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工程与社科基金项目联席研讨会
“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与前沿”第六讲
文化表象的记录与标示
——民俗地图的扩展应用
主讲人：何彬，首都大学东京（原东京都立大学）教授
评议人：刘正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梁景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2015年10月20日上午10:00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大学院内6号楼）第三会议室
演讲提要：
一、相关背景介绍
在民俗研究论文或田野作业报告里，可见到运用各种表格、照片、示意图对文字表述进行辅助性提示，可以使民俗记述视觉化、条理化，统称为“民俗图表”，而地图、分布图、变迁图等，一般则被归入“民俗地图”类，指从民俗学记录及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各种符号标示民俗事项的类型、数量、形态以及某种民俗的特性、变迁规律等信息数据及研究内容的地图。
民俗地图起源于欧洲，引进日本后在日本民俗学界和语言学界有效发展， 成为超越地理学的社会学科记录和阐述文化表象的一个方法。
民俗学研究者利用地图的平面可视性和广范围显示性等特性，通过民俗地图观察、分析民俗传承的地理性分布，认识民俗现象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表象，达到把握民俗的地域特性进而揭示民俗本质的目的。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急速发展，日常生活里的民俗迅速消失，纪录尚存的民俗文化成为当务之急，日本文化厅开始策划绘制、发行全国性分类民俗地图的庞大工程。
第一阶段，在相当于中国 “省”级行政区的“都•道•府•县”行政范围内，各选定三十个左右的民俗调查点，花费三年时间，进行了20个民俗项目的定点调查，获取基础数据资料；第二阶段，由民俗学者直接参与，绘编分类资料的民俗地图。这个阶段持续了45年之久。
二、民俗地图的应用
社会科学学者在认识、分析日本文化时，常常会根据各自的需要借助民俗地图资料提供的信息。
中小学生或大学生为了完成解读家乡的课题作业，会查阅、使用民俗地图，依据民俗地图和附属的民俗讲解资料来论述本土文化或开展民俗文化的地域比较研究。
在日本民俗学界，民俗地图标示法被定位为民俗学研究辅助方法之一。民俗
地图首先是客观显示民俗分布、表示民俗存在、变迁、移动的记录手段。当民俗研究者用它标示某种民俗研究结果、阐述民俗理论时，民俗地图则成为一种研究手段。前者即“记述型民俗地图”，显示民俗分布的地图制作率和使用率较高，后者即“研究型民俗地图”，是提示民俗特性研究理论的地图，其学术性高、影响力大，但制作要求较高、制作难度大。柳田国男根据其绘制的蜗牛方言词汇分布的民俗地图，提出了著名的“方言周圈说”，后被扩展为诠释日本文化的民俗周圈论，是民俗图示与理论创建的著名事例。
三、民俗地图类别
按制作、使用目的可分为两大类别：
a. “记述型民俗地图” (或称“资料型民俗地图”)；
b. “研究型民俗地图”(或称“理论型民俗地图”)；
从具体标示方法区分, 按照标示符号及制作目的的不同，可分细为多种类型；按照图示范围、标示数量或制作主体，亦可分为多种类型。
学术界对这类民俗地图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行政参与和行政资助促进了民俗地图的制作，促进了民俗地图在民俗学科的普及，及时记录了许多处于时代转折期的稍纵即逝的民俗文化和民众生活各方面的珍贵数据。
掌握民俗资料学系统知识，导入多角度审视并立体、广域呈现文化表象的 “民俗地图标示法”，并将其有效地扩展到文化研究、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研究领域，是此次讲座的主旨所在。
讲座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民俗资料学与民俗地图（事例、类别、制作）；第二，民俗资料学方法实践的扩展。
主讲人简介：
何彬，首都大学东京（原东京都立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汉民族、宗教与民俗、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1993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获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论文博士学位。
2007年至今，任首都大学东京(原东京都立大学) 人文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中央民族大学民俗中心、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中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冲绳国际大学南岛研究所、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冲绳大学地域研究所客座或共同研究员。
现任国际亚洲民俗学会副会长、日本口述历史文化协会副会长、日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论著有：《江浙汉族丧葬文化》、《中国东南地区的民族志研究——汉族的葬仪、死后祭祀与墓地》、《革命的实践与表象——从人类学角度审视现代中国》、《中国社会文化演变诸面相》等专著多部及《萨满与他界观——汉族神?灵?人交流的特征》等论文30余篇。