 33、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暨汉字志盖一合：1969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山嘴子公社毛布沟村（今属翁牛特旗乌丹镇）发现了辽墓。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今赤峰市博物馆前身）的于庚寅、苏赫、项春松等随即赶往现场清理发掘。发掘工作持续到第二年6月才结束。经发掘探明，这是一个共有4座辽墓的家族墓群。1969年9月，在一号墓出土了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墓志盖为青灰色砂岩质，呈盝顶形，底边每边60厘米，高11厘米。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神像。四角刻牡丹花，中央台面刻九迭篆体汉字2行共6字“故耶律氏铭石”。志石亦为灰色砂岩质，正方形。原石现存赤峰市博物馆。拓本照片和摹本最早正式发表于《文物资料丛刊》第5集所载苏赫《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考释》一文中（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北京版）。苏赫先生先发表了《耶律氏铭石初考》，后又发表了《〈故耶律氏铭石〉考释》，考释出契丹小字人名“耶律固”，还考释出《耶律氏铭石》《辽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的撰者都是耶律固及官名“高州观察使”。刘凤翥、于宝林继而发表了《〈故耶律氏铭石〉跋尾》。

《故耶律氏铭石》出土后的三十多年之间，学界一直不知道墓志主人究竟是男是女，直到 2000 年，卢迎红和周峰解读出契丹小字 于义为“娘子”，才使研究《故耶律氏铭石》的工作获得重大突破。爱新觉罗乌拉熙春首先考证出来《故耶律氏铭石》（以下简称《铭石》）的主人是耶律迪烈之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现对《铭石》做些考释。刘凤翥先生2014年在《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0期上又发表《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考释》一文，考释了《铭石》主人的祖先、丈夫家族、子女和姐妹与弟弟等情况，为今后进一步解读《铭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起 25 年之前《契丹小字研究》出版时，确实前进了一大步。然而距离《铭石》的彻底解读还相当遥远。只有在解读契丹语的固有单词方面狠下功夫，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突破。盖之庸《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载有拓本照片。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1975年11月8日刘凤翥先生手拓。

 34、契丹小字《海棠山墓志》残石：该墓志是1991年秋罗显明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乡的海棠山。原石现存阜新县文物管理所，墓志为花岗岩変种片麻岩。原来应为正方形，现已残去右半边，仅剩呈长方形的左半边。长104厘米，宽16.5厘米。残存契丹小字十三行。拓本照片和摹本最早发表于《考古》1992年第8期所载吕振奎、袁海波《辽宁阜新海棠山发现契丹小字造像碑》一文中；1995年吕振奎在《民族语文》第4期上又发表《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补释》一文，对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进行了补释。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 1992年7月30日刘凤翥先生手拓。

 35、契丹小字《萧高宁•富留太师墓志铭》残石（旧称《萧氏墓誌》或《萧令公墓志》残石）：1950年3月1日辽宁省阜新县腰衙门出土。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拓本照片和摹本最早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9期（《阜新契丹萧氏墓調查報告》）。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復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摹本。王绵厚、王海萍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著录本。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本拓片是1975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

 36、尚暐墓志： 1959年出土於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镇，原石现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1961年第9期所载郑隆《昭乌达盟辽尚暐符墓清理简报》首次刊布了拓本照片和排印本。盖之庸《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载有拓本照片和录文。此拓片是1977年12月刘凤翥先生手拓。

 37、宋匡世墓志（汉文）：宋匡世（978~1025年），字成绩，辽宁凌源人，官至北安州兴化县令。（辽）王景运撰，辽太平6年（1026）3月7日刻，民国8年（1919年）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县北孙家杖子，拓片原物状况是附刻，书体与行款：正书35行行32字，原石现村辽宁省博物馆，王绵厚、王海萍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碑誌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北京版）刊有拓本照片和录文。本拓片是1978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

 38、夏蕴石棺记：夏蕴石棺原出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辽中京故城内步登皋大队，1959年当地文物普查时在群众家中访得，石棺盖收存于宁城县辽中京馆。夏蕴火葬，所用石棺也就是骨灰匣。石棺盖为自砂岩质，长覆斗`形，长113、宽85、中间盈顶面长83、宽53、厚7一12.5厘米。盈顶四个刹面光素无纹饰，盈顶周边则刻有一周回纹图案。《夏蕴石棺记》就刻在盈顶面上。上部为记题，篆书，4行12字;下部为记文，楷书，10行96字。一般辽墓墓志多为方形，篆盖与志文各为一石，志盖作覆斗形。《夏蕴石棺记》相当于将篆盖与志文合刻在志盖上，又与葬具结合起来，是一种变通形式，颇不多见。由于年代久远，题记多有剥蚀磨损，中部尤甚，已模糊不易卒读。《夏蕴石棺记》不仅反映出辽文化所受神仙道教、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反映出它与唐代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辽代文化正是上承唐代文化的余绪。原石现存辽中京博物馆，本墓志拓本照片和摹本以及考释文章首次发表于《文物》1985年第5期曹汛5的《辽“夏蕴石棺记”考》。盖之庸《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呼和浩特版）载有拓本照片和录文。本拓片是1994年9月12日刘凤翥先生手拓。

 39、仁懿皇后哀册盖（汉文）：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汉名梅岭蕊）在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瓦林茫哈地方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从中出土了汉字仁懿皇后哀册等文物。原石今藏辽宁省博物馆。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本拓片是早年购买的旧藏。

 40、圣宗文武孝宣皇帝哀册盖（汉文）和文武太孝宣皇帝哀册文（汉文）：辽圣宗耶律隆绪（971年—1031年），辽国第六位皇帝（983年—1031年在位），契丹名文殊奴。是辽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49年。他即位前曾被封为梁王。圣宗文武孝宣皇帝哀册出土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地方的永庆陵，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王绵厚、王海萍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本计划）有拓本照片和录文。本拓片是所内旧藏。本拓片是早年购买的旧藏

 41、仁德皇后哀册盖（汉文）和圣宗仁德皇后哀册文（汉文）（共2个拓本）：仁德皇后（983年—1032年），萧氏，小字菩萨哥，契丹族，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皇后，谥号为仁德皇后，尊号为仁慈翊圣齐天彰德皇后。仁德皇后哀册盖1930年出土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额瓦林忙哈地方的永庆陵，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著录本。王绵厚、王海萍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本计划）有拓本照片和录文。本拓片是早年买来的旧藏。

 42、钦哀皇后哀册盖（汉文）和大行太皇太后哀册文（汉文）：钦哀皇后萧氏（？—1057年），小字耨斤，辽圣宗嫔妃，辽兴宗之母，公元1032年，尊为皇太后，谥号“钦哀皇后”。1930年出土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额瓦林忙哈地方的永庆陵，哀册为汉白玉材质，呈方形，体大而厚重；册盖边长均约130厘米、厚约30厘米。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辽圣宗耶律隆绪是辽朝第六位皇帝，也是是辽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太皇太后，是中国古代人对皇帝的祖母（包括嫡祖母和生祖母）十分尊敬的称呼，也就是对尚还在世的先帝母亲（嫡母和生母）的尊称，原来是皇太后，再晋为太皇太后，钦哀皇后是太皇太后。金毓黻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1934年4月伪满奉天省公署印刷局发行）载有拓本缩印件和摹本。王绵厚、王海萍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北京版）载有拓本照片和录文。本拓片是早年买来的旧藏。40、41、42都是永庆陵出土的。

 43、女真字汉字《海龙金太祖息马摩崖》（亦称《半截山女真字摩崖》）： 刻于吉林省梅河口市小杨公社庆云堡大队九缸十八锅山。右上角刻有汉字“大金太祖大破辽军于节山息马立石”，右起竖书楷体女真字3行15字，字迹清晰。这并不是金代石刻。而是古董商人邢玉人于20世纪30年代伪造的。本拓片是1978年10月刘凤翥先生手拓。

 44、女真进士题名碑（女真字）：又称《宴台金源国书碑》，是国内现存重要的女真文字碑刻之一，对于研究金代科举制度和女真文字都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碑原在开封宋门外宴台河村之宣德庙（又称关帝庙或关王庙）中。清道光九年（1809年），刘师陆发现后，遂移至开封城内文庙崇圣祠前。民国年间，先后移交河南省图书馆和河南省博物馆保存。河南省博物馆迁郑时，此碑移交开封市博物馆保存。又于1988年秋立于该馆新建的石刻碑廊。《女真进士题名碑》按碑文记述立于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元年（1224年）六月十五日。时值金人因受蒙古族的威胁自首都中都（今北京市）迁都南京（今开封市）后十年，又经十年金国灭亡。此碑高1.90、宽0.60、厚0.22米。碑阳文字计二十三行，每行字数多少不等。由于该碑年代已有七百余年，又经风雨浸蚀，碑座早佚，清末被发现时，其碑身下半截已漫德损毁，文字剥落残蚀，辨认不清，每行准确的字数不详。该碑在明宣德二年又移为它用，在碑阴刻“新创顺河庙记”之文，现在尚可辨认数字，碑阴是否原有汉字译文已不可考。刘师陆先生认为其碑阴应该有汉字译文，实属猜测而已。现在由于条件的改善和国家的重视，此碑已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护。

    自清道光年间发现以来，越来越引起中外专家学者的注视，许多学者对此碑都有专门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罗福成的《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原载《国学季刊》l卷4期，1932年12月）、王静如的《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载《史学集刊》3期，1937年4月）。金光平、金启综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北京版）有拓本照片和考释文章，

    本拓本是民国时期拓本，买来的旧藏。

 45、故闕特勒碑（汉文）：唐开元廿年；闕特勒碑（突厥文碑）；突厥文碑，三个一套，同一个碑文拓本，据刘凤翥先生了解是购买的。“阙”是人名，“特勤”是突厥贵族子弟的称号。19世纪末俄国学者发现于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碑文记述后突厥汗国创立者毗伽可汗与其弟阙特勤的事迹。阙特勤碑是突厥与唐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阙特勤碑》的突厥和汉文的铭文前所未有的戏剧性对比，真实反映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短暂和平时期的诡谲关系。　《阙特勤碑》碑圭首上镌刻“故阙特勤之碑“楷书汉字，碑文为唐玄宗御书，字体为隶书，十四行，行卅六字，工整而法度森严。在碑文中，唐玄宗首先追述了唐与突厥历代的友好关系，然后强调双方自玄宗朝确定父子关系后，即呈现了新的和平，碑文所“?quot;受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虐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对于唐与突厥的关系，玄宗在碑文结尾以诗为颂：“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网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碑阴侧三面为突厥文，碑文是以毗伽可汗的口气写的，表现了毗伽可汗与其弟的深厚感情，文中写道：“如阙特勤弗在，汝等悉成战场上的白骨矣。今朕弟阙特勤已死，朕极悲惋。朕眼虽能视，已同盲目，虽能思想，已如无意识。“ 1892年，俄国出版了碑文图录照片。1894年，丹麦人汤姆森宣布释读出双碑，译文刊于《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中。此后，中国学者展开了对《阙特勤碑》的研究和拓印。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20《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中，对这个过程有详细记载。文中介绍了清驻蒙古乌里雅苏台将军志锐，遣人赴现场拓印了《阙特勤碑》，其上有志锐将军的题跋，称这里的生活很豪迈，“短衣射猎，与蒙人为伍，毡房吃羊，均来得及。”此为《阙特勤碑》的第一份拓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宣统年间，清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大臣三多拓印200份《阙特勤碑》，分赠友好，并著长篇跋文发表，从此，深藏于草原的突厥名碑渐为世人知晓。1935年11月，中国蒙古史学者韩儒林先生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6期上，发表了《突厥文特勤碑译注》一文，使我国学术界知悉了《阙特勤碑》的突厥文内容。此拓本是我所旧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